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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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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不断推进其亚太联盟体系的联网建设。在此进程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成为网络构建的关键节点，议题指向、安全指向、结构对称化、机制融合化是网络结构内部联系的主要特点。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位置赋予更加明确的权力、关系传输更加复合的资源、互动构建群体性信任。基于此，对联盟体系成员而言，网络结构使得美国管理成本与职责易于分散化，促进关键盟友汲取、运用更多资源，并吸引更多成员使得体系规模扩大；对联盟体系的整体运作而言，网络结构促使联盟体系运作高效化、更具灵活性、并具有更强的抗压性。
关键词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结构分析
当前，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构建正如火如荼展开。2016年5月，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第十五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基于原则的安全网络”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on ‘Asia-Pacific’s 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 at 2016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Singapore， June 4，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791213/remarks-on-asia-pacifics-principled-security-network-at-2016-iiss-shangri-la-di.（principled security network）概念，旨在通过基于现有亚太联盟体系基础拓展安全组织架构，以此规制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美国缘何极力推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建设？本文将试图描绘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的表现形式，并汲取政治学、社会学的观点分析网络结构的内在机制，从而尝试深入探讨网络联盟体系结构对联盟的成员及联盟体系运行的作用。
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可以表述为网络――包括一系列节点（或社会系统的成员）和一系列描述他们之间关联性的关系。” Barry Wellman and S.D. Berkowitz，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 转引自〔美〕戴维?诺克、杨松著：《社会网络分析》，李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也就是说，结构分析路径包含两种基本视角：关系取向与位置取向
陈冲、刘丰：《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第96页。。通过重塑盟友、革新关系，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轮廓日渐清晰。为此，本部分将从位置视角和关系视角描绘剖析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的全貌。
（一）亚太联盟网络化体系的关键节点
考察网络结构的第一维度是位置取向。正如上文所述，美国在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进程中遣将布兵，突出关键节点作用，通过关键节点扩大辐射范围，产生联动效应。
第一，日本逐渐成为亚太联盟体系网络结构中的“次轴心”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39-53页。。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直言：“与日本的联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Vol，189， No.1， 2011. available at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特朗普上?_后不久，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Phil Stewart and Nobuhiro Kubo， “Mattis Reaffirms U.S. Alliance with Japan ‘for years to come’，” Feb 3， 2017. available at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japan-usa-southkorea-idUSKBN15J02G.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实现互访，美日同盟的基石地位得以再确认。日本在亚太事务中的次轴心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日同盟军事一体化合作日趋紧密。2015年4月，日美两国签署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 April 27，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mod.go.jp/e/d_act/anpo/shishin_20150427e.html.，将日本军事行动的地域范围从“周边”扩大至“全球”，将日美军事合作的领域平台从传统的情报合作、军事演习拓展至网络安全、海洋安全的平战“无缝”链接，并将“联盟合作机制”常态化。二是“美日+1”合作框架成为“小多边”合作的主要平台。通过强化日美两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参与，与盟友伙伴打造三边外交、经济、安全协调，并在双边关系中有限发展全球事务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U.S.-Japan Global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April 25， 2014. available at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fact-sheet-us-japan-global-and-regional-cooperation.，积极打造成为“开放的、综合性的、基于国际规则的多边网络架构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oda of Japan at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pril 30， 2012. available at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4/30/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noda-japan-joint-press-confer.”。三是日本同伙伴国家的交往联系日趋密切。例如2017年5月，日本“出云号”准航母以及“涟”号护卫舰在南海展开巡航并与美军举行联合演习，并分别停靠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强化了日本同东南亚国家在海洋安全的联系交往。 第二，安全合作色彩浓厚、范围拓展。亚太联盟体系源自于冷战，受历史传统影响，其安全合作色彩浓厚。当前，随着进一步拓展，形成多域围堵、多层协调之势。在“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出台后，为应对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迅速提升，美国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实施“嵌入”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构建。其一，美国着力发展日本前沿拒止能力，旨在守住前沿阵线；与此同时，将澳大利亚打造成为深度战略防御阵地，协同日本并形成前呼后应的格局；其二，美国以创新技术为引领着力强化盟友及伙伴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在利用盟友及伙伴国家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明确其优先发展重心和方向，形成第三次抵消战略协同网络；其三，鼓励盟友及伙伴国家在陆、海、空、天、网进行全域技术投资，一方面在不同域内划定盟友职责，另一方面强化盟友及伙伴联域协同。Patrick M. Cronin， Mira Rapp-Hooper， and Harry Krejsa， Dynamic Balance： An Alliance Requirements Roadmap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16.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dynamic-balance-an-alliance-requirements-roadmap-for-the-asia-pacific-region.
第三，联盟格局由“美主友从”向“美主友辅”过度，对称性进一步提升。“中心―轮辐”联盟体系结构的一大特点是美国相较于其盟友存在绝对物质优势，这导致盟友对美国的管理一般采取顺从的态度，并且美国及其盟友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也并非对称，形成等级制的格局。然而，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的过程使得联盟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在霸权相对收缩的同时，减少对盟友的物质力量的投入，进一步利用盟友自身的资源与优势，在地区范围内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这一变动使得亚太联盟体系的对称性进一步上升，也是亚太联盟体系扁平化的主要动力来源。
第四，联盟规模扩大，强化机制融合。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使得联盟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缠结网络”William T Tow， Tangled Webs： Security Architectures in Asia，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uly， 2008， https：//www.aspi.org.au/publications/tangled-webs-security-architectures-in-asia/Tangled_webs.pdf.（Tangled webs），也使得亚太安全格局进一步复杂化。联盟规模扩大的来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进一步重视伙伴国家的作用，将伙伴国家同盟友联结，并鼓励伙伴国家相互之间的互动；二是同地区合作机制的融合碰撞，特别是同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的汇通，使得这一“缠结网络”规模扩大。然而与此同时，规模扩大带来了边界模糊的后果。因为“小多边”合作机制的临时性特征以及现存地区合作机制的边界模糊性，使得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网络结构的边界关系时有时无，并伴随共同利益、外部威胁的强弱变化而变化。
二、网络联盟体系结构的内在机制
网络分析理论认为，网络结构本身存在独特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节点的联系与互动形成的关系进行传递。映射到国际安全领域，网络联盟体系结构的内生性力量必然源自于网络结构的基本特征，通过网络结构本身来传递，进而对“施动者”的行为产生作用和影响。
（一）网络结构中的位置赋予更加明确的权力
社会学家彼得?布劳认为，“社会结构是由这样的社会位置组成的：它们不仅是分化了的，而且也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彼此不相关的位置就不能构成一个连贯的社会结构。”[美]彼得?布劳著：《不平等性和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一版，第10 页。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更是一语中的，认为权力不仅仅由各种实力决定，而且“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关系而存在”刘慧：《国际关系的网络分析研究简评》，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6期，第20页。，这种关系源自于相对位置的动态变化。
我们可以初步窥探出三点：第一，权力必须依附于关系的互动而存在，没有相互关系的存在也就无所谓权力；第二，权力不仅仅从个体属性中获得，同时也来源于相对位置的落差；第三，权力关系既包括冲突和对抗层面的含义，也可以是一种互惠再生的?P系。权力的分配决定相对位置，相对位置再赋予单元再生性权力，以此形成权力的螺旋式上升，并以此作为单元之间的互动直接动力来源。
那么权力在网络联盟体系中如何存在、如何分配、如何运作？社会网络理论通过研究关键节点的“中心度”以及网络的“中心势”指数“中心度”是关于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性位置的测量概念，反映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位置或优势差异；“中心势”是相对于“中心度”而言的，指的是诸多行为体在整个体系中总体的凝聚力或整合度。来测量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的中心性权力位置。“国家在关系网络中的权力与其所处的位置相关，核心位置带来核心权力。”曹德军、陈金丽：《国际政治的关系网络理论：一项新的分析框架》，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第77页。当前的美国亚太联盟的网络体系结构处于一种“去等级化”的进程中，这种“去等级化”的网络结构是介于“市场”与“科层”之间的动态平衡。显然，在发展变化的网络联盟体系结构中，美国的“中心度”远高于其他节点，处于核心位置，而诸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则成为“次节点”。这些核心节点和关键节点由此拥有高于其他行为单元的权力，同时也获得了再生性战略能力。秦亚青指出，关系的积聚可以形成系统影响力，进一步巩固系统中的权力。处于核心位置与关键位置的节点相较于其他节点而言拥有更加广泛的联系，联系的背后是资源、信息、市场，以及国际行为能力。拉图尔在界定权力时指出，“权力是行动者关系网络的产物”，“成功的权力网络的关键在于不同行动者的搭配，既包含忠诚的他者，也包含其他社会与物质资源。”李钧鹏：《何谓权力――从统治到互动》，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66页。由此可见，美国通过关系的积聚获得资源，进一步掌控再生性权力，以在霸权护持进程中获得优势。 一方面，联盟体系弹性化趋势更加明显。网络联盟体系结构是在“中心―轮辐”结构基础上拓展演变而来，并非颠覆原有结构。这种拓展演变网络的优势在于联盟体系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发展新的成员Miles Kahler， Networked Politics： Agency， Power， and Govern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4.。与此同时，网络结构较“中心―轮辐”结构的伸缩性更强。“中心―轮辐”结构是一种等级制的结构，等级制结构通常是定向性系统[美]莫顿?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132页。，系统中的角色完全根据等级排列
[美]莫顿?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130页。，指令由中心向轮辐定向传导。而网络结构则是非定向性系统，该系统如星星之火一般，根据情势的需要允许内部成员需要更改朋友和职能，以适应不断情况的变化
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3.。另外，网络系统还可以根据利益的关切程度选择是否应对威胁以及应对威胁的具体形式。
另一方面，联盟体系更多基于对环境适应性（adaptation）处理问题。莫顿?卡普兰将灵活性定义为“相对于现实环境干扰的强大能力”，灵活性总是与环境问题相联系的。[美]莫顿?卡普兰著：《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130页。网络带有很强的社会性魏玲：《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第二轨道进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这种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对环境变化做出应对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的衡量指标包含快速反应的机制、成员的排列与选择、盟友之间的信任程度。在网络结构中，联盟成员塑造的是关系而非例程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65-166.（routine），在危机时刻以及迅速变化的情势下，例程可能成为处理问题的阻碍因素。为此，网络结构可以避免例程阻碍，联盟体系的成员也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迅速做出选择，组合新的“小多边”团体，以实现网络结构的灵活反应能力。这种迅速选择的基础在于内部成员的相互信任，当信任催生网络的凝聚力时，在危机时刻可以表现为强大的环境适应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3. 网络结构促使联盟体系强化抗压性
“中心―轮辐”结构的联盟体系向网络结构延伸拓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应对外部威胁延伸化复杂化，特别是当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使得亚太联盟体系以更加弹性多元的方式制衡威胁。
一方面，网络结构具有的延展性、易变性、集成性、灵活性的功能可以迅速应对多重威胁。当前，美国亚太联盟体系面对的威胁来源日益多元化，特别是非传统安全的形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网络结构的亚太联盟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更加有效的制衡。一是网络结构具有的延展性使得其借助地区性关键节点的资源与权力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威胁制衡，例如美国亚太联盟体系凭借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优势地位应对海洋安全威胁，凭借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以及东南亚的影响力处理该地区内逐渐弥散的恐怖主义浪潮；二是网络结构具有的易变性使得应对安全威胁的“小多边”团体内部成员依据地缘临近性、威胁类型、威胁程度呈现出多重灵活的组合方式；三是网络结构具有的集成性使得美国在应对地区性威胁时得以实现统一指挥与管控。例如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增长，美国加强网络联盟体系的全员联动，利用内部成员自身比较优势构建“第三次抵消战略”联防圈，以实现对中国的多方有效制衡。四是网络结构具有的灵活性使得“小多边”团体应对威胁的手段也更加多元。对抗威胁的多元化互动进一步促使了网络结构内部关系的多元化，从而带动了联盟体系运作的灵活化。
另一方面，网络结构系统有强大的恢复能力Anne-Marie Slaughter， The Chessboard and the Web： Strategies Connection in a Networked World，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61.。一是由于网络结构具有多面性（multifaceted）Thomas S. Wilkins， “Japan-Australia Security Relations： Building a Re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William T. Tow and Rikki Krrsten ed.， B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Regional Security： Australia， Japan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113.的特点。美国亚太联盟体系是由诸多“小多边”团体组成，当某一小多边团体无法制衡威胁时，其他的团体可以进行补充增援，相互交替。?@种多面性的网络结构可以从多方进行威胁制衡，从而有效实现网络结构的恢复。二是网络带有很强的社会性，这取决于它的交互式结构和网络本身的关系属性。网络结构内部的联系有强有弱，强关系能够增进网络的聚合力，而弱关系能够使网络保持开放性，强弱关系的结构能够保证网络信息交流的效率。魏玲：《规范、网络化与地区主义：第二轨道进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第115页。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这种强弱关系的组合也使得联盟体系在必要时作出适当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