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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甲午战争前后的四川新式学堂，1892年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在巴县设立的洋务学堂是目前四川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新式学堂，自1901年施行新政的诏令发出后，四川迅速兴起一股兴学之风，四川各级各类新式教育得到迅猛快速的发展。
一、高等学堂的起步
近代四川新式教育发端于甲午战后兴建的四川中西学堂。甲午中国战败之后，一时震惊寰宇，全国上下都感觉到兴学救国的急迫性。为此，中国的土地上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天津中西学堂等相继诞生。而在四川，时任四川总督卢传霖也有感于此于1896年6月18日在成都创办了四川中西学堂，聘请的教习都是英法等外国人，“分习算学、中文、西学”，这是四川近代教育的开端，也是西南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标志四川近代新式高等教育的诞生与发展。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施“新政”之后，结合四川本地情况和参照京师大学堂的创建过程，四川总督将传统书院锦江书院和才开办的新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合并，成立四川通省大学堂。同一年的年底又将学堂更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中设立的科目有正科、普通科、体育科、师范科（速成师范）等，由于主持办学的大都是留日归来的留学生，在办学模式上更多的是借鉴日本的教学模式。四川通省大学堂既是当时四川地区最高学府，也是新政以来中国西南各地区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堂。
二、师范教育的发展
随着清末四川兴学潮的出现，为了满足兴学对各类师资的要求，四川近代新式师范教育逐渐开始发展起来。大量的新式学堂的兴起，教师的问题也逐渐的突显出来，为了解决师资的问题，四川大力发展师范学堂。1903年初，四川总督岑春煊将锦江书院改设为成都府师范学堂，这是四川最早的速成师范教育学堂，学生半年之后就能毕业开始工作。1903年，四川省高等学堂设立，主要的科目有速成和优级师范两科。同一年，四川为了提升教学水平还从各州县中选拔一至两名公派留学生赴日学习。1906年，四川督府又分别在成都和重庆创办了“川东师范学堂”、“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和“四川优级师范选科学堂”，锡良接任四川总督之时，新式教育正如火如荼在四川开展，教员问题愈加凸显，在锡良的重视和倡导下，各类带有过渡应急性质的师范传习所在四川各州县大量飞速的兴办起来。等到了1907年，四川共有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等师范学堂30所，学生2728人[1]。1909年，四川共有优级师范2所，其中完全科、选科各1所;初等师范学堂18所，其中完全科8所，简易科10所;传习讲习等18所，共计38所[2]。作为四川近代教育之典范的近代四川新式师范学堂的兴起，培养了大批新式教育急需的教员，为教育改革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有力地促进了四川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
三、新式中小学堂的兴起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国人自办的新式中、小学堂就开始在四川出现了，如：1894年创办于巴县的弹子石小学堂就是私人的。1898年5月，百日维新时光绪皇帝下旨令各省将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后，四川当即反应，各府、州、县逐渐将书院改为学堂。这股热潮随着维新的失败而逐渐冷却，到1901年清政府下诏实施“新政”，兴学之风再起，各地又掀起新的一轮废旧学、办新学的热潮，四川的新式中、小学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01年8月清政府下令命各省省属的书院改组为大学，府及州所属书院改为中学，州县所属书院改为小学，形成一个成系统的教育体系。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四川新式中、小学堂进一步解放，得到了迅猛发展。据清政府的统计，1907年，四川全省共有小学堂7 629所，小学生233 000余人;而到1908年共有小学堂8 700余所，小学生277 000余人，1909年有小学堂9 700余所，小学生328 000余人。从1907到1909年，每年平均学堂增长1 000余所，小学生增长50 000余人，在全国居第二位仅次于直隶。在中学堂方面，相对于发展的如火如荼的小学而言来，中学的发展较为缓慢，1905年，仅有普通中学8所;1907年增长到学校48所，有学生5 074人;1909年为51所，有学生5 828人。除了大力兴办和推广新式中小学堂之外，在“新政”时期四川还大力发展平民补习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并在四川各地普遍设立半日学堂，专门用来传授贫苦无力上学的和四川各阶层的文化知识水平。从1909年开始，四川还开展了加强对私塾进行改造，在此基础上设立“简易识字学塾”。据1911年的《教育杂志》报道：学部调查各省简易识字学塾成绩，以四川为最。全川计有一万六千三百余书塾，学生二十四万五千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