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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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道学与反道学之争，在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局面上均有极生动的体现。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人同朱熹理学思想的斗争。

薛季宣（1134一1173年）有鉴于“自附于道学者”空谈性命而“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事”，故其教人专重“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行，足以开物成务”（2），并由此而成其“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3）的学问。他针对道学家“言道而不及物”的认识方法，明述其“道不离器”的观点，说：“曰道曰器，”（4）又以此为基础，强调为学要切于实务，“学以致用”，教导学者“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5）。这种与道学相异趣的思想，到其高足陈傅良（1137一1203年）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志在经世的陈傅良，不仅继续推展其师之学，而且更深研“治体”，提出了一系列包含着要求改革当世弊政的独到见解，叶适曾称其“既深究治体，故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君臣庶民并询选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视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气为荷负之，华茶润色之而已也。”（6）。薛季宣、陈傅良的注重实行实事实功实利的学术思想，素“为考亭（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7）。朱熹及其门人同他们学术理论上的差异、分歧及由此而展开的一些思想论争，无疑为南宋儒学史上的一项颇有意义的事件。

陈亮（1143一1194年）力主“皇帝王霸之学”，亦重功利、讲事功、倡实利，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8）哲学、伦理学上，他尽管认为“高卑大小”“各有分也”，但更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衣食室庐门户皆非外物，“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缺，是举吾身而有缺也”；声色实味安佚皆“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四肢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9）因而，他以其力主的“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的思想来反对朱熹为代君的道学家所鼓倡的“存天理，去人欲”说，并旗帜鲜明地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10）的主张。陈亮的这种学术思想自然为朱熹所反对，朱、陈之间曾围绕着王霸疫疠问题展开过激烈论辩。朱熹依其“道统”说而以天理、人欲论析历史，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所以能承继“尧、舜、禹相传之密旨”，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其王道内本天理，即其“惟有天理而无人欲”；三代之后，天理失传，汉、唐之君“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无一念不出于人欲”（11），遂使道统暗而不彰。陈亮对朱熹此论予以明确反对，他说：近世诸如（即道学者流）“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驾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他认为，王道、霸道本未必截然对立，前者完全可以通过后者来实现，如汉之刘邦、唐之李世民之事功，虽“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12），而行“王道”的三代亦有“霸者”之行，如启之胜有扈氏、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而有天下等等。同样，“义”、“利”非根本对立。“利”乃“生民之利”，本于人心，为“生民”之自然需要，正体现了“义”；或者说，“人欲”正是“天理”的体现。他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针对朱熹所谓汉、唐之君“无一念不处于人欲”之说，提出应“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   进，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13），即从汉（高祖）、唐（太宗）之“真心”看，“一念不在斯民”，是以岂非三代之“天理”体现？所以，同朱熹不一样，陈亮竭力主张的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朱、陈之间的这种观念歧异，还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处世问题的看法上。朱熹曾希望陈亮“绌于义利并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14），而陈亮则对之不以为然，认为儒者理应以天下为己任，“穷天地造化之道”（15），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故其自谓：“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啐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16）朱熹、陈亮在十余年时间里，往返十余通书县，展开激烈论争，各自均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然终未获得一致，故叶适总结性地说：“朱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17）

叶适（1150一1223年）对道学批判甚烈。他斥责道学家高扬的（子）思孟（轲）学统实际背离了周（公）孔（子）之道，谓：

古之言道者，以道为止；后之言道者，以道为始。以道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为始者，子思、孟轲也。（18）

他指出道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  失次，以今疑古，以后推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19）而实际上，“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道学家者流却“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20）道学家自称承接子思、孟轲“千载不传之学”，傲然以所谓“道统”传人自居，并据之排斥一切异己的学派。叶适对之更深改不满，指出：

“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21）

叶适继陈傅良、陈亮之后，进一步力倡理欲统一、义理统一之论，并以此为据同道学展开多方面的思想论争。始其批评道学家鼓吹“存理去欲”实际是“抑情以徇伪”，只会使“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22）。又针对道学家将义、利根杰对置，言义而不及利的做法，明谓就利去害之心乃为“众人之同心”，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23）。“《诗》、《书》所谓稽古先民者，皆恭俭敬畏，力行不息，去民之疾，成其利，致其义。”（24）他又用这种思想来批评董仲舒及发挥董氏之说的道学家（25），曰：“‘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皆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皆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26）

南宋时期，学术层面上展开的直学与反道学之争，绝不仅反限于上述诸端，其内容亦绝非有上述这些，但仅就以上概略性的描述而言，这种学术上的论争不仅有助于推进论争诸方各自学术思想的升华性发展，而且能够对当时整个学术思想繁盛性的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事实上，道学与反道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均能在南宋时期获得重大发展，南宋所以会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不正由于有着百家共兴并相互间展开激烈的论争吗？

二、非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同上述纯学术思想层面上展开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完全不同格调的，是在非学术思想层面上屡屡兴起的、虽无学术意义却对学术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政冶运动。这些政冶运动尽管也已反道学为内容，但实际所反映的只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

首先是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抗争及由之而引发起的政治局面上的反道学事件。唐仲友（1135一1187年）倡经制之学，学术思想上同陈亮、叶适“最为同调”，而与朱熹为代表的道学相异趣。这本是极自然的学术观念上的歧异，二者由此歧异而展开一定的思想论争亦应为自然、正常之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因宰相王淮之荐，就任提举浙东常平盐茶公事职务，巡视浙东，次年行部台州，遂据台州人告发而向朝廷六次上章弹劾原台州知州唐仲友（时已改任江西提刑，然尚未赴任），由此引发二人之间的激烈奏论，终以仲友罢归、朱熹奉祠到武夷山居住告结。其间，唐、朱之间的是非曲折，如唐仲友是否确如台州人所告发而朱熹又信以为据的那样贪赃枉法？朱熹在接到告发后居然以六次上奏的激烈形式予以弹劾，这是否表明朱熹确曾经过认真调查证实，抑或并非如此，而是因了学术观念上的歧异引发出来的意气用事？朱、唐二人在相互激烈的奏论过程中，是否都多少受到了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此无暇详论，加以年代久远，书缺有间，亦已难以详作辨析。（27）我们关注的焦点，乃是因此事而引起的一系列“震动”：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泄盗名，不宜信用。”接着，御史陈贾在面对时又进而论“道学”之陋习道：“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控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裨于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这类主要针对朱熹的攻诋道学之言论为孝宗“从之”。（28）其后，虽有尤袤进言，为道学辨护，希望朝廷“循名责实，听言观行”，勿以“道学”为伪，更不能以之罪人，但孝宗以“真伪相乱”为由而不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