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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直译珀尔·巴克，美国作家、人权和女权活动家。出生4个月后即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中国，在镇江度过了童年、少年，进入到青年时代，前后长达18年之久。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她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在镇江风车山上在她小时候就读过现在仍然存在的崇实女中内有她的故居。同时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的西墙根下，矗立着一座三层的西式小洋楼。也是赛珍珠居住工作过的地方，作为以中文为母语的美国女作家，她曾在这里写下了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凭借其小说 ，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并在1938年以此获得美国历史上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1934年，赛珍珠告别了中国，回国定居。回国后她笔耕不缀，还积极参与美国人权和女权活动。1942年夫妇创办“东西方联合会”(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致力于亚洲与西方的文化理解与交流。1973年5月6日她郁郁中去世于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 Vermont)。
她也是唯一一个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也是目前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
摘要：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展现了旅居美国的知识分子梁文华及其子女的人生际遇――在中美两国中辗转漂泊。梁家两代人出现了文化与生活的多重错位，使他们成了永远的异乡人、边缘人。这既有现实生活层面的客观原因，也有文化层面及个人层面的主观因素。这种人生际遇的多重错位，其实质是地理家园与心灵家园的双重丧失;其无家可归的无根状态隐喻了人生的普遍境遇和宿命。
关键词：赛珍珠;边缘人;《同胞》;异乡人;错位人生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展现了旅居美国的知识分子梁文华及其子女的人生际遇。笔者拟从人生际遇角度入手，以梁氏父子的人生遭遇为主线，解析梁氏家族的错位人生，探讨其错位的原因和实质，为身心分裂的现代人提供启示。
一、错位人生――永远的异乡人、边缘人
异乡人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也是文学中的永恒主题。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和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帕克对异乡人做出了理论阐述。齐美尔从社会学史的视角首次提出了“异乡人”概念：异乡人是潜在的流浪者，被固定在一个特定空间群体内，或者在一个它的界限与空间大致相近的群体内[1]。异乡人在群体中的位置十分特殊，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他将一些不可能从群体本身滋生的质素引进这个群体[2]。其后，帕克于20世纪20年代将“异乡人”译成英语，并以“边缘人”作为异乡人理论拓展形式中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意指一种新的人格类型，等同于文化的混血儿。边缘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与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能完全被所融入的新的社会接受，他们站在从未完全互相渗入或紧密交融的两种文化的边缘。
赛珍珠《同胞》中的梁氏父子正是这种异乡人、边缘人。赛珍珠将作品主人公梁氏父子安置在跨文化环境中，并展现其由错位人生产生的漂泊感。这种错位人生实质上是多重错位。首先，是个体生活与环境的错位――个体远离自己熟悉的故国生活环境，丧失了自己的地理家园，成为异乡人，这是最为表层、最为常见的地理错位。其次，是个体的现实生活环境与其文化认同的错位。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错位，包括文化的根与生活环境的错位、价值取向与时代思潮的错位、文化认同与自身文化秉性的错位，个体由此丧失了自己的心理家园，成为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异乡人、边缘人，这是更为深层的心理错位。
1、永远的异乡人――梁文华的错位人生
梁文华的人生无疑是错位的，这既牵涉个体与环境的错位，也牵涉生活环境与其文化认同的错位，还牵涉价值取向与时代思潮的错位。这多重错位，使其无论身在何处，永远都是异乡人。
梁文华最表层的错位是生活与环境的错位。祖籍中国华北的梁文华，出于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选择远离现实的地理故乡中国，远走异国他乡长期客居纽约，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漂泊者、异乡人。但吊诡的是，在感怀故乡沦陷与追思故土的同时，梁文华选择的并非回归故乡而是苦苦留守美国。由于这种选择出于自愿，他也就没有了通常意义上刻骨铭心的思乡之情。
梁文华中观层面的错位是生活环境与其文化认同的错位。梁文华虽然选择长期旅居美国，但他始终牢记并自豪于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梁文华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虽然选择长期旅居美国，却一直有意识地努力建构和再现中国文化身份。梁文华选择的生活环境与其文化认同的错位，使其身心处于分裂状态，使他情非得已地成为心理上的异乡人。
梁文华最深层的错位是价值取向与时代思潮的错位。梁文华是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生活在美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但他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是已经与时代相悖的孔孟之道。价值取向与时代思潮的错位，使其精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成了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异乡人。
综上所述，由于个体生活与环境的错位、生活环境与其文化认同的错位、价值取向与时代思潮的错位，梁文华成了有国难投、有家难归的异乡人。他既是地理层面上的异乡人，也是心理层面上的异乡人，更是精神层面的异乡人。
2、永远的边缘人――詹姆斯的错位人生
与梁文华相比，詹姆斯的人生错位更为严重和复杂，包括个人与环境、环境与文化、文化与文化等方面的双重错位。由于这些错位，他成了地理、心理、精神层面上无家可归者、永远的边缘人。
詹姆斯第一层人生错位是实际生活与其向往生活的双重错位。詹姆斯虽然出生在中国，但在美国环境中长大，在美国接受教育。这与大多数华裔第二代一样，他先天地带有身份认同的困惑。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使其向往回归中国。因此，在美国生活时，詹姆斯心之所向的却是中国。这是詹姆斯实际生活环境与其向往生活环境的第一重错位。而当詹姆斯真正回到梦中的家园中国时，却与中国的现实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常常不由自主地思念美国的家。这是詹姆斯实际生活环境与其向往生活环境的第二重错位。这种双重错位使詹姆斯无论在何处都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詹姆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永远处于错位状态。与其父亲梁文华比较，詹姆斯生活与环境的错位显得更为沉重，不但是一个无论何处都无法安放身心的异乡人，而且是一个在任何环境中都无法融入其中的边缘人。
詹姆斯第二层人生错位是生活环境与其文化的根的双重错位。父亲自小的教育使詹姆斯对中国文化有共鸣的一面，他回国既有报效祖国的成分，同时带有文化寻根的成分。对中国故土的文化寻根，使詹姆斯回到陌生的故土中国，远离成长的、熟悉的美国生活环境，这是詹姆斯美国生活环境与其文化认同的一次错位。在中国的现实生活环境中，他的寻根同样遇到了悖论：故乡的残酷、萧条、死寂、破败、绝望与从父亲口中听到的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有天壤之别。现实与传说、理想与实际是如此迥然不同，这是他在中国的生活环境与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又一次错位。无论在何处，詹姆斯的生活环境与其文化认同都处于错位状态，这使得詹姆斯不但是心理层面的双重异乡人，而且是精神层面的双重边缘人。
詹姆斯第三层人生错位是美国文化秉性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双重错位。詹姆斯深受美国文化影响，其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都是典型的美国作风，但他神往的是父亲教导、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回国创业之举正是其内心追寻民族文化身份的外在表现。这是身体力行的美国文化秉性与心理上的中国文化认同的第一重错位。当他真正接触到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时，却大失所望。这是中国文化环境与美国文化秉性的第二重错位。詹姆斯美国文化秉性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双重身份，显然比父亲梁文华单一的文化认同与环境错位复杂。这使詹姆斯在精神层面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回到中国，都永远难以找到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的一致，成了文化上的双重边缘人。
与梁文华、詹姆斯比较，梁文华其他家人的错位相对简单。虽然梁太太、玛丽、彼得、路易斯在生活中同样形成了程度不等的错位，但他们只是生活与环境错位，仅仅是地理层面的异乡人。
综上所述，梁文华与詹姆斯作为异乡人的存在具有疏离程度上的差异：梁文华属于齐美尔界定的异乡人，比较超然，能够与当地人保持距离，既远且近;詹姆斯属于帕克界定的边缘人，因为试图消融和当地人的距离而不得，始终在痛苦中辗转。
二、《同胞》中梁氏家族产生错位的原因
造成梁氏家族成员人生错位，特别是造成梁文华与詹姆斯人生错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生活层面的原因，也有文化层面和个人主观因素层面的原因。
1、现实层面的原因
现实层面的原因，主要与时代的动荡、社会的剧烈变化有关。
据董晨鹏先生考证，《同胞》的时代背景为北平尚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初期 [3]。这是一个中国社会面临阵痛、充满剧烈变化的时代。社会秩序彻底崩溃，导致梁文华离乡背井。这是一个统治阶级、下层百姓都没有安全感的时代，人与人分裂，社会各阶层心理严重对峙。动荡的时局使梁文华这种传统的、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无法也不愿待在中国。他对觉醒的人民既依赖又恐惧，于是不得不远离地理故乡中国，远走他乡客居美国。这是造成梁文华一系列错位的最直接原因。
同样的，对具有深深中国情结的詹姆斯而言，苦难中国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在美国生活，毅然远离熟悉的富足的美国生活方式，回到陌生的贫穷的故国中国。而故乡的残破，生活在故国土地上各色人的敷衍、冷漠、自私、崇洋媚外，这一切造成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这是造成詹姆斯一系列双重错位的最直接原因。
尽管梁氏两代人远离熟悉生活环境的动因相同，但都与时局的动荡、社会的变迁有关。梁文华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礼崩乐坏”逃离中国造成错位人生，詹姆斯是由于中国的苦难回到中国造成错位人生。父子两代双向、逆向流动造成人生错位，表面上迥异，但根源一样。可以这样说，现实层面的原因是驱使梁氏家族成员离开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土地、熟悉的文化的最重要原因，也是使其处于无根漂泊状态的最直接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