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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发布4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公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其中指出：1.2010年，新闻出版业总产出达到1.22万亿元，增加值达到3500亿元。“十二五”时期,新闻出版产业增长速度达到19.2%，到“十二五”期末实现全行业总产出2.94万亿元,实现增加值8440亿元。2010年，人均年拥有期刊2.6册，“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4.6%；每千人拥有报纸份数102.2份，“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3.4%；报纸普及率0.37份/户，“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6.8%。到2015年，人均年拥有期刊3.1册，年均增长3.1%；每千人拥有日报份数100.6份，年均增长1.9%。
增强中央主要报刊和学术期刊的持续发展能力、传播能力。形成10个左右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报刊出版产业集聚中心。5.打造10家左右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的大型国有报刊传媒集团。建设专业学科领域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期刊群。6.实现期发行量超过百万份的综合性日报20种,期发行量超过百万册的大众服务类期刊30种。全国报刊出版单位数量减半，降至5000家以下。非独立法人报刊编辑部占报刊出版单位总数的比例减半，下降到30%以下。“人人都要替天行道”的网络舆情4月14日媒体报道,法院向旁听人员征求药家鑫案量刑意见引争议,受害者代理人张显向西安中院提出,坚决反对在此案中“问卷调查作为量刑参考”。坊间对死缓还是死刑立即执行的争论持续不断，而法庭向旁听人员征求意见,显然又犯了方向性错误。
从发展脉络看,药家鑫案十分清晰,原本不难作出判断。但在中国社会存在普遍公正焦虑的背景中,个案就容易超出本身意义而具备公共事件的属性。一开始,药家鑫案就已经成为集中民间公正焦虑的“肉身”,似乎有关社会的一切不满,都一股脑地投射到这起案件当中,“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这样的舆情演变其实有着更为宽厚的社会背景。从2008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明显搅活了舆论这“一池春水”,一些重大案件在网络的发酵下相继成为社会“公共事件”,一件件刑事个案在网民的激情介入下,迅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介的崛起,网民表达更加便捷和畅快。在这种“人人都要替天行道”的网络背景中,药家鑫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立即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难怪网民会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了。
同时,透过药家鑫案的舆情反应,我们不难看出民意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反感,以及对驾车撞人的激动情绪。公众宣泄的情绪中，还包括对大学生教育失败的不满,以及对目前司法的不信任。上述所有的舆情,归结到一点就是聚集了太多的社会公正焦虑,当个案演变为公共事件,司法便难逃舆论拷问的命运。当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借由这样的个案寻找“出口”,所有的反思与警示,也都通过这样的个案寻找“辩题”,像法院这样的部门,最容易成为不堪重负的“弱势”。澎湃汹涌的民意,将司法逼到墙角。这突出地显示出网络舆论的原生态特征,只要话题涉及弱势群体,网民往往不去仔细辨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一边倒地同情弱者,痛扁事件中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此背负下,法官落笔的手岂能不犹豫?究竟应当如何追求民意?这给舆论漩涡中的司法造成了很大困境。每一个人似乎都代表正义,每一种声音仿佛都是真理,出于各种动机和预设立场,不同的人在没有对案件进行全面、客观、冷静地了解下就先入为主,一旦判决结果和他们预想的不一致,就对司法审判出现情绪化的反应。因此,我们说民意不能随意介入司法,必须通过一定的制度模式和可操作的程序设计,以剔除那些盲动的民意,防止不理性的民意影响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