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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还有3枚木牍,2枚残损,编号完整的1号木牍长23,宽5.4,厚0.1厘米,木牍正面和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排,由右至左书写章题;正面上排7行,中排8行,下排9行;背面上排、中排各9行,下排5行,尾部书“右方囗囗字”,木牍共书写47个章题,整理者肯定是单独的一种书。《文物天地》2000年第1期发表的刘海超《阜阳博物馆藏品简介》一文中配发了1号木牍的照片,可惜不清晰;2000年7月《国学研究》第7卷发表了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一文(下简称胡文),胡文公布了阜阳双古堆1号、2号木牍以及定名为《说类杂事》的阜阳残简的释文;2001年8月“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暨长沙吴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韩自强、刘海超、韩朝发表了《西汉汝阴侯一号木牍〈儒家者言〉章题释文》(下简称韩文)。胡文、韩文略有区别。阜阳木牍没有自题书名,韩文以为定县汉简《儒家者言》27章中14章与阜阳木牍内容相同,所以从定县汉简定名为《儒家者言》。笔者浅见,阜阳1号木牍毫无疑问是一本单独的书。从内容上看,阜阳1号木牍基本是纪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这与很少涉及孔门师生的2号木牍不同),历史上《论语》类著作应该很多,似不能因为其中阜阳1号木牍部分内容与定县汉简相近而直接取用定县汉简所定之名[1]。这里是笔者对1号木牍章题释文的二则札记。整理者编号从木牍正面上排自右向左顺序编排,直到背面终止,本文据整理者编号。
一.“曾子问曰囗子送之”
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编号29:“曾子问曰囗子送之”。
胡文无说,韩文注曰:“存疑。”
《说苑·杂言》:“曾子从孔子于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君子赠人以财,不若以言。今夫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则易以匹马。非兰本美也。愿子详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吾闻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家语·六本》:“曾子从孔子之齐,齐景公以下卿之礼聘曾子,曾子固辞。将行,晏子送之曰:‘吾闻之,君子遗人以财,不若善言。今夫兰本三年,湛之以鹿酳,既成噉之,则易之匹马,非兰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愿子详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择处,游必择方,仕必择君,择君所以求仕,择方所以修道,迁风移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闻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贤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穷,马蚿斩足而复行,何也?以其辅之者众。’”
编号29章题“曾子问曰囗子送之”,笔者以为“囗”或可补“晏”字,此章题所记或即孔子赞晏子送曾子言事。曾子所问对象自然以孔子最为可能,据《孔子家语》,孔子对晏子之言十分欣赏,孔子所作评论则亦以起由于曾子所问最为可能。
《孔子家语·六本》记晏子送曾子言,以“游必择方,仕必择君”作比,“择君所以求仕,择方所以修道”,“迁风移俗者,嗜欲移性,可不慎乎”,从而强调“君子居必择处”。比之《说苑》,这种表述显然主次分明,更清晰而深入。《说苑·杂言》记晏子送曾子言:“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吾闻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就局部具体言,在“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之间实际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较之《家语》“择方所以修道”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就晏子送曾子言事,《说苑》远不如《家语》所记深入细致。由此推论,《孔子家语》此段来源更为原始真确。
《家语》这段文字也最为完整。《孔子家语·六本》接着记“孔子闻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贤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穷,马蚿斩足而复行,何也?以其辅之者众。’”孔子完全赞成“居必择处”。孔子对晏子所言的赞扬评论承晏子送曾子言而来,榫卯相合。由此更知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章题与《孔子家语》关系最为密切。
晏子送曾子言之事,史籍除《说苑》、《孔子家语》外,尚见于《荀子》、《晏子春秋》。
《荀子·大略》:“曾子行,晏子从于郊,曰:‘婴闻之,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婴贫无财,请假于君子,赠吾子以言。乘舆之轮,太山之木也,示诸檃栝,三月五月,为帱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谨也。慎之!兰茝、稁本渐于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渐于香酒,可谗而得也。君子之所渐,不可不慎也。”
《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之?以轩乎?’曾子曰:‘请以言。’晏子曰:‘今夫车轮,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故君子慎隐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则为存国之宝,故君子慎所修。今夫兰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则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贾匹马矣。非兰本美也,所湛然也。愿子之必求所湛。婴闻之,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择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婴闻汩常移质,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语句虽互有差别,但旨意则一。《晏子春秋》所谓“良匠揉之,其圆中规,虽有槁暴,不复嬴矣”云云似混入《荀子·劝学》中语。《荀子·劝学》中另有“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一语,此当亦即《晏子春秋》“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择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之由来[2]。《晏子春秋》一书西汉初年已经流传[3],其中一种本子发现于银雀山汉简中,刘向校书时删其重复定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并作序文,一如其校定《荀子》(《孙卿子》)。故《荀子》、《晏子春秋》的此部分内容既有资料来源相同的问题,也存在写定文本、整理校订诸环节中窜乱的可能。刘向取材“说苑杂事”,搜集编纂《说苑》,《说苑·杂言》“吾闻君子居必择处,所以求士也;游必择士,所以修道也。吾闻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句,除“所以修道也”另有独立资料来源外,则当即本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婴闻之,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择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婴闻汩常移质,习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要之,《孔子家语》所记内容渊源古老,并与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关系密切,阜阳1号木牍编号29章题或即《孔子家语·六本》所记孔子赞晏子送曾子言事。晏子送曾子言事,儒家各种典籍中多有记载并有窜乱改变,《说苑·杂言》所记部分本自或已窜乱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二.“中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
编号42:“中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
胡文注曰:“见《家语·六本》、《说苑·杂言》。”韩文注曰:“本章见《说苑·杂言》:‘仲尼曰史鳅有君子之道也。’《家语·六本》作‘史鳅有男子之道三焉!’”
史鰌为孔子同时略早之人[4],其人其事,王蘧常先生辑群书有全面严谨的绍介,部分可疑资料如《说苑·政理》所记卫灵公问史鰌以子路、子贡事摒弃不录(此条经钱穆考辨当属传说虚造[5]),今录王文于下[6]:
“史姓鰌名,卫大夫,字子鱼。(《吕览·召类》注、《新序》一)故又称史鱼。(《论语·卫灵公篇》)其相反角。(《御览》三百六十三引《管子》佚文)孔子称之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又曰:‘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说苑·杂言篇》)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即死,治丧于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而置尸于北堂,于我足矣。’灵公往弔,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为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卫国以治。(《大戴礼·保傅篇》、《贾子新书》十、《韩诗外传》七、《新序》一、《家语·困誓篇》皆同)”
孔子对史鰌称赞有加,《孔子家语》、《说苑》都具体记载了孔子赞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的名目,《孔子家语·六本》:“孔子曰:……史鰌有男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人。”《说苑·杂言》:“孔子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论语·卫灵公》:“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不管政治清明还是黑暗,史鰌都如箭一样笔直。孔子最赞赏的正是史鰌的刚直。
对于史鰌,诸子中庄子和荀子是激烈的批评者。《庄子·胠箧》:“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者,皆外立其德而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这里的“史”即指史鰌。《荀子·不苟》:“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鰌不如盗也。”《荀子·非十二子》:“忍情性,綦豀利跂,茍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陈仲、史鰌也。”《荀子·非十二子》中还专门批评了子思、孟轲。
史鰌身上所体现的刚直的士节最为孟子提倡。《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等豪言壮语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士”的脊梁精神。荀子非孟,所以他批评史鰌并不奇怪。《荀子·不苟》批评田仲、史鰌欺世盗名的理由:“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暗世者也,险莫大焉。”就是针对《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来。
《韩诗外传》受《荀子》影响深刻,整篇《韩诗外传》54次引《荀子》,徐复观说《韩诗外传》“大量证引了《荀子》的材料,甚至其著书体裁,亦由《荀子》发展而来,即可了解他受荀子影响之深。”[7]《韩诗外传》同时还受到了《孟子》的影响,全书6次引《孟子》,2次引孟子之母教,《荀子》非十二子,《韩诗外传》袭《荀子》而非十子,但不批评子思、孟子,正是最好的说明。《韩诗外传》卷4:“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駢、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 前人如王应麟等以为这是因为《荀子》非子思、孟轲是出于韩非子、李斯之流篡改的缘故,金德建先生已经辨明荀子非孟,确实与韩婴不同[8]。《韩诗外传》受《孟子》影响最关键的则是确立了以节义为士的立身处世的立足点[9]。
刘向《说苑》20卷围绕20个中心主题摘引故事进行道德说教和政治劝诫,其标准一准孔门儒学。据徐复观统计[10],《说苑》全书引《论语》16次,引《春秋》24次,引《易》18次,引《书》16次,《说苑》引《孟子》8次,引《荀子》4次。《荀子》是刘向亲自校订序录的,其征引反不如《孟子》多,《荀子》对刘向的影响不如《孟子》明矣。《说苑》非为传《诗》而作,但其“采传记行事”,直接受《韩诗外传》影响。《韩诗外传》所特别提倡的士节,则“全为刘向所承受”[11]。刘向《新序》有《节士》、《义勇》诸题,《说苑》则除《立节》外,更有《复恩》。刘向《立节》前言曰:“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
可见,《说苑》承《韩诗外传》而强调士节正是纠正荀子而对思孟思想的发扬;《说苑》赞美史鰌强调士节,走的是思孟学派的路数。孔子赞美史鰌的刚直,子思是孔子孙,孔子家族学的《孔子家语》也同样赞美史鰌。因此,从编号42“中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来看,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应该也就是思孟学派纪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而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
提倡刚直的士节是思孟学派继承发扬孔子思想一个重要主张。可另举一例。阜阳双古堆编号40:“楚伐陈=西门燔”,《韩诗外传》卷1:“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式。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式。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式,何也?’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争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式也。’《诗》曰:‘忧必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礼哉?’”《说苑·立节》:“楚伐陈,陈西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陈修门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阜阳木牍出自西汉初年墓葬中,其成书时间更远早于此,“楚伐陈,陈西门燔”故事是早期的思孟学派所收集的孔子关于刚直气节的言论,应该就是《韩诗外传》、《说苑》此则故事的来源。“楚伐陈,陈西门燔”的故事还见于西汉宣帝时定县刘修墓所出汉简《儒家者言》,《儒家者言》编号660:“伐陈西门囗因使其降民修之囗”,编号2416“二人囗”,唐山地震后已佚原简“子曰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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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县汉简《儒家者言》的取名则显然考虑了《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儒家53家836篇中有不知作者的《儒家言》18篇的历史存在事实。
[2] 《晏子春秋》和《荀子》说记晏子送曾子言事,高亨虽未作多本之间段的比较,但也曾经作过句、词的细致分析,其结论却与我们正好相反,而这一结果还被作为评估整体《晏子》、《荀子》先后的重要证据。高亨《〈晏子春秋〉的写作年代》(《文史述林》)曰:“彼此对照,显然不是《晏子》抄《荀子》,而是《荀子》抄《晏子》,有所删省改动,化古奥为浅明。”以古奥和浅明为唯一标准判断古书先后源流并非绝无问题,更何况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里牵涉的《荀子》并不是出自一处。
[3] 今本《晏子春秋》的编定过程十分复杂,各种不同意见可参看郑良树《论〈晏子春秋〉的编写及成书过程》,《管子学刊》2000/1,2。
[4] 钱穆考订孔子未及交史鰌。(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5]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6] 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
[7] 徐复观《〈韩诗外传〉的研究》,《两汉思想史》卷3。
[8] 参见金德建《〈荀子·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卷四“非十子”节之比较》,《古籍丛考》。
[9] 徐复观《〈韩诗外传〉的研究》,《两汉思想史》卷3。
[10] 徐复观《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两汉思想史》卷3。
[11] 徐复观《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两汉思想史》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