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人的行为的改进方式上,人们往往选择“以人为镜”而非纯粹的“内省”,实际上是效率选择的结果,其原因:第一:纯粹内省的前提是完全理性,获取完全理性的成本是极其高昂和不现实的;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而不是完全理性的;第二,“以人为镜”提供了更高的效率,效率源泉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基准参照体系。
关键词: 有限理性 信息成本 效率选择 基准参照体系
一 问题的提出:“内省”,还是“以人为镜”?
我们都知道唐朝历史上的著名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其缔造者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何唐太宗能够缔造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辉煌呢?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他的治国之道:他不断地反省自己,倾听和采纳大臣的良谏,以尽量避免自己的过失给国家带来祸患。其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唐太宗与魏征之间“以人为镜”的典故了。魏征死后,唐太宗伤叹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征殂逝,逐亡一镜矣。”其实,除了赞赏唐太宗英明的君主行为之外,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思考,我们发现其中还蕴涵了丰富的经济思想。首先,唐太宗是一个内省的人,即经济学上的“理性人”,然而又是一个“有限理性的人”,以至于他在不断地反省,总结自己的行为,借鉴历史,追求“足够理性”的目标;其次,他在处理不同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但各自有效的方法:即要正衣冠,则以铜为镜;要知兴替,则以古为镜;而要明得失,却又以人为镜。但我们不禁要问:唐太宗不是一个理性的明君吗?那么他依靠自省就足以发现自身的缺点了,为何还要以“以人为镜”呢?下面让我们对它做一番经济学思考。
二 两个经典的经济学假定: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
我们如果把唐太宗理解成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他的目标就是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或者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经济人假定:就是人具有完全理性。完全理性意味着经济人对其所处的环境有相当透彻的了解,有相当完备的知识,同时,还具备一个有序的、稳定的、偏好体系,能够从备选方案中确定期望效用最大的方案。而我们都知道,甚至都有深刻的切身体会,这是一个极不现实的假设。如果具有完备理性的话,唐太宗根本用不着“以人为镜”,听取大臣的谏言,而完全可以正确无误地独立制定多种方案并从中选择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了。因此,完全理性面对着一个尖锐的现实与理论的矛盾。因而大大降低了其应有的解释现象的能力。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理论假设:即有限理性假设。制度经济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奥利弗•威廉姆森认为:人在知识、预见力和技能及时间上有限的,面对现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不能考虑所有可能性并相应地调整方案。此外,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也直接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并构成了其全部经济思想和学说的核心。西蒙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假定,认为人只有有限的理性,因而只追求满意。正因为人的有限理性,所以他必须搜寻备选答案,进行计算,预测和估计外界的未来状况,进行比较,选择比较满意而不是最优的结果。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使得唐太宗不是依赖于其自身的纯粹内省这种行为方式,而是通过权衡比较,采取比较满意的“以人为镜”这种有效的自我改进方式,达到追求所有备选方案中的最佳方案目的。因此,“有限理性”就是“以人为镜”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