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加速发展,全球的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要素日益融合。中外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进步性的文献颇多,本文在不否认这类分析的前提下,着重阐述经济全球化中被忽视或淡化的若干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并提出中国应采取的某些主要对策思路。
一、经济全球化的若干理论与现实
(一)全球化是发达国家发动和主导的,是西方单线论的体现
新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的变迁往往是那些从中得到潜在利益者推动的。将制度变迁推展到国际关系中自然可见,当前的全球化制度是由在国际事务上占支配地位的某些西方大国组织实施的。最有竞争力的西方强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深刻而突出地影响了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从某些方面看,……它企图把美国的宪法条款推及全球”(吉登斯,1998)。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又表明,组织变迁的过程一般是从非正式的组织开始,但它必然会过渡到正式的组织安排;而一旦正式的组织安排形成,必然会产生强制的作用以利规章的实施,因而极易违反一致性原则;在各国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也会偏离多数意愿。因此,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场上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马丁、舒曼,1998)。这种主要由发达国家引导和控制的全球化进程,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和市场的不公平分配和竞争,并用西方强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与模式来统一全世界,实现不发达国家均步发达国家后尘之世界历史发展单线论的主张。
(二)全球化制度充满了不平等,其利益分配也是不公平的
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同,因而不可能有全球范围内真正的平等竞争。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权利的优劣序列,甚至这种序列特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即排序靠前的发达国家是以其在资源配置和游戏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全球化,并使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结果正如马丁和舒曼所说的,由于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它不久就会有全新的解释:世界上1/5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马丁、舒曼,1998)。
那么,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是否都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是否像西方的帕累托福利理论所说的做大蛋糕呢?答案也是不确定的。由于全球化的推动,西方7国的平均增长率从1971~1982年的0.4%上升到1983~1994年的4.6%;而同时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整个生产增长率从1960~1973年的3.3%下降到1973~1995年的0.8%(赫尔曼,1999)。马丁和舒曼通过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例子指出,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发达国家如果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它试图与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不仅是在中美洲(马丁、舒曼,1998)。满怀希望而资本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无防护地融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其遭受的损失大于得到的利益(马丁、舒曼,1998)。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甚至感慨道,全球化这个词不是被看成是客观实际的描述,而是一种掠夺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