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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提倡王道，反對霸道；支持正義的戰爭，反對不義的戰爭。這種主張，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反對的。
問題是：根據儒家的觀點，甚麼是正義的的戰爭？又有沒有真正的「正義的戰爭」呢？
「王霸之辨」，出自孟子：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註1)
孟子說：「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這是王道與霸道的分別所在。
讓我們先看看「霸道」。根據孟子的說法，假藉仁義的名義，以武力攻打別人的，就是霸道。這種戰爭，也就是不義之戰。其實還有一種更壞的戰爭，就是「以力服人」的戰爭。這種戰爭連正義的藉口也乾脆不要，赤裸裸地為掠奪別人的土地、財富而發動戰爭。當然，古今大部分的帝王、政客都很聰明，他們不會隨便拋棄道德的外衣而作戰，以免出師無名，招人口實。不少「偉大」的政治家反而深得「以力假仁」的奧妙，運用種種似乎正義堂皇的口號來發動戰爭。現今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總統布殊攻打伊拉克的戰爭了！他以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和與恐怖分子勾結為由，達致掠奪伊拉克石油資源，鞏固在中東的戰略地位之實。這便是「以力假仁」最好的例子。布殊是當今名符其實的霸主。
「王道」，就是統治者修養好自己的品德，然後以身作則，感化人民，也要推廣恩德，實踐仁政。仁君、王者對內是愛民、保民、為民制產；對外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註2)他們不用藉戰爭擴張領土，別國人民也自然樂於歸順。這樣，要達致廣土眾民，也不是難事！古代的周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註3)，便是儒家最津津樂道的例子了。
既然藉「王道」、「仁政」、「文德」便能治國、平天下，哪還需要戰爭嗎？當然，天下難免有時會出亂子，這樣天子便難免有出兵平亂的責任。儒家對天子主持正義的戰爭有一個特別的叫法：「征伐」。按照古代的禮制規矩，只有天子才有征伐的權力，只有聖明的天子才有權藉「征伐」來平定諸侯的亂事。若果「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為兼併而互相攻伐，則已是亂世了，所以古人認為：「春秋無義戰。」另一方面，假若君主殘暴一如桀、紂，人民畏之如水火，出兵「誅其君，弔其民」，救民於水火之中，那麼「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註4)，這便是仁義之師了。所以儒家認為：擴張領土，掠奪財富的戰爭是不義之戰；「弔民伐罪」卻是正義的戰爭。這種分類，也是大部分有識之士所認同的。
但儒家還有另一個說法。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註5)但只要發動戰爭，無論是為了甚麼原因，都是會有人無辜枉送性命的。敵方的士兵會被殺，己方的戰士也會壯烈犧牲。在古今中外種種戰爭中，平民百姓無辜死於戰鬥之中，數目更是驚人的！周武王起兵伐紂，孟子推崇為「聖之清者」的伯夷、叔齊便曾批評周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指責武王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註6)況且，商湯、武王若無家天下之心，為甚麼在推翻夏桀、商紂暴政之後，不在夏族、商族的後人中，另選賢德之士，冊立為新君，反而是取而代之，另立新朝呢？那麼，根據伯夷、叔齊「以暴易暴」的批評，商湯伐桀、武王伐紂還算不算是「正義之戰」呢？如果連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不是正義之師也成疑問，那麼還有否「正義之戰」呢？
推翻暴政的戰爭，雖然難免會有死傷，但也是兩害權取其輕的事，因為這是「救民於水火之中」，功德無量，很難說是「不義」，似乎是不應反對的。可是，如果是別國的暴君，我們又可否代這個國家的人民，出兵討伐呢？根據孟子的看法，是可以的。商湯附近有一個葛國，葛伯「放而不祀」，「有童子以肉餉，殺而奪之。」商湯出兵討伐，四海稱譽。商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孟子：「苟行仁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孟子認為如果鄰國國君無道，是可以出兵討伐的，只要自己是仁義之君，鄰國人民反而會熱烈支持，「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註7)但以今天的標準，我們似乎很難會接受這種「越俎代庖」的戰爭是正義之戰的說法。否則我們便不應反對布殊出兵攻打伊拉克了。
戰爭又可以分為侵略和反抗侵略兩種，一般人會認為前者侵略人家的國土是不義之戰，後者保家衛國是正義之戰。但如上所述，「弔民伐罪」之戰難免要「征伐」(侵略)別人的國土，那是義還是不義呢？「弔民伐罪」之師攻入我國，我們應該反抗嗎？王者之師攻入、佔領我國，起兵反抗又算是「起義」，還是「不義」呢？周武王伐紂是「弔民伐罪」，為甚麼殷商遺民仍要叛亂呢？布殊無論背後有甚麼野心，也為伊拉克人民推翻了侯賽因的暴政啊，為甚麼伊拉克人民不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感恩戴德，反而是不斷抗議呢？
根據儒家的主張，「以德行仁」已足以稱王於天下，那麼又何需藉戰爭「以力服人」呢？所以戰爭似是不必要的。又儒家認為「以德行仁」的王道才是正道，無論為了甚麼理由，藉戰爭「以力服人」也不可以說是正義的，那麼戰爭都似是不應該的。何況，即使我們認為確有正義之戰，那麼，我們又真的可以輕易辨別那些戰爭是真正的「弔民伐罪」的正義戰爭，那些是冒牌貨，而不會被「以力假仁」的戰爭所蒙騙嗎？
即使我們接受儒家「弔民伐罪」是正義的戰爭這種看法，但儒家學者對歷代戰爭的評價卻往往是古今尺度不同的。商湯伐桀、武王伐紂是「正義之戰」，這是儒家學者大都無異議的，但為甚麼漢高祖劉邦推翻秦朝暴政，唐太宗李世民推翻隋煬帝苛政，他們都能做到「解民於倒懸」，漢唐盛世卻被儒家學者認為遠遠比不上三代之治，是「架漏過時，牽補度日」呢？如果說漢高祖大殺功臣，唐太宗兄弟鬩牆是殘酷不仁，品行不好，那麼在周武王時，周公旦平定「武庚之亂」，誅殺管叔、蔡叔又算不算大德有虧呢？管叔、蔡叔是周武王的叔父，周公旦的親兄弟啊！若說周公殺管、蔡，是平定叛亂，為天下安危著想，是「不得已而為之。」那麼劉邦殺功臣，也可以辯說是因惠帝柔弱，為了防範自己死後，功臣謀反而「不得已而為之。」李世民更可以辯說是建成、元吉早有殺害之心，他只是先發制人而已。這樣誰是誰非，也就難以言說了。
其實如上所述，根據孟子的看法，判斷並不難。「(齊宣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註8)「湯放桀、武王伐紂」並不算是「弒君」的行為，社稷也不是不可以變置的。根據同一標準，漢高祖劉邦推翻秦朝暴政，唐太宗李世民推翻隋煬帝苛政，都同樣是值得稱頌的行為，只是宋明儒家學者，厚古薄今，評論標準不一而已。
可能我們會說：唐、虞、夏、商、周，未必是「信史」。三代之治，其實只是儒家理想化的政治典範；對漢、唐的批判，則是運用儒家政治理想對歷史功過、現實政治的評價。但「信史」只是現代人才有的觀念，古人似乎沒有這種看法。孔子、孟子，以至宋明理學家，大概不會認為三代只是神話、傳說！在他們心目中，堯、舜、禹、湯、文、武，是真真實實存在過的「聖王」，否則，孔子、孟子便是在偽造歷史！況且，若儒家的政治理想只是建築在一堆神話、傳說之上，並不是「信而有徵」；三代之治只是儒家為証明自己的政治理論而假設的理想化的治世，孔、孟只是為堯、舜、禹、湯、文、武披上道德的外衣；「王道」並沒有在古代真正的實踐過，也就是說並沒有真正把「王道」推行成功的例子，那麼儒家政治理論的可信性，可實行性便大成疑問了！
因此，儒家學者提倡「王道」、「義戰」的苦心，我們是應該體會得到的，但他們的主張，無論在理論上，在實踐上，都似乎是存在矛盾的。在「同情地理解」之餘，是不是也有部分內容值得檢討、研究呢？在探討「戰爭有否正義與不義之分」與「甚麼才是正義的戰爭」的問題上，也是不是還有值得我們細加思考的地方呢？註 釋
(註1)《孟子‧公孫丑上第三章》
(註2)《論語‧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章》
(註3)仝上註1
(註4)《孟子‧滕文公下第五章》
(註5)《孟子‧公孫丑上第二章》
(註6)《史記‧伯夷列傳》
(註7)仝上註4
(註8)《孟子‧梁惠王下第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