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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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 论文(6页7943字)
说明：
一、传统理性观念
二、理性的重新定位
三、思想的复兴
四、结语
作者点评：
理性的定位既是人类的自我重新定位，又是思想复兴的表征和开端。
历史上不绝如屡的理性探索者总结出了理性的能力的全貌：理性具备有效地选择手段的能力；理性能够协调个人和社会生活；理性把探求知识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最后，理性是所有具有社会意义的主体的独立的道德源泉。[19]总之，理性的含义是丰富的，随着理性的不断复兴，新的内容必定会不断增加到理性之中去，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对理性性质的揭示和体会必将逐渐深入，正如波普尔说言，“这个‘世界’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科学的任务。‘社会’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社会工程师的任务。（当然，这不意味着他将‘指挥’它，或是集权化或是集体主义的规划是称心如意的。）日常语言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或至少保持它的清晰标准却是我们的任务。”[20]而从理论上说，是理性给予一切被称为“存有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因此如下公式就不可谓不简洁而且重要：“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的世界以意义；反过来，世界通过理性而成为存有者的世界。”[21]
别尔嘉耶夫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理性本质之神秘，在我看来，也顺便揭示了思想复兴的内在机制。他把理性分为“小理性”和“大理性”，他认为应当追求“大理性”，他说：“弃绝这个世界的理性――上帝的非理性，就是自由的而不是奴役和黑暗势力的最勇敢行为；弃绝小理性，克服逻辑的局限性而获得大理性，逻各斯就开始当令了。小理性是ratio，它是唯理论的，大理性是Logos，它是神秘的。小理性起切断部分的作用，大理性起完整精神生活的作用。……逻各斯观念本身是神圣的宗教哲学的观念，它与警察哲学、世俗哲学格格不入。”[22]如果一定要区分出理性的层次来，那么别尔嘉耶夫的分法倒是大可借鉴，即，“小理性”是ratio，“大理性”是logos，而对逻各斯的倾慕是几乎所有现代哲学家所共患的“怀乡病”，是思想复兴的征兆，或许只有在最古老最源始最根本的意义上理解理性这种logos才可能是问题的出路。现代与后现代的思想家都相信，摆脱危机的出路，就在于把灾难深重的现代文化重新放回到它的本然根基和应然道路上，具体说来，就是“与源头和根源重新结合”。思想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结合”，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景象又必将给我们带来难以言表的激动和难以预料的成功。
思想的复兴在20世纪最后10年开始了全面的启动，它告别了喧嚣和愤世的解构主义，超越了后现代主义以“破”代“立”的暂时性、试验性理念，开始了平实、宽厚与祥和的建设历程，21世纪因此才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人类才有了实在的希望。
资料包括： 论文(6页7943字)
说明：
众所周知，深入地探究理性的内涵乃是我们永恒的任务，因为理性是我们自我理解的前提，而自我理解又是自我存在的依据。因此对于人类（尤其是西方人）来说韦伯问题既是他所处时代的问题，也恐怕是所有时代都会遇上且必须回答的问题，那就是：首先要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在西方理性主义之内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并通过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形成，解释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这是由于所有关于特殊形式的地方显然都是涉及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而理性会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在所有文化范围内出现。并且由于理性的不同形式，韦伯总是一再地回忆起，“理性主义”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诸如技术化意义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方法论生活指导的合理性等等，颇为复杂，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论述理性之为何物。而对理性的探讨或定位最终导致了当今时代思想的复兴。
一、传统理性观念
在传统的观念中，“理性”主要指人的一种认识能力。古希腊语相应的词汇为nous （来自动词noein，意为“思维”、“思想”）和logos（来自动词legein，意为“计算”、“思想”和“理性”），都有“认识”的含意。后来的拉丁语以及由此生发下去的ratio，就更直接是（理性）“认识”的别样表达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就是“理性的认识”。
一、传统理性观念
二、理性的重新定位
三、思想的复兴
四、结语
作者点评：
理性的定位既是人类的自我重新定位，又是思想复兴的表征和开端。
历史上不绝如屡的理性探索者总结出了理性的能力的全貌：理性具备有效地选择手段的能力；理性能够协调个人和社会生活；理性把探求知识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最后，理性是所有具有社会意义的主体的独立的道德源泉。[19]总之，理性的含义是丰富的，随着理性的不断复兴，新的内容必定会不断增加到理性之中去，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对理性性质的揭示和体会必将逐渐深入，正如波普尔说言，“这个‘世界’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科学的任务。‘社会’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社会工程师的任务。（当然，这不意味着他将‘指挥’它，或是集权化或是集体主义的规划是称心如意的。）日常语言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或至少保持它的清晰标准却是我们的任务。”[20]而从理论上说，是理性给予一切被称为“存有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因此如下公式就不可谓不简洁而且重要：“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的世界以意义；反过来，世界通过理性而成为存有者的世界。”[21]
别尔嘉耶夫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理性本质之神秘，在我看来，也顺便揭示了思想复兴的内在机制。他把理性分为“小理性”和“大理性”，他认为应当追求“大理性”，他说：“弃绝这个世界的理性――上帝的非理性，就是自由的而不是奴役和黑暗势力的最勇敢行为；弃绝小理性，克服逻辑的局限性而获得大理性，逻各斯就开始当令了。小理性是ratio，它是唯理论的，大理性是Logos，它是神秘的。小理性起切断部分的作用，大理性起完整精神生活的作用。……逻各斯观念本身是神圣的宗教哲学的观念，它与警察哲学、世俗哲学格格不入。”[22]如果一定要区分出理性的层次来，那么别尔嘉耶夫的分法倒是大可借鉴，即，“小理性”是ratio，“大理性”是logos，而对逻各斯的倾慕是几乎所有现代哲学家所共患的“怀乡病”，是思想复兴的征兆，或许只有在最古老最源始最根本的意义上理解理性这种logos才可能是问题的出路。现代与后现代的思想家都相信，摆脱危机的出路，就在于把灾难深重的现代文化重新放回到它的本然根基和应然道路上，具体说来，就是“与源头和根源重新结合”。思想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结合”，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景象又必将给我们带来难以言表的激动和难以预料的成功。
思想的复兴在20世纪最后10年开始了全面的启动，它告别了喧嚣和愤世的解构主义，超越了后现代主义以“破”代“立”的暂时性、试验性理念，开始了平实、宽厚与祥和的建设历程，21世纪因此才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人类才有了实在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