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母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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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崽啊，放心，我现在真的抽烟很少了，真的只有以前一半了。我晓得要注意身体的。”妈妈在电话那头说。
“妈，明天是母亲节，我给你汇了一千块钱。你要花掉它，千万别存了。”我说。
很多年来，我一直与母亲有种强烈的对抗情绪，即使我到了北京，电话打回家还经常出现争吵，我一直试图化解掉这层隔膜，但每到临头，却经常无法自控地以不愉快争吵告终。很多年了，每年的母亲节，我都试图表示一下，但总在最后一刻想，母亲是否会以不屑和一通教训让我灰头土脸。
“崽啊，你只要记得经常给我电话，不和我斗嘴怄气，我就很满意了。妈妈领了你的心意了。正好，我也要这笔钱，人家说，我们的寿衣是要你们出钱的”，母亲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异样：“本来我就只做我一套的，谁想到硬给做了两套，把你爸爸的也做了。崽啊，我不想和那个老东西一起啊，你要记得，莫违背了我的遗愿。”
“妈，别这样。昨天我打电话，才知道爸爸已经回来了，你刚好出去了，我给他说了，你身体不好，要他别气你了。”
“你给那个老东西说这些做什么呢？他到老家一呆半年，我清静的很，他一回来，我又头快炸了，你呀，经常电话问候老爹老娘就行了，我们的事你就别浪费电话费了。”
“不要想别的不愉快的事，想想我们吧，就为给我们一个孝敬你的机会。要活得让周围的人嫉妒，你一定要看到周围都说没有哪家有你这么出色的子女。”
听到这话，母亲哭出声来，而我为自己终于能这样同母亲说话鼻子发酸。
“好嘞，妈妈想通了，也没白苦，我当然要看到你们给我争气啊。我现在天天在打针，你千万莫担心，你好好工作，我一定养好病的。”
那次妹妹电话里说，母亲检查身体发现脑部已形成四个血栓，去年开始的视力下降正是因视神经被压迫所致，医生说，若不治疗将很危险，而母亲偷偷开始为自己准备寿衣，尤其是，妹妹说，母亲一直想来北京但却不愿意来，正是怕身体不好拖累了我的精力。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慌阵阵袭上脊梁。
据星相书的说法，我该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但很多年来，我对母亲一直怀着强烈的又敬又畏的心理，总想离她越远越好，脱离了她的视线，我才有一种心理安全感。小时候一见到母亲，我会自动畏惧的战战兢兢，甚至一想起她无所不察的凌厉眼神。寒意就从脊柱上升到头顶。在家中，母亲一直扮演着最严厉管理者的角色，而父亲只在母亲痛打我时才会出现，一边劝母亲息怒，一边劝我向母亲求饶。他这角色等我逐渐长大就越发显得尴尬起来，那时候我不但绝不求饶，反而不断激怒母亲，极端时挣脱父亲的劝阻，把脸伸给母亲打。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错的，错在母亲的性格和意志过于强硬。而且，经常在争吵时把一些话拿来刺激母亲，如果母亲是对的，何以她会和她为之操碎了心的两个舅舅关系彻底断绝？她的亲戚中，只有性格温和的晚辈才会无比尊敬甚至崇拜她，而与至亲的弟弟关系弄到多年互不通信的程度，难道不是她做人的失败？
我知道什么样的话最能刺激母亲。我也知道，每次这种争执之后，我又可以走进家门，只因为我是母亲的儿子，无论儿子多伤母亲的心，母亲都会一次次原谅。而外公外婆饿死时只有六岁的小舅舅，尽管是被母亲一手带大，但激烈的争吵冲突后，从此便不再往来。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不同于手足之情。
可我脑袋里真的很多年竟被一种魔鬼般的想法占据。母亲曾期待我成为一个小说家，认为我或许有这种天赋：“你一定要把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写出来。”心情好的时候，我真的满心期待着能完成母亲的愿望，毕竟母亲曾给我讲过无数可以使一部小说无比丰厚沉重的故事，但在遭到痛打之后，我经常一脑子毒怨地想，“我当然要写，那也得等你死了我才敢写，我要把我怎样变成一个内心对父母充满罪恶变态念头的经历写出来。你不知道，上小学的那些年，每次晚饭前后我进到你们的屋子，黑暗中，你固定坐着的那个位置上，看到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我是怎样的恐惧，我从来不敢走到房子的正中央，只敢头皮发紧地沿着墙根走。你不知道，那年搬家离开新疆的最后一个晚上，你在我身上打折了一根擀面杖后，我真的去找了煤油，想把捆扎好的家具全都烧了。”
然而，只要管理者拥有对被管理者超过必要的惩罚手段，恐惧会制止一切反抗行为。对不听话的老百姓来说，政府只要加以一次远远超过必要的惩罚，会让他们产生强烈而持久的恐惧。三年级时，我为了买一本《三国演义》的小人书，突发奇想地翻箱倒柜想寻点零钱出来，结果在被妹妹告发后，遭遇了远远超过想象的惩罚，看我整整一个星期都不能仰躺着睡，妹妹曾抚着我背上的伤偷偷哭着向我认错，我诚心诚意地说，你给妈妈汇报的很对，这是为了我好。
而我的反抗意识则是在进了中学，有了抗打击的身体之后。我逐渐有了敢和母亲愤怒对视的勇气，也是因为常规手段已经使我不再畏惧。而我的小舅舅，即使在和我母亲闹翻了的那两年，他依然不敢把眼睛迎向母亲锥子般锋利的目光。我想，这种差别或许是施之于我的惩罚已经饱和的缘故。那时候被母亲责打，我经常会站得笔挺以便于各种东西落在身上，一边愤怒地指责：“你别指望我能成为什么好东西，你这种教育方式，教育出的不是奴隶就是暴徒。”
不可解的是，这些年，无论是正吃饭还是看电视，外面传来哪家孩子被父母打骂的哭声，她会立即打开窗探出头，进行一番善良的劝告。全家一起说她太爱管闲事，她会瞬间闪现出我们陌生的感伤：“我最听不得小孩被打的声音。”“那你打我们的时候是怎么打的？”我和妹妹一起忿忿不平叫嚷。
我主动配合挨打的态度和那种语言伤害，给母亲造成的心灵上的痛楚，已经远大过我皮肉上的疼痛。我知道。而且，我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而成为一个暴徒报复母亲恶劣教育的念头，很长时间在我脑袋里闪过。然而，失败教育下的暴徒，我想，大约不会有出于报复之心而有意为之的。总结中国历史，暴民与暴政之间的因果关系，只出现在暴政仅体现为简单的惩罚手段之时。无论多严厉的惩罚，只要加上强大的思想改造手段，是并不产生暴民的。从我会写字开始，家里的书桌前一大景观便是，墙壁上总有若干张我的检讨，一遍遍论证母亲该打我而且还打得不够的检讨下来，尽管充满委屈，但内心总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意识。我那时就知道自己成不了奴隶也不会成为暴徒。在母亲极度伤心面前，在母亲宣布要脱离母子关系面前，在母亲宣布不再允许我去读书之时，我总会忏悔认错。我从来不曾负气离家，或者找到同学宣泄一番，或许并不因为我实际上从小就是周围好孩子的榜样，而是因为从刚上学开始就贴在墙上的那些认认真真的检讨。直到高三暑假，第一次有女同学跟着一大群同学到我家，诧异地发现墙上贴着各种奇怪事项的检讨时，我心里已自卑得很低很低，但还是平静坦然地说，我们家对我期待高，所以要求很严。
很多年，那种对母亲忿忿的念头我一直挥之不去。是啊，这样野蛮殴打我们倒罢了，我母亲还是这样一个没有一点修养气质的人，她大口大口地吸劣质烟，总要吸到很短很短，才皱着眉头用力把烟头摁灭，她说话总是高声大气，而且经常满嘴脏话；不论任何场合，她都喜欢管闲事插嘴，没错，在人堆里，她言语上发达丰富的修辞、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强大的感染力，总能迅速成为主导者，并且，她总是最能找到解决处理意见并因此而洋洋得意。我很希望自己的母亲是个平庸而善良的女人，有女性的温和，不要这样咄咄逼人，不要这样独特的醒目，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父亲显得如此无能而狼狈。不要让我在外人出现时，下意识地悄悄躲避。
然而，我对母亲的情感竟然是如此的矛盾，偶尔碰到朋友闲谈起各自父母，说起他们种种不凡时，我脑袋里腾地就升起一股不屑不平之火。我只有一种情绪：就你们的父母，再优秀，也比不得我天资卓厉的母亲的一个脚指头。尤其是家庭较好的朋友谈起他们出身和后天发展很顺利的父母时，我这种不平之情就更为强烈。而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我会突然开始能了解母亲心中郁结的不平。
的确，在我见到的母亲那一辈人中，我没见过各方面都表现出有她那样资质的人。前几年母亲开始视力下降，长点的信就要我代笔了，我经常一边听她口述一边想，如果我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能力把情感和条理结合得像这样好吗？而母亲文字中那种强烈深沉的情感表达能力，我一直没有学到。母亲只读了六年小学，在邓小平复出开始重视教育的时候，农场里主管教育的头头到我家拜访，动员母亲去当中学老师，不知他哪听来的说法，母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彼时母亲正开始学２６个英文字母，因为她刚放下锄头转行当钳工，不认识字母无法看钳工基础入门。
我想，有教育机会的话，母亲至少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虽然她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钢卷尺，但她总能凭借目测准确地想象出各种器物可能的摆放效果。离开北京前一年，父母家里终于请了几位师傅搞装修，设计师是我，所以那几个月我总和母亲没完没了地争吵，对一组柜子的用料多少，母亲总是比工人师傅计算得更准确，这并不令我惊异，我惊异的是，母亲设计的那套厨房卫生间里的复杂水管线路，它是利用做饭灶台的余热给水加温的，我当时没弄清楚，两个房间随时有热水，而且不需照顾添水问题的复杂系统，在她没画出详图时，凭什么那么大把握严令我必须遵照清单上笼头、弯头、三通、套管、软管等东西的数字来采购，在得到一通“你的脑袋有什么资格怀疑我”的教训后，本想找茬挖苦几句的我，最后发现买回的部件真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我家第一件家具——父母刚结婚时做的洗脸架，到我离开湖南时，客厅里添置的一个极省空间能取暖打牌吃饭的精巧火炉，都是母亲自己收集材料自己做的，包括刷油漆。而在离开新疆迁回湖南那年，母亲花了半年时间，为几位最好的朋友用铁皮做了一套纪念物：蒸笼、鼓风机、火墙。是的，还在新疆时，第一个吃到自己培育的蘑菇是我们家，后来它们多到只能将大块的培养基切下来送人；是因为母亲，周围很多邻居是第一次吃到皮蛋；对了，母亲还做过沙发，在搬入最后的新家时，那两只沙发才从客厅迁到了阳台，二十年了，它们依然结实完好。仅母亲做事的投入和专注，我们这一辈子就无法赶得上。在我上小学的一年冬天，母亲的车间当时要赶制一大批铁桶，车间里满地铁皮残片，加班到很晚，母亲一位同事突然发现母亲脚下异样，立即提醒母亲，母亲一动，立即疼得昏倒在地，原来一块锋利的铁皮穿过母亲的皮鞋并扎透了脚背，扫净铁皮，下面是一滩血。虽然我父母都是异常能吃苦的人，然都是那种观念非常传统的体制内的工人，直到退休，都不曾启动自己的能力谋得工资外的一分钱收入。
还在多年前的“伤痕文学”时期，我常为家里那种很“知识分子”的感觉而骄傲，因为母亲的缘故，我和父母三人都会捧起当时的小说看，晚间我们家会成为远近一些朋友谈论时政和小说诗歌的沙龙，母亲是话题的引导者，然而，我的乘机快活，也就只有那短短的一两年。直到今天，母亲几乎都没有任何个人情趣的爱好，除了闷坐着抽烟和喝浓茶，电视的打打闹闹哭哭啼啼从不能吸引她的注意力超过十分钟，退休后，特别是我和妹妹都离开后，她终于开始尝试学习麻将扑克打发时间，然而终是兴致索然。单位上母亲有无数尊敬她的朋友，大家也喜欢到我家和母亲聊天，但我知道，她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被她认可的朋友。她身边热闹而内心孤傲。
我到北京的第一年，母亲大半时间都在我的新房那里一个人呆着，留下父亲一人在家。我当时心情满是不愠，因为拆我的信、翻我的日记的记忆，让我一听到母亲到我的住房去，就有一种被剥光了浑身打冷战的感觉。春节回去，母亲说，她每次去，想的是房间无人打扫不可使之落满灰尘，但总是长时间坐在她为我买的那架皮转椅上，对着书房窗口的光认真地看我留下的书，头晕了，抽支烟休息一会儿，这么一年下来，我书橱上留下的半架书，能看的大半都看完了。只是视力突然渐渐不济，任戴了老花镜站到阳台上，也看不清字了。谁料到竟是血栓压迫视神经呢？“我这辈子没到读书，有时间看了，却看不清了，你说怎么回事呢？我只好拿着抹布不停地擦书柜，把书上的灰拍掉。”母亲安详地看着我说，我坐在母亲对面一动不动，一言不能发。
母亲老了，虽然染黑了头发，因为她开始很少发火生气了。我离开父母到北京前一个月，我表哥再生障碍性贫血死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母亲眼神中的光辉就减少了一半。表哥是姨妈最小的儿子，姨妈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的时候，一岁的表哥刚好还在她的怀里。表哥被我家从偏远山沟里的矿井调到父母单位时，方19岁，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却发现体力极差，查出病因后，就是一段对所有亲人的漫长煎熬时光，血色素从10克一点点跌落到1克，直到烛火自己燃净。
那年春节，我和母亲难得地谈了一会那些书，然后谈起如果我该怎样为母亲写一部小说。但我知道，我整天评论的职业，一脑子的思维方式，已使我离写小说越来越远，也许我一辈子都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尽管今天这愿望越来越强烈。而且，我不知该怎样写我的母亲。
我无法求证，母亲暴躁的性格和父母糟糕的婚姻有多少直接关系。母亲一家个个性格要强，我听大舅舅回忆母亲在外公外婆饿死后，17岁的母亲担负12岁的大舅舅和5岁的小舅舅的抚养教育之责时，其严厉程度胜过脾气暴躁的外公。小舅舅到嫁到湘南的姨妈那里读一年级放寒假回来，母亲晚上考他背课文，他记得不全，母亲大怒，剥光小舅舅的衣服，拖到深夜的雪地里边哭边痛打，直到小舅舅把二三年级的课本都背熟了，才允许他继续上学，但不再送到姨妈那里去了。
父母的婚姻是注定的缘分。他们是门对门的邻居——1949年以后，父亲一家作为反动军官家庭被从方圆几十里内惟一的一幢水泥洋房扫地出门，搬到了母亲那个村，而大地主的母亲一家同样被扫地出门，两家一起搬到了两间紧挨着的最破的茅屋。他们是全村的敌人。“连那些一贯我们接济的亲戚都不跟我们往来。”母亲经常给我回忆她童年时期的恐怖记忆，除了正在坐月子的外婆，家里所有成年人都在经受残酷的革命洗礼。外公从湘乡县临时政府县长任上跑了回家，尽管街上到处都用白石灰刷着他的名字：向开明绅士XXX先生致敬，但他感到无言的恐惧。斗争地主最激烈的那些时候，母亲一直没有见过外公，翻身群众喜气洋洋在她家出出进进，舀她家缸里的米，就着她家的锅灶做饭，然后，在她家像真正的主人那样吃饭，只有当时还七岁母亲的敢跑到他们吃饭的锅里给留在家的老弱盛饭。那时候，十来岁的姨妈穿着校服站在长条凳上，双手向后反举，脖子上吊两匹土砖。母亲当时七十岁的奶奶则被拷浮财，麻绳捆住一个手指一个脚趾，这被唤做“吊半边猪”，她每被绳子升起一次，都会交代一处浮财，直到整幢房子的地基被刨尽。
同年出生的父母是同班同学，但自小泼辣伶俐的母亲一直就是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从来就瞧不起闷声不吭的父亲。而在那场大饥荒中两家的家长都先后死去时，母亲已视父亲家为寇仇，因为外公的死，是他扛不住饿偷了公社的粮食，结果还没下锅就被捉拿了，抬回来三天就死了。是我的伯父举报的。日后，我见到伯父时，母亲在后面指着伯父的背影对我说，“喏，这个畜生，就是我的杀父仇人。”
但那一年父亲并不在，父亲十六岁就独自逃亡失踪了。
母亲一家姐弟三口在她最终流亡新疆之前的境遇，带给她对故乡的绝望和仇恨，终生都未消除。母亲在湖南的这二十年始终没有回去过。但我总怀疑，母亲的仇怨或许与她的性格有关，她的同学中有父亲被镇压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那些人的叶落归根情怀。事实上，当时故意压低工分使她根本无力养活两个舅舅一类的欺压是有的，但敢明着过分欺负她的应该没有。她屡被斗争又屡作不平声，想来被斗争的不算太严酷。有次，一位欺负她家的积极分子因偷了东西被吊打游行，母亲高兴地爬到自家屋顶，向全村高声广播：“看啊，这就是现世现报！我寻仇不如我复仇，我复仇不如我看仇！”几个革命群众试图干涉她，但被她要刨祖坟的威胁吓跑了。
母亲差点很早就跑掉成了。母亲说，她精心设计了逃跑方案时，躁动的有种一辈子都不曾再有的喝酒愿望，到了十几里的镇上打了一缸子白酒，母亲一仰脖子喝下后才压住了内心的躁动，开始冷静实施逃跑方案。那个下午，她把村里的两头猪偷偷卖了，把换来的钱缝在衣服上，等深夜两个全然不知的舅舅入睡后，悄悄离开家，把早已准备好的信塞进几位亲戚家的门下，信里希望他们看在祖先面上先帮着照顾两个舅舅，日后必将报答。然而，半夜一位亲戚夜起掌灯，“提前”发现了母亲的信，这位亲戚看了内容后，惊恐地大叫：“不得了啦，兰妹子跑掉了！”民兵队长是个诸葛亮，在母亲那几位亲戚唉声叹气时，算定母亲要逃跑，一定是县城发往长沙的第一班车，还能有时间通过公社想办法拦截。天亮时分，挎着蓝花布包、梳着两根粗大麻花辫子、瘦瘦高高的母亲刚坐上班车，接到电话的车站值勤人员就出现在母亲面前。
母亲因此被收容了半年，而且她最后是被收容农场强行驱逐出去的。我忘记打听当时的收容是何等情形，但母亲居然不想走，显然收容这个概念在当时远不同于今日吧。
那次逃亡失败，母亲又曾在湖南各地流浪做工数年，直到２５岁那年，母亲终于有了一张车票，她带着一卷铺盖和一口袋炒麦踏上了西去新疆的火车。母亲强调，那时候流亡到新疆，对他们，差不多等于到了月球，本未打算有再回去一天的，所以，她给姨妈发的信上说：“姐姐，永别了。”谁料一语成谶，母亲刚到新疆，姨妈就撒手丢下了四个孩子。
我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一直交代我们不能说他们到新疆是作为盲流去的。事实上，那片全新世界给他们的理想和发展空间远大过他们当时的期待，在我说父母是盲流时，潜意识里涌动的莫名骄傲和浪漫想象，附丽在他们当时的胜利大逃亡上，应当并不为过。在我看，这种挣扎的经历在她的同龄人面前，那些总以为他们是支边、复转到新疆去的人面前，“盲流”二字当有一种真正的生命的荣耀，而支边、复转这听上去“正式”的词儿，实际上是种无可奈何的受摆布的狗臭屁命运。
母亲并不知道，父亲早在她两年之前已到了新疆。他们工作的地方相距两百多公里，这个距离比门对门的邻居更近。
父母结婚前，母亲在新疆度过的那两年，在她那里，回忆来回忆去，只有那才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灿烂年华。事实上，不消母亲每次念叨，翻看她用了几十年的那两本笔记本就知道，那两年过去，两本笔记本只剩下几十页，但后面三十年却没有把它填满。没有了诗歌，没有了朋友之间的唱和，没有了发言草稿，没有了工作日志，没有了学习心得……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往来帐目和亲戚朋友的生日，只多了我和妹妹每年春节时的身高体重登记。
父母的婚姻之糟糕，其实从母亲笔记本里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我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找到婚前关于父亲的任何记载，更谈不上唱和。
母亲说，父亲刚得知母亲工作单位，就开始发信追求母亲。我没有问过父亲，但我怀疑，他或许从小就暗恋着母亲，否则何至于一上来就求爱呢？不过，父亲那时正因单位搞派性斗争四处流窜，他多次跑到母亲那儿避难。父亲一直显得比母亲年轻，所以，母亲对外宣称，这是她的弟弟，让父亲在她同事那儿暂时安顿。就在父亲稀里糊涂四处流窜那几年，父亲欠下了一屁股巨债，等他们结婚后母亲才知道。从母亲平静地收留父亲帮他洗衣借钱看，父亲的求爱，在她那里，一开始真可能是连一点考虑的意思都没有。
“我是同情他，我们只有同情，没有爱情。”母亲这话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了，我们都相信，不过，早些年，“爱情”二字从母亲嘴里出来，我心里经常暗暗冷笑，这么强悍而无一点温柔的人，怎么能和“爱情”二字挂得上钩，我实在想象不出，母亲那样的人，在爱情中会上何等样子。
然而我知道母亲当时是有个恋人的。今天我会想，如果母亲不是和父亲结婚，而是和她的恋人结婚，也许母亲会另外一个人，而父亲也会是另外一个人——很多年我一直站在父亲一边，认为他在过于能干而又满怀怨恨的母亲那里长期压抑，越来越显得无能，而且，真的一点点变得无能起来。
母亲的恋人是四川人，从我记事起，那个英姿勃勃的年轻人就堂而皇之地挂在墙壁的相集上，当然，是和母亲当年的同事们一起挂在墙上的。至少从照片上看，母亲爱上这个人，就足够证明母亲的眼光。从母亲的回忆里看，我很难分辨那算不算得上真正的恋爱。母亲的恋人在自由的时候，他与母亲的联系，开始于年轻人晚上开大会，青年男女在下面分成两组暗中斗智时，相互开玩笑的传纸条，母亲和他是这种游戏的两个主角。似乎联系仅限于此，再就是私下的书信。很快他就因为编写了政治讽刺文章私下传递而失去自由，母亲见不到他，不知他受到何种惩罚，他要好的朋友特来告诉母亲，他在地牢里被打昏了。从母亲的反应那里，同事们明确了他们暗中的感情。此后的时间，两人的联系就是同情他们的朋友们传递口信。
有几次，有几次我真的很想对伤心的母亲说，为什么，你当时不勇敢地站出来承认呢？母亲终于在审判大会上见到了他，他挂着沉重的牌子，头戴高帽站在叠架起来的桌子上，主持批斗者拧着皮带高声叫骂：“就这种牛鬼蛇神，这种反动分子，我听说居然还有人喜欢他，站出来，我倒看看这人是谁？”“说！你怎么敢勾引女青年！”桌子被揣倒了，桌子上的人摔了下去。曾在湘南林场打工时，敢在深夜独自穿越原始森林的母亲，那时没有勇敢地冲上去，而是无声地逃离了现场。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你难道对未来一点希望都没抱么？这样的话，我一直没忍心问母亲。
母亲再见到他时，他刚放出来不久，那是母亲和父亲办完离婚手续后，请假带着我重回故地散心。他当时把手头所有没花完的工资都为我换了白砂糖。母亲在那里呆了十来天。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母亲当时已经离婚，认为父母这对上天注定缘分的人该过着幸福的生活。母亲和我在那里留下了两张照片，母亲又黑又瘦又老。母亲再没有回过那里。
我不清楚母亲最终同意嫁给父亲是出于怎样的判断，事实上，母亲带着结婚证明和调动手续到父亲那里时，他们并无多少成年后的真正了解和接触，但彼此共同的命运感，的确没有人能相比。我也不清楚他们怎么一结婚就互相开打的。父亲一直是个性格异常温和的人，几乎从未在外与人红过脸，但在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他是经常对母亲的责骂动粗的。父亲年轻时掰腕整个连队里无人能敌，可以想象母亲在与他对打时吃了多大的亏。很多年后，父亲言语里还依稀可辨识出骨子里大男子主义的痕迹。比如，我曾敏感而不悦地觉察到，父亲在母亲不在旁边时，介绍母亲时，称呼就从“我爱人”变成“我家属”。不幸的是，他遇见了最能摧毁大男子主义的母亲。
无疑，父亲才是母亲制造出的最大不幸者。我能记得起他怎样从一个不无快乐的壮年人变成今天浑浑噩噩摸样的。小时候极端宠爱我，给我当马骑，给我总有讲不完故事的，是父亲，而今天我分别一年回到家中，除了诸如工作怎么样饭吃的习惯不习惯之类的话外，对我已别无言语可说的，也是父亲。上次春节回家，父亲在全家人热闹说话时，一直默默无声地微笑着盯着电视，只在莫名其妙地以为母亲又在说他不是时才突然站起来骂上几句。母亲回过头对我说：“你看看，你爸爸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糊涂虫，我们刚才什么说过他了？”我望着尴尬却又一脸不愿服输的父亲，说不出话来，这是我的父亲。
父亲一家人都有着全然不同于母亲一家的性格，他们大都温厚自矜。亲戚来信，我只要扫上几段，就能马上看出是否是父亲的兄弟和叔表兄弟们的。字体一律摇曳又有所收敛，行文叙事很是讲究含蓄和顾盼生姿的技巧。在他们当中，父亲已很算是个例外了。那年几十年没见面的大伯父从东北回湘，和父亲攀谈不久，父亲就很受不了他的拐弯抹角和吞吞吐吐。不幸的是，他们的妻子几乎多少都类似母亲的性格。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一对不是几十年争吵如一日的，未必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数？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自己坐在炕上，父母在扭打着争夺一把菜刀。我描述记忆场景，母亲说，那时我该是两岁。小学时，我无意中翻到父母的离婚证时，才得知那一年他们离了婚，尔后又为了我，继续绝望的婚姻。在妹妹两岁那年，他们又差点离婚，那一年母亲学会了抽烟，并且，从她的北方大嫂同事那里学来了一口话把子。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冷战”这个词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父母，他们多年来已经习惯动辄几个月不说话。
随着我懂事，父母打架越来越少，而且往往刚一出手就停止，凶器不再出现，至多是砸掉一些易碎的东西。在我看，是父亲变得越来越克制忍让，或者说，麻木。刚搬回湖南第一年，我们住在一个荒凉偏僻的小站，有天晚上，父母终于在漫长的对骂后开打，母亲当即被打倒，她的头被父亲按着磕在地板上咚咚作响，我倚在门边安静地看，妹妹抱住我大哭，等我觉得母亲该受的惩罚已经足够，才跑到邻居家搬救兵。那次母亲牙齿被打脱两枚，浑身青紫。我不知道父亲的手如此之重，当时满心认为，母亲的确该被痛打一顿。
在母亲伤心痛骂我的时候，总会绝望地提起她两次挨打时我冷漠的反应。那时我不知道，母亲在地上挣扎时，一直望着她的儿子和女儿。母亲最后一次挨打，是我上高中时，那次父亲觉得母亲在同事面前损了他的面子，待同事一离开，突然重重打了母亲两个耳光。没有人对父亲这种冲动做出反应。我淡淡地劝了父亲几句转身到了书房，我当时对父母这种争吵已经无动于衷，母亲在那呆坐了半天，突然站起来，高高举起一个很大的凉水茶壶，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砸在地上。父亲像发了疯一样将母亲打倒在地，我转过身去，略等了两分钟才去和妹妹一起拖父亲，我发现快五十岁的父亲居然还像牛一样一身蛮力。
“我那时候就知道你跟那老畜生一样，也是条毒蛇。”此后母亲对父亲的仇恨全部转移到我身上，那时起，家里的激烈争吵几乎全发生在母亲和反叛情绪强烈的我身上，而且，很大程度上像极了母亲的妹妹，还没上中学就开始和母亲顶牛，甚至在母亲偶尔打她时竟然还手和母亲撕打起来，这在我身上还从没发生过。这种离奇的举动，甚至让父亲在一旁都看不过。但这个帐被算到我头上，是我起的坏头。
“你知道吗？他们好几次竟然两个人一起打我。”妹妹不无骄傲地告诉从学校回到家的我。我盯着妹妹的脸，又爱又恨，我真想在她白皙的脸上添上五个手指印。“你再敢和妈妈打架，我打赌你的右半边脸会烂掉的。”——她不知道，在她刚一岁时，她的一只耳朵溃烂了，怎么治都无效，医生说，得用蟾酥才能治好。那时父亲正在湖南出差购买汽车配件，大半年时间不在。每天母亲下班，都会拿着电筒拎着小瓷缸到地窖、防空洞去捉几只癞蛤蟆来。我头皮发麻地看着母亲把蛤蟆剥了皮敷在妹妹耳朵上，然后再裹上纱布。半夜母亲总是不断起来，掌灯看妹妹被轻轻捆住的一只手，是否会因为想抓痒而挣脱。我扔掉了几十只光着身体的蛤蟆后，妹妹的耳朵才彻底好了。
我有这样细心的母亲，她的子女的体格健康异于任何一家的孩子，儿子从来没有住过院，她女儿惟一一次感冒发烧住院，是因为她粗心的丈夫在给女儿套上棉裤时，把一条腿捅在里棉裤和外裤中间被严寒冻伤。
不过，母亲往往在打妹妹时变成两人扯到一块儿，她会突然无可奈何地笑起来罢手。妹妹在她那里，至多是淘气顽劣而已，心肝俱全，不像我是真心充满暗暗的毒怨仇恨。父亲，舅舅们，以及所有深深伤害了她的人，加一块儿也没有我给她的伤害更大，因为我曾是她的生命和未来的全部希望。
今天我还认为，母亲的性格很容易走上偏狭和极端，格外容易记仇而且永远不忘。当然，她的仁慈和热心也与这种强烈的爱憎一样，每年春节，我家是普通职工中登门拜访的人最多的一家，大多数都是受过母亲帮助的人，单位上那个妹妹小学时的同学，每个月都会带着她的弟弟妹妹来看望母亲，他们一家三个小孩在成为孤儿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是母亲在坚持照顾他们，从为他们发起捐款，到他们转学，迁移户口，招工就业，都是母亲在奔波。
我刚工作的头一两年，因为我工作地点离家很近，我在单位上积累起来的奇怪自信心，带到家里变成猖狂的反攻倒算式的嚣张，使得全家人第一次都站在母亲一边。母亲终于在一次与我的争吵中被气得昏倒在地，被父亲掐醒后，她喊着那些死去亲人的名字，希望他们将她带离这世界。我彻底慌了，我跪在地上请求母亲能宽恕我，但母亲听不见。几天后，我问父亲我回来是否会刺激了母亲，父亲说，你暂时不要回，妈妈这几天神经不正常，她老是要去磨菜刀。我夺刀还被她咬伤了。你自己反省一下，也不要太难过，更不要自己做傻事。
我不知道后来是怎样又回到家中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与母亲的恶劣关系，已到了一想起来就浑身冷得发抖的程度。我每次回到家里，无论我和父亲、妹妹怎样装出一副热情，都无法融化空气中坚硬的冷漠。一言不发的母亲偶尔扫我一眼，我能感觉像刀锋一样寒冷的东西从我胸口划过。那年很长时间，我们没有发生过争吵，我甚至希望母亲能大骂我一场也好，为此我曾多次故意挑起争吵的由头，我希望她知道，我不会再还嘴了。我开始害怕这种母子关系，因为我开始知道我伤害母亲有多深，而且我开始知道自己爱母亲有多深。我无法表达。
我几次看到沙发上或某个我能注意到的角落里，有母亲剪下来的社会新闻，那是父母残酷杀死为非作歹亲儿子的新闻，那些残酷的字句下面，有钢笔描过的痕迹。我不知道母亲这是在告诉我什么？是她内心的苦痛挣扎，还是告诉我她对我的绝望？父亲和妹妹没有注意到这些纸片的存在，不会敏感到它的存在，只有我。杀死我吧。我心里想。
我不记得我和母亲的关系是怎样缓和的。而那以后，我却总难避免故态复萌，她却总一次次轻易地原谅了我。
时间是否会给我赎罪的机会？我不知道，能不能将母亲的心结悄悄融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母亲似乎并不抱有这种期望。她认为这是她的命，她已经甘心命运的摆布了。那些曾伤害她的心结，我知道在哪，但我却无法解开，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那年我离开他们到北京，母亲坚持要帮我拎着行李送上车，她知道我想从此摆脱她的视线，也知道她的操心也许从此就到了头。我第一次从她笑吟吟的眼睛里看到无奈的温和。她刚因深受岳父母的羞辱反对过我的婚姻，她因我没来得及认真准备刚刚反对过我仓促的动身，但她很温和地放弃了意见。我很想告诉母亲，只要你把意见稍微表达的坚决一点，我愿意服从你的任何安排。我已习惯了你强硬的态度，却不知对我听取你的意见这次竟已失去希望。
“是哥哥吗？难得你也想起来还有我这个妹妹，你刚才打电话找我什么事？”
“你为什么老关机呢？几个小时都打不通电话，母亲节，你知道吗？”
“我刚才一直在高速公路上没信号，现在已经快到家了。哪天是母亲节？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笨蛋！全世界的。明天。你别又跑外边吃饭，一定要回家吃饭，你得记得买束花给妈妈，我已经给妈妈寄了钱了。你一定记得要买花，否则我回来收拾你，你知道该买什么花吗？”
“好啦，我知道了。你怎么这么爱罗嗦起来？”
“你一定要记得，告诉妈妈，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买的。”
“崽啊，放心，我现在真的抽烟很少了，真的只有以前一半了。我晓得要注意身体的。”妈妈在电话那头说。
“妈，明天是母亲节，我给你汇了一千块钱。你要花掉它，千万别存了。”我说。
很多年来，我一直与母亲有种强烈的对抗情绪，即使我到了北京，电话打回家还经常出现争吵，我一直试图化解掉这层隔膜，但每到临头，却经常无法自控地以不愉快争吵告终。很多年了，每年的母亲节，我都试图表示一下，但总在最后一刻想，母亲是否会以不屑和一通教训让我灰头土脸。
“崽啊，你只要记得经常给我电话，不和我斗嘴怄气，我就很满意了。妈妈领了你的心意了。正好，我也要这笔钱，人家说，我们的寿衣是要你们出钱的”，母亲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异样：“本来我就只做我一套的，谁想到硬给做了两套，把你爸爸的也做了。崽啊，我不想和那个老东西一起啊，你要记得，莫违背了我的遗愿。”
“妈，别这样。昨天我打电话，才知道爸爸已经回来了，你刚好出去了，我给他说了，你身体不好，要他别气你了。”
“你给那个老东西说这些做什么呢？他到老家一呆半年，我清静的很，他一回来，我又头快炸了，你呀，经常电话问候老爹老娘就行了，我们的事你就别浪费电话费了。”
“不要想别的不愉快的事，想想我们吧，就为给我们一个孝敬你的机会。要活得让周围的人嫉妒，你一定要看到周围都说没有哪家有你这么出色的子女。”
听到这话，母亲哭出声来，而我为自己终于能这样同母亲说话鼻子发酸。
“好嘞，妈妈想通了，也没白苦，我当然要看到你们给我争气啊。我现在天天在打针，你千万莫担心，你好好工作，我一定养好病的。”
那次妹妹电话里说，母亲检查身体发现脑部已形成四个血栓，去年开始的视力下降正是因视神经被压迫所致，医生说，若不治疗将很危险，而母亲偷偷开始为自己准备寿衣，尤其是，妹妹说，母亲一直想来北京但却不愿意来，正是怕身体不好拖累了我的精力。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慌阵阵袭上脊梁。
据星相书的说法，我该有强烈的“恋母情结”，但很多年来，我对母亲一直怀着强烈的又敬又畏的心理，总想离她越远越好，脱离了她的视线，我才有一种心理安全感。小时候一见到母亲，我会自动畏惧的战战兢兢，甚至一想起她无所不察的凌厉眼神。寒意就从脊柱上升到头顶。在家中，母亲一直扮演着最严厉管理者的角色，而父亲只在母亲痛打我时才会出现，一边劝母亲息怒，一边劝我向母亲求饶。他这角色等我逐渐长大就越发显得尴尬起来，那时候我不但绝不求饶，反而不断激怒母亲，极端时挣脱父亲的劝阻，把脸伸给母亲打。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错的，错在母亲的性格和意志过于强硬。而且，经常在争吵时把一些话拿来刺激母亲，如果母亲是对的，何以她会和她为之操碎了心的两个舅舅关系彻底断绝？她的亲戚中，只有性格温和的晚辈才会无比尊敬甚至崇拜她，而与至亲的弟弟关系弄到多年互不通信的程度，难道不是她做人的失败？
我知道什么样的话最能刺激母亲。我也知道，每次这种争执之后，我又可以走进家门，只因为我是母亲的儿子，无论儿子多伤母亲的心，母亲都会一次次原谅。而外公外婆饿死时只有六岁的小舅舅，尽管是被母亲一手带大，但激烈的争吵冲突后，从此便不再往来。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肉不同于手足之情。
可我脑袋里真的很多年竟被一种魔鬼般的想法占据。母亲曾期待我成为一个小说家，认为我或许有这种天赋：“你一定要把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写出来。”心情好的时候，我真的满心期待着能完成母亲的愿望，毕竟母亲曾给我讲过无数可以使一部小说无比丰厚沉重的故事，但在遭到痛打之后，我经常一脑子毒怨地想，“我当然要写，那也得等你死了我才敢写，我要把我怎样变成一个内心对父母充满罪恶变态念头的经历写出来。你不知道，上小学的那些年，每次晚饭前后我进到你们的屋子，黑暗中，你固定坐着的那个位置上，看到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我是怎样的恐惧，我从来不敢走到房子的正中央，只敢头皮发紧地沿着墙根走。你不知道，那年搬家离开新疆的最后一个晚上，你在我身上打折了一根擀面杖后，我真的去找了煤油，想把捆扎好的家具全都烧了。”
然而，只要管理者拥有对被管理者超过必要的惩罚手段，恐惧会制止一切反抗行为。对不听话的老百姓来说，政府只要加以一次远远超过必要的惩罚，会让他们产生强烈而持久的恐惧。三年级时，我为了买一本《三国演义》的小人书，突发奇想地翻箱倒柜想寻点零钱出来，结果在被妹妹告发后，遭遇了远远超过想象的惩罚，看我整整一个星期都不能仰躺着睡，妹妹曾抚着我背上的伤偷偷哭着向我认错，我诚心诚意地说，你给妈妈汇报的很对，这是为了我好。
而我的反抗意识则是在进了中学，有了抗打击的身体之后。我逐渐有了敢和母亲愤怒对视的勇气，也是因为常规手段已经使我不再畏惧。而我的小舅舅，即使在和我母亲闹翻了的那两年，他依然不敢把眼睛迎向母亲锥子般锋利的目光。我想，这种差别或许是施之于我的惩罚已经饱和的缘故。那时候被母亲责打，我经常会站得笔挺以便于各种东西落在身上，一边愤怒地指责：“你别指望我能成为什么好东西，你这种教育方式，教育出的不是奴隶就是暴徒。”
不可解的是，这些年，无论是正吃饭还是看电视，外面传来哪家孩子被父母打骂的哭声，她会立即打开窗探出头，进行一番善良的劝告。全家一起说她太爱管闲事，她会瞬间闪现出我们陌生的感伤：“我最听不得小孩被打的声音。”“那你打我们的时候是怎么打的？”我和妹妹一起忿忿不平叫嚷。
我主动配合挨打的态度和那种语言伤害，给母亲造成的心灵上的痛楚，已经远大过我皮肉上的疼痛。我知道。而且，我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而成为一个暴徒报复母亲恶劣教育的念头，很长时间在我脑袋里闪过。然而，失败教育下的暴徒，我想，大约不会有出于报复之心而有意为之的。总结中国历史，暴民与暴政之间的因果关系，只出现在暴政仅体现为简单的惩罚手段之时。无论多严厉的惩罚，只要加上强大的思想改造手段，是并不产生暴民的。从我会写字开始，家里的书桌前一大景观便是，墙壁上总有若干张我的检讨，一遍遍论证母亲该打我而且还打得不够的检讨下来，尽管充满委屈，但内心总会产生强烈的罪恶意识。我那时就知道自己成不了奴隶也不会成为暴徒。在母亲极度伤心面前，在母亲宣布要脱离母子关系面前，在母亲宣布不再允许我去读书之时，我总会忏悔认错。我从来不曾负气离家，或者找到同学宣泄一番，或许并不因为我实际上从小就是周围好孩子的榜样，而是因为从刚上学开始就贴在墙上的那些认认真真的检讨。直到高三暑假，第一次有女同学跟着一大群同学到我家，诧异地发现墙上贴着各种奇怪事项的检讨时，我心里已自卑得很低很低，但还是平静坦然地说，我们家对我期待高，所以要求很严。
很多年，那种对母亲忿忿的念头我一直挥之不去。是啊，这样野蛮殴打我们倒罢了，我母亲还是这样一个没有一点修养气质的人，她大口大口地吸劣质烟，总要吸到很短很短，才皱着眉头用力把烟头摁灭，她说话总是高声大气，而且经常满嘴脏话；不论任何场合，她都喜欢管闲事插嘴，没错，在人堆里，她言语上发达丰富的修辞、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强大的感染力，总能迅速成为主导者，并且，她总是最能找到解决处理意见并因此而洋洋得意。我很希望自己的母亲是个平庸而善良的女人，有女性的温和，不要这样咄咄逼人，不要这样独特的醒目，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使父亲显得如此无能而狼狈。不要让我在外人出现时，下意识地悄悄躲避。
然而，我对母亲的情感竟然是如此的矛盾，偶尔碰到朋友闲谈起各自父母，说起他们种种不凡时，我脑袋里腾地就升起一股不屑不平之火。我只有一种情绪：就你们的父母，再优秀，也比不得我天资卓厉的母亲的一个脚指头。尤其是家庭较好的朋友谈起他们出身和后天发展很顺利的父母时，我这种不平之情就更为强烈。而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我会突然开始能了解母亲心中郁结的不平。
的确，在我见到的母亲那一辈人中，我没见过各方面都表现出有她那样资质的人。前几年母亲开始视力下降，长点的信就要我代笔了，我经常一边听她口述一边想，如果我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能力把情感和条理结合得像这样好吗？而母亲文字中那种强烈深沉的情感表达能力，我一直没有学到。母亲只读了六年小学，在邓小平复出开始重视教育的时候，农场里主管教育的头头到我家拜访，动员母亲去当中学老师，不知他哪听来的说法，母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彼时母亲正开始学２６个英文字母，因为她刚放下锄头转行当钳工，不认识字母无法看钳工基础入门。
我想，有教育机会的话，母亲至少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虽然她口袋里总是装着一个钢卷尺，但她总能凭借目测准确地想象出各种器物可能的摆放效果。离开北京前一年，父母家里终于请了几位师傅搞装修，设计师是我，所以那几个月我总和母亲没完没了地争吵，对一组柜子的用料多少，母亲总是比工人师傅计算得更准确，这并不令我惊异，我惊异的是，母亲设计的那套厨房卫生间里的复杂水管线路，它是利用做饭灶台的余热给水加温的，我当时没弄清楚，两个房间随时有热水，而且不需照顾添水问题的复杂系统，在她没画出详图时，凭什么那么大把握严令我必须遵照清单上笼头、弯头、三通、套管、软管等东西的数字来采购，在得到一通“你的脑袋有什么资格怀疑我”的教训后，本想找茬挖苦几句的我，最后发现买回的部件真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我家第一件家具——父母刚结婚时做的洗脸架，到我离开湖南时，客厅里添置的一个极省空间能取暖打牌吃饭的精巧火炉，都是母亲自己收集材料自己做的，包括刷油漆。而在离开新疆迁回湖南那年，母亲花了半年时间，为几位最好的朋友用铁皮做了一套纪念物：蒸笼、鼓风机、火墙。是的，还在新疆时，第一个吃到自己培育的蘑菇是我们家，后来它们多到只能将大块的培养基切下来送人；是因为母亲，周围很多邻居是第一次吃到皮蛋；对了，母亲还做过沙发，在搬入最后的新家时，那两只沙发才从客厅迁到了阳台，二十年了，它们依然结实完好。仅母亲做事的投入和专注，我们这一辈子就无法赶得上。在我上小学的一年冬天，母亲的车间当时要赶制一大批铁桶，车间里满地铁皮残片，加班到很晚，母亲一位同事突然发现母亲脚下异样，立即提醒母亲，母亲一动，立即疼得昏倒在地，原来一块锋利的铁皮穿过母亲的皮鞋并扎透了脚背，扫净铁皮，下面是一滩血。虽然我父母都是异常能吃苦的人，然都是那种观念非常传统的体制内的工人，直到退休，都不曾启动自己的能力谋得工资外的一分钱收入。
还在多年前的“伤痕文学”时期，我常为家里那种很“知识分子”的感觉而骄傲，因为母亲的缘故，我和父母三人都会捧起当时的小说看，晚间我们家会成为远近一些朋友谈论时政和小说诗歌的沙龙，母亲是话题的引导者，然而，我的乘机快活，也就只有那短短的一两年。直到今天，母亲几乎都没有任何个人情趣的爱好，除了闷坐着抽烟和喝浓茶，电视的打打闹闹哭哭啼啼从不能吸引她的注意力超过十分钟，退休后，特别是我和妹妹都离开后，她终于开始尝试学习麻将扑克打发时间，然而终是兴致索然。单位上母亲有无数尊敬她的朋友，大家也喜欢到我家和母亲聊天，但我知道，她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被她认可的朋友。她身边热闹而内心孤傲。
我到北京的第一年，母亲大半时间都在我的新房那里一个人呆着，留下父亲一人在家。我当时心情满是不愠，因为拆我的信、翻我的日记的记忆，让我一听到母亲到我的住房去，就有一种被剥光了浑身打冷战的感觉。春节回去，母亲说，她每次去，想的是房间无人打扫不可使之落满灰尘，但总是长时间坐在她为我买的那架皮转椅上，对着书房窗口的光认真地看我留下的书，头晕了，抽支烟休息一会儿，这么一年下来，我书橱上留下的半架书，能看的大半都看完了。只是视力突然渐渐不济，任戴了老花镜站到阳台上，也看不清字了。谁料到竟是血栓压迫视神经呢？“我这辈子没到读书，有时间看了，却看不清了，你说怎么回事呢？我只好拿着抹布不停地擦书柜，把书上的灰拍掉。”母亲安详地看着我说，我坐在母亲对面一动不动，一言不能发。
母亲老了，虽然染黑了头发，因为她开始很少发火生气了。我离开父母到北京前一个月，我表哥再生障碍性贫血死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母亲眼神中的光辉就减少了一半。表哥是姨妈最小的儿子，姨妈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去的时候，一岁的表哥刚好还在她的怀里。表哥被我家从偏远山沟里的矿井调到父母单位时，方19岁，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却发现体力极差，查出病因后，就是一段对所有亲人的漫长煎熬时光，血色素从10克一点点跌落到1克，直到烛火自己燃净。
那年春节，我和母亲难得地谈了一会那些书，然后谈起如果我该怎样为母亲写一部小说。但我知道，我整天评论的职业，一脑子的思维方式，已使我离写小说越来越远，也许我一辈子都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尽管今天这愿望越来越强烈。而且，我不知该怎样写我的母亲。
我无法求证，母亲暴躁的性格和父母糟糕的婚姻有多少直接关系。母亲一家个个性格要强，我听大舅舅回忆母亲在外公外婆饿死后，17岁的母亲担负12岁的大舅舅和5岁的小舅舅的抚养教育之责时，其严厉程度胜过脾气暴躁的外公。小舅舅到嫁到湘南的姨妈那里读一年级放寒假回来，母亲晚上考他背课文，他记得不全，母亲大怒，剥光小舅舅的衣服，拖到深夜的雪地里边哭边痛打，直到小舅舅把二三年级的课本都背熟了，才允许他继续上学，但不再送到姨妈那里去了。
父母的婚姻是注定的缘分。他们是门对门的邻居——1949年以后，父亲一家作为反动军官家庭被从方圆几十里内惟一的一幢水泥洋房扫地出门，搬到了母亲那个村，而大地主的母亲一家同样被扫地出门，两家一起搬到了两间紧挨着的最破的茅屋。他们是全村的敌人。“连那些一贯我们接济的亲戚都不跟我们往来。”母亲经常给我回忆她童年时期的恐怖记忆，除了正在坐月子的外婆，家里所有成年人都在经受残酷的革命洗礼。外公从湘乡县临时政府县长任上跑了回家，尽管街上到处都用白石灰刷着他的名字：向开明绅士XXX先生致敬，但他感到无言的恐惧。斗争地主最激烈的那些时候，母亲一直没有见过外公，翻身群众喜气洋洋在她家出出进进，舀她家缸里的米，就着她家的锅灶做饭，然后，在她家像真正的主人那样吃饭，只有当时还七岁母亲的敢跑到他们吃饭的锅里给留在家的老弱盛饭。那时候，十来岁的姨妈穿着校服站在长条凳上，双手向后反举，脖子上吊两匹土砖。母亲当时七十岁的奶奶则被拷浮财，麻绳捆住一个手指一个脚趾，这被唤做“吊半边猪”，她每被绳子升起一次，都会交代一处浮财，直到整幢房子的地基被刨尽。
同年出生的父母是同班同学，但自小泼辣伶俐的母亲一直就是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从来就瞧不起闷声不吭的父亲。而在那场大饥荒中两家的家长都先后死去时，母亲已视父亲家为寇仇，因为外公的死，是他扛不住饿偷了公社的粮食，结果还没下锅就被捉拿了，抬回来三天就死了。是我的伯父举报的。日后，我见到伯父时，母亲在后面指着伯父的背影对我说，“喏，这个畜生，就是我的杀父仇人。”
但那一年父亲并不在，父亲十六岁就独自逃亡失踪了。
母亲一家姐弟三口在她最终流亡新疆之前的境遇，带给她对故乡的绝望和仇恨，终生都未消除。母亲在湖南的这二十年始终没有回去过。但我总怀疑，母亲的仇怨或许与她的性格有关，她的同学中有父亲被镇压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那些人的叶落归根情怀。事实上，当时故意压低工分使她根本无力养活两个舅舅一类的欺压是有的，但敢明着过分欺负她的应该没有。她屡被斗争又屡作不平声，想来被斗争的不算太严酷。有次，一位欺负她家的积极分子因偷了东西被吊打游行，母亲高兴地爬到自家屋顶，向全村高声广播：“看啊，这就是现世现报！我寻仇不如我复仇，我复仇不如我看仇！”几个革命群众试图干涉她，但被她要刨祖坟的威胁吓跑了。
母亲差点很早就跑掉成了。母亲说，她精心设计了逃跑方案时，躁动的有种一辈子都不曾再有的喝酒愿望，到了十几里的镇上打了一缸子白酒，母亲一仰脖子喝下后才压住了内心的躁动，开始冷静实施逃跑方案。那个下午，她把村里的两头猪偷偷卖了，把换来的钱缝在衣服上，等深夜两个全然不知的舅舅入睡后，悄悄离开家，把早已准备好的信塞进几位亲戚家的门下，信里希望他们看在祖先面上先帮着照顾两个舅舅，日后必将报答。然而，半夜一位亲戚夜起掌灯，“提前”发现了母亲的信，这位亲戚看了内容后，惊恐地大叫：“不得了啦，兰妹子跑掉了！”民兵队长是个诸葛亮，在母亲那几位亲戚唉声叹气时，算定母亲要逃跑，一定是县城发往长沙的第一班车，还能有时间通过公社想办法拦截。天亮时分，挎着蓝花布包、梳着两根粗大麻花辫子、瘦瘦高高的母亲刚坐上班车，接到电话的车站值勤人员就出现在母亲面前。
母亲因此被收容了半年，而且她最后是被收容农场强行驱逐出去的。我忘记打听当时的收容是何等情形，但母亲居然不想走，显然收容这个概念在当时远不同于今日吧。
那次逃亡失败，母亲又曾在湖南各地流浪做工数年，直到２５岁那年，母亲终于有了一张车票，她带着一卷铺盖和一口袋炒麦踏上了西去新疆的火车。母亲强调，那时候流亡到新疆，对他们，差不多等于到了月球，本未打算有再回去一天的，所以，她给姨妈发的信上说：“姐姐，永别了。”谁料一语成谶，母亲刚到新疆，姨妈就撒手丢下了四个孩子。
我不能理解，母亲为什么一直交代我们不能说他们到新疆是作为盲流去的。事实上，那片全新世界给他们的理想和发展空间远大过他们当时的期待，在我说父母是盲流时，潜意识里涌动的莫名骄傲和浪漫想象，附丽在他们当时的胜利大逃亡上，应当并不为过。在我看，这种挣扎的经历在她的同龄人面前，那些总以为他们是支边、复转到新疆去的人面前，“盲流”二字当有一种真正的生命的荣耀，而支边、复转这听上去“正式”的词儿，实际上是种无可奈何的受摆布的狗臭屁命运。
母亲并不知道，父亲早在她两年之前已到了新疆。他们工作的地方相距两百多公里，这个距离比门对门的邻居更近。
父母结婚前，母亲在新疆度过的那两年，在她那里，回忆来回忆去，只有那才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灿烂年华。事实上，不消母亲每次念叨，翻看她用了几十年的那两本笔记本就知道，那两年过去，两本笔记本只剩下几十页，但后面三十年却没有把它填满。没有了诗歌，没有了朋友之间的唱和，没有了发言草稿，没有了工作日志，没有了学习心得……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往来帐目和亲戚朋友的生日，只多了我和妹妹每年春节时的身高体重登记。
父母的婚姻之糟糕，其实从母亲笔记本里就可以看出来，因为我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找到婚前关于父亲的任何记载，更谈不上唱和。
母亲说，父亲刚得知母亲工作单位，就开始发信追求母亲。我没有问过父亲，但我怀疑，他或许从小就暗恋着母亲，否则何至于一上来就求爱呢？不过，父亲那时正因单位搞派性斗争四处流窜，他多次跑到母亲那儿避难。父亲一直显得比母亲年轻，所以，母亲对外宣称，这是她的弟弟，让父亲在她同事那儿暂时安顿。就在父亲稀里糊涂四处流窜那几年，父亲欠下了一屁股巨债，等他们结婚后母亲才知道。从母亲平静地收留父亲帮他洗衣借钱看，父亲的求爱，在她那里，一开始真可能是连一点考虑的意思都没有。
“我是同情他，我们只有同情，没有爱情。”母亲这话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了，我们都相信，不过，早些年，“爱情”二字从母亲嘴里出来，我心里经常暗暗冷笑，这么强悍而无一点温柔的人，怎么能和“爱情”二字挂得上钩，我实在想象不出，母亲那样的人，在爱情中会上何等样子。
然而我知道母亲当时是有个恋人的。今天我会想，如果母亲不是和父亲结婚，而是和她的恋人结婚，也许母亲会另外一个人，而父亲也会是另外一个人——很多年我一直站在父亲一边，认为他在过于能干而又满怀怨恨的母亲那里长期压抑，越来越显得无能，而且，真的一点点变得无能起来。
母亲的恋人是四川人，从我记事起，那个英姿勃勃的年轻人就堂而皇之地挂在墙壁的相集上，当然，是和母亲当年的同事们一起挂在墙上的。至少从照片上看，母亲爱上这个人，就足够证明母亲的眼光。从母亲的回忆里看，我很难分辨那算不算得上真正的恋爱。母亲的恋人在自由的时候，他与母亲的联系，开始于年轻人晚上开大会，青年男女在下面分成两组暗中斗智时，相互开玩笑的传纸条，母亲和他是这种游戏的两个主角。似乎联系仅限于此，再就是私下的书信。很快他就因为编写了政治讽刺文章私下传递而失去自由，母亲见不到他，不知他受到何种惩罚，他要好的朋友特来告诉母亲，他在地牢里被打昏了。从母亲的反应那里，同事们明确了他们暗中的感情。此后的时间，两人的联系就是同情他们的朋友们传递口信。
有几次，有几次我真的很想对伤心的母亲说，为什么，你当时不勇敢地站出来承认呢？母亲终于在审判大会上见到了他，他挂着沉重的牌子，头戴高帽站在叠架起来的桌子上，主持批斗者拧着皮带高声叫骂：“就这种牛鬼蛇神，这种反动分子，我听说居然还有人喜欢他，站出来，我倒看看这人是谁？”“说！你怎么敢勾引女青年！”桌子被揣倒了，桌子上的人摔了下去。曾在湘南林场打工时，敢在深夜独自穿越原始森林的母亲，那时没有勇敢地冲上去，而是无声地逃离了现场。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你难道对未来一点希望都没抱么？这样的话，我一直没忍心问母亲。
母亲再见到他时，他刚放出来不久，那是母亲和父亲办完离婚手续后，请假带着我重回故地散心。他当时把手头所有没花完的工资都为我换了白砂糖。母亲在那里呆了十来天。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母亲当时已经离婚，认为父母这对上天注定缘分的人该过着幸福的生活。母亲和我在那里留下了两张照片，母亲又黑又瘦又老。母亲再没有回过那里。
我不清楚母亲最终同意嫁给父亲是出于怎样的判断，事实上，母亲带着结婚证明和调动手续到父亲那里时，他们并无多少成年后的真正了解和接触，但彼此共同的命运感，的确没有人能相比。我也不清楚他们怎么一结婚就互相开打的。父亲一直是个性格异常温和的人，几乎从未在外与人红过脸，但在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他是经常对母亲的责骂动粗的。父亲年轻时掰腕整个连队里无人能敌，可以想象母亲在与他对打时吃了多大的亏。很多年后，父亲言语里还依稀可辨识出骨子里大男子主义的痕迹。比如，我曾敏感而不悦地觉察到，父亲在母亲不在旁边时，介绍母亲时，称呼就从“我爱人”变成“我家属”。不幸的是，他遇见了最能摧毁大男子主义的母亲。
无疑，父亲才是母亲制造出的最大不幸者。我能记得起他怎样从一个不无快乐的壮年人变成今天浑浑噩噩摸样的。小时候极端宠爱我，给我当马骑，给我总有讲不完故事的，是父亲，而今天我分别一年回到家中，除了诸如工作怎么样饭吃的习惯不习惯之类的话外，对我已别无言语可说的，也是父亲。上次春节回家，父亲在全家人热闹说话时，一直默默无声地微笑着盯着电视，只在莫名其妙地以为母亲又在说他不是时才突然站起来骂上几句。母亲回过头对我说：“你看看，你爸爸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糊涂虫，我们刚才什么说过他了？”我望着尴尬却又一脸不愿服输的父亲，说不出话来，这是我的父亲。
父亲一家人都有着全然不同于母亲一家的性格，他们大都温厚自矜。亲戚来信，我只要扫上几段，就能马上看出是否是父亲的兄弟和叔表兄弟们的。字体一律摇曳又有所收敛，行文叙事很是讲究含蓄和顾盼生姿的技巧。在他们当中，父亲已很算是个例外了。那年几十年没见面的大伯父从东北回湘，和父亲攀谈不久，父亲就很受不了他的拐弯抹角和吞吞吐吐。不幸的是，他们的妻子几乎多少都类似母亲的性格。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一对不是几十年争吵如一日的，未必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数？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自己坐在炕上，父母在扭打着争夺一把菜刀。我描述记忆场景，母亲说，那时我该是两岁。小学时，我无意中翻到父母的离婚证时，才得知那一年他们离了婚，尔后又为了我，继续绝望的婚姻。在妹妹两岁那年，他们又差点离婚，那一年母亲学会了抽烟，并且，从她的北方大嫂同事那里学来了一口话把子。第一次从报纸上看到“冷战”这个词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父母，他们多年来已经习惯动辄几个月不说话。
随着我懂事，父母打架越来越少，而且往往刚一出手就停止，凶器不再出现，至多是砸掉一些易碎的东西。在我看，是父亲变得越来越克制忍让，或者说，麻木。刚搬回湖南第一年，我们住在一个荒凉偏僻的小站，有天晚上，父母终于在漫长的对骂后开打，母亲当即被打倒，她的头被父亲按着磕在地板上咚咚作响，我倚在门边安静地看，妹妹抱住我大哭，等我觉得母亲该受的惩罚已经足够，才跑到邻居家搬救兵。那次母亲牙齿被打脱两枚，浑身青紫。我不知道父亲的手如此之重，当时满心认为，母亲的确该被痛打一顿。
在母亲伤心痛骂我的时候，总会绝望地提起她两次挨打时我冷漠的反应。那时我不知道，母亲在地上挣扎时，一直望着她的儿子和女儿。母亲最后一次挨打，是我上高中时，那次父亲觉得母亲在同事面前损了他的面子，待同事一离开，突然重重打了母亲两个耳光。没有人对父亲这种冲动做出反应。我淡淡地劝了父亲几句转身到了书房，我当时对父母这种争吵已经无动于衷，母亲在那呆坐了半天，突然站起来，高高举起一个很大的凉水茶壶，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砸在地上。父亲像发了疯一样将母亲打倒在地，我转过身去，略等了两分钟才去和妹妹一起拖父亲，我发现快五十岁的父亲居然还像牛一样一身蛮力。
“我那时候就知道你跟那老畜生一样，也是条毒蛇。”此后母亲对父亲的仇恨全部转移到我身上，那时起，家里的激烈争吵几乎全发生在母亲和反叛情绪强烈的我身上，而且，很大程度上像极了母亲的妹妹，还没上中学就开始和母亲顶牛，甚至在母亲偶尔打她时竟然还手和母亲撕打起来，这在我身上还从没发生过。这种离奇的举动，甚至让父亲在一旁都看不过。但这个帐被算到我头上，是我起的坏头。
“你知道吗？他们好几次竟然两个人一起打我。”妹妹不无骄傲地告诉从学校回到家的我。我盯着妹妹的脸，又爱又恨，我真想在她白皙的脸上添上五个手指印。“你再敢和妈妈打架，我打赌你的右半边脸会烂掉的。”——她不知道，在她刚一岁时，她的一只耳朵溃烂了，怎么治都无效，医生说，得用蟾酥才能治好。那时父亲正在湖南出差购买汽车配件，大半年时间不在。每天母亲下班，都会拿着电筒拎着小瓷缸到地窖、防空洞去捉几只癞蛤蟆来。我头皮发麻地看着母亲把蛤蟆剥了皮敷在妹妹耳朵上，然后再裹上纱布。半夜母亲总是不断起来，掌灯看妹妹被轻轻捆住的一只手，是否会因为想抓痒而挣脱。我扔掉了几十只光着身体的蛤蟆后，妹妹的耳朵才彻底好了。
我有这样细心的母亲，她的子女的体格健康异于任何一家的孩子，儿子从来没有住过院，她女儿惟一一次感冒发烧住院，是因为她粗心的丈夫在给女儿套上棉裤时，把一条腿捅在里棉裤和外裤中间被严寒冻伤。
不过，母亲往往在打妹妹时变成两人扯到一块儿，她会突然无可奈何地笑起来罢手。妹妹在她那里，至多是淘气顽劣而已，心肝俱全，不像我是真心充满暗暗的毒怨仇恨。父亲，舅舅们，以及所有深深伤害了她的人，加一块儿也没有我给她的伤害更大，因为我曾是她的生命和未来的全部希望。
今天我还认为，母亲的性格很容易走上偏狭和极端，格外容易记仇而且永远不忘。当然，她的仁慈和热心也与这种强烈的爱憎一样，每年春节，我家是普通职工中登门拜访的人最多的一家，大多数都是受过母亲帮助的人，单位上那个妹妹小学时的同学，每个月都会带着她的弟弟妹妹来看望母亲，他们一家三个小孩在成为孤儿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是母亲在坚持照顾他们，从为他们发起捐款，到他们转学，迁移户口，招工就业，都是母亲在奔波。
我刚工作的头一两年，因为我工作地点离家很近，我在单位上积累起来的奇怪自信心，带到家里变成猖狂的反攻倒算式的嚣张，使得全家人第一次都站在母亲一边。母亲终于在一次与我的争吵中被气得昏倒在地，被父亲掐醒后，她喊着那些死去亲人的名字，希望他们将她带离这世界。我彻底慌了，我跪在地上请求母亲能宽恕我，但母亲听不见。几天后，我问父亲我回来是否会刺激了母亲，父亲说，你暂时不要回，妈妈这几天神经不正常，她老是要去磨菜刀。我夺刀还被她咬伤了。你自己反省一下，也不要太难过，更不要自己做傻事。
我不知道后来是怎样又回到家中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与母亲的恶劣关系，已到了一想起来就浑身冷得发抖的程度。我每次回到家里，无论我和父亲、妹妹怎样装出一副热情，都无法融化空气中坚硬的冷漠。一言不发的母亲偶尔扫我一眼，我能感觉像刀锋一样寒冷的东西从我胸口划过。那年很长时间，我们没有发生过争吵，我甚至希望母亲能大骂我一场也好，为此我曾多次故意挑起争吵的由头，我希望她知道，我不会再还嘴了。我开始害怕这种母子关系，因为我开始知道我伤害母亲有多深，而且我开始知道自己爱母亲有多深。我无法表达。
我几次看到沙发上或某个我能注意到的角落里，有母亲剪下来的社会新闻，那是父母残酷杀死为非作歹亲儿子的新闻，那些残酷的字句下面，有钢笔描过的痕迹。我不知道母亲这是在告诉我什么？是她内心的苦痛挣扎，还是告诉我她对我的绝望？父亲和妹妹没有注意到这些纸片的存在，不会敏感到它的存在，只有我。杀死我吧。我心里想。
我不记得我和母亲的关系是怎样缓和的。而那以后，我却总难避免故态复萌，她却总一次次轻易地原谅了我。
时间是否会给我赎罪的机会？我不知道，能不能将母亲的心结悄悄融化？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母亲似乎并不抱有这种期望。她认为这是她的命，她已经甘心命运的摆布了。那些曾伤害她的心结，我知道在哪，但我却无法解开，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那年我离开他们到北京，母亲坚持要帮我拎着行李送上车，她知道我想从此摆脱她的视线，也知道她的操心也许从此就到了头。我第一次从她笑吟吟的眼睛里看到无奈的温和。她刚因深受岳父母的羞辱反对过我的婚姻，她因我没来得及认真准备刚刚反对过我仓促的动身，但她很温和地放弃了意见。我很想告诉母亲，只要你把意见稍微表达的坚决一点，我愿意服从你的任何安排。我已习惯了你强硬的态度，却不知对我听取你的意见这次竟已失去希望。
“是哥哥吗？难得你也想起来还有我这个妹妹，你刚才打电话找我什么事？”
“你为什么老关机呢？几个小时都打不通电话，母亲节，你知道吗？”
“我刚才一直在高速公路上没信号，现在已经快到家了。哪天是母亲节？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笨蛋！全世界的。明天。你别又跑外边吃饭，一定要回家吃饭，你得记得买束花给妈妈，我已经给妈妈寄了钱了。你一定记得要买花，否则我回来收拾你，你知道该买什么花吗？”
“好啦，我知道了。你怎么这么爱罗嗦起来？”
“你一定要记得，告诉妈妈，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