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家对校园文化十分关注,我们编辑小组在此为大家搜集整理了“三小学生集体跳楼事件惊醒国人,重温毛主席五七指示!”一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2011年9月19日下午2时10分许,九江市庐山区人民医院急诊中心送来了3名小学生伤员,她们脸色惨白,呻吟不断,一名小学生脸上还有明显的擦伤,嘴巴在不断出血。据了解,这三名女学生都是10岁左右,相约跳楼后被送往医院急救。
跳楼女生:怕作业没完成被罚 。跳楼原因,据女生称是:“跳楼死了就不用写作业了。”
昨日在庐山区人民医院住院部七楼,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3位小朋友。10岁的黄婉婷告诉本报记者:她是赛阳中心小学五年级的学生,19日上午,她因为没有写完学校布置的作业,她和六年级的王欢、孔欢都没有去上学。
她们三人在家里赶了一天的作业后,还是无法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这时,年纪稍大点的孔欢提出了一起跳楼的想法。“我不想跳,但是大家手拉着手就跳下去了。”黄婉婷说,她内心其实很害怕跳楼,可是她也很害怕没完成作业被老师罚站。
据她介绍,这次学校布置的作业特别多,数学老师(班主任)如果发现她们没写完作业,就会要她到教室外面罚站,或者站在学校外面,直到老师让她进来为止。
中国中小学生学习负担重,非始于今天,减轻学生负担的呼声也非始于今天。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对此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教育部门就学生“减负”问题先后出台过30多个文件;各种媒体有关减负的争辩和讨论,也从未停止过。但结果却逆势而动,愈减愈重,令人困惑不已。
笔者对学生学业负担沉重深有体会,这委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多方面原因,非官员、专家们一句两句“点金之言”所能消解。
首先,教育等级制度是万恶之源
等级观念在中国历史悠久。不管你承认与否,“人分九等,衣分五色”长久以来一直成为国人的共识,没有人觉得不合理,无论是处于上层的公仆还是处于下层的屁民,没有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怀疑,一切都是那样的理所当然。时至今日,每个人的最高理想,仍然是尽可能挤到等级社会金字塔的上层,把别人挤下去,自己做人上人。
等级观念在教育中的表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孟子所说的“君子三乐”中的一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精英教育。在我国,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明里暗里,学校都有重点非重点之分,同一学校里面的班级又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人为地将学校和班级分成三六九等,导致学生和家长挤破脑袋,一心追求进重点学校、重点班级。并非家长盲目,有钱没处花;明显的,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级,无论是教育的软件还是硬件,都要优越的多,特别是师资力量,有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等级观念在高校愈发显赫。高考招生分一本、二本、三本和高职大专,明显反映了高校等级制。名校垄断高分者,高分者统统进名校;进大专高职的学生统统是最低录取分数者。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告,能进名校、重点大学的才是优秀生,逼迫学生往等级高的名校挤,只要你还有一点点自尊和上进心。而社会对一个学校和老师的评价,也是惟“名校论”“重点论”“升学率论”。能够考进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学生光彩,家长光彩,老师光彩,校长也光彩,各方均利益多多!而进入高职高专就读的学生,唯一的收获就是捡拾了一份失败者的心态,外加他人赐予的白眼!
为了挤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这座独木桥,千千万万的学生才不得不和老师、家长通力合作,自觉背上了苦学的重负,在题海中挥汗如雨;主动投怀送抱,心甘情愿地接受名目繁多的补习班、辅导班的“忽悠”。
谁也不愿在起跑线上吃了亏!除非他不得不吃亏!
其次,恶俗的用人理念对学生学业负担的加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社会各部门在用人上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沽名钓誉,崇尚形式虚无主义,即只重形式,不重实效,只重文凭,不重能力,且美其名曰“品位”。说白了,用人的标准,不是才能,而是“面子”!中国人的“面子”最值钱!咸丰不就是因为“面子”而被英法火烧了圆明园吗!
大小单位,选聘人才,不管有用没用,首先看看你的学历,看看你的各种各样的证书: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普通话等级证……学历越高,品牌越响,证书越多,那就越有分量!完全把学历和能力等同,把证书和面子等同!一如国人对洋人的仰慕一样,不管黑白,只要是“老外”,就刮目相看,就不惜重金雇来装点门面,为啥?不为啥,就因为他是老外!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好像有了几个博士生、硕士生、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个单位就身价陡升似的,于是乎就有了“品位”!以至于掏大粪也要用名牌大学学生,据说是提高了行业品位,只是“品位”虽然提高了,大粪并未因此变香,也没有因此变得更有肥效!令人不解的是,媒体无视教育资源、人才资源的浪费,也一窝蜂的对此大加宣传、褒扬,严重扭曲了人们的视听!
有些单位规定只招聘“985大学”、“211大学”的毕业生;在有些地区和单位,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可以落户口,非重点大学的就不能落。这种“唯校是举”的等级制,有悖于“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为了能在社会地位高、工作相对稳定、薪酬较优厚的工作单位就业,学生就必须考上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而在当今时代,除了高考之外,几乎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实现人的理想追求。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学生负担加重的现实推力
我国是人口大国,是发展中国家,就业形势严峻,加上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分数的竞争、考试成绩的竞争、升学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就业压力的前移。
不同等级的学校毕业,就业单位、薪酬待遇、社会地位等迥然不同,且差距巨大。据统计,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至15倍,跃居世界首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虽得到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量涌现,但是,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好的职业、单位,富的滴油,干不了几年,有房,有车,在大街上横着走,享尽荣华富贵;而一个普通的单位和职业,往往干一辈子也别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窝,终身瑟瑟缩缩,腰不得伸,气不得吐,郁郁终生。近些年来,两极分化问题突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此背景下,学生和家长面对升学竞争,无论如何是淡定不了的,不得不为将来谋划,不得不为将来付出!明知独木桥难挤,也不得不剑走险锋!
牺牲健康,换取学分,实属无奈之举!
第四、教育行政官员的“有所为”是加重学生负担的有力推手
指标性的考评制度是中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一大顽疾,教育部门当然也不在例外。毋庸讳言,我国许多地区中小学教育,都有着一套残酷的、有形或无形的检查制度、评比制度和排名制度;各级学校、教师和学生都在这种竞争性制度下生存和生活。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我国教育界多年来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经济发展要看GDP,教育发展要看升学率。由于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绩观驱使,一些地方领导习惯于像抓GDP一样抓升学率,并以此作为考核学校的主要指标,如初中毕业考取市、区重点中学的学生人数有多少,高中毕业考取“985、211大学”、考取一本大学的学生人数有多少,给学校提出要求。学校为了生存和声誉,不得不往下层层施压;教师为了个人名誉和前途,则对学生施加压力,不断加大作业和考试力度,以追求高分和高名次,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近几年,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减负措施,之所以不见成效,并非措施不科学,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以考试为中心、以分数论优劣”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没有根本改变!
第五、教育行政部门的“有所不为”让减负成了空头口号
近几年,国家教委对中小学教材和大纲几经调整,既减少了课时,又减少了教学内容,这本身是给学生减压的有力措施之一。可有些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并没有买国家教委多少账,并未以此为契机,去认真落实减负的目标。相反,为了显示自己“高深”和与众不同,对教学起导向性作用的各省市中考和高考试题,却仍严重偏离现行教材和教学大纲的要求。
为了弥补教材与统考试题不统一的状况,不致于在考试中败北,不少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不得不加大教材内容,布置教材外作业,试题模仿统考题,不惜严重超出教材和教学大纲的范围。有些家长为了保险起见,也不得不利用节假日另请家教,给孩子开小灶;或送孩子进补习班“强化”!
教育行政部门的“有所不为”,等于默许了加重学生负担的行为,助长了“顶风作案”的风气,实则成了加重学生负担的黑手。
第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是学生负担过重的内在压力
西方国家学生把学习看作是义务,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基本要求就行了;而中国学生和家长们信守的却是“学而优则仕”。
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家长们普遍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们总是把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千方百计地想在子女身上得到历史性补偿。加之,当今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大多数家长都视为掌上明珠,把全部希望寄予其身上,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他们身上,孩子的学习、升学、择业,无一不牵连着全家的命运。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对学生负担过重不是反对,而是支持、赞成。于是超时学习,追求高分,为了上好学校,为找好工作和入仕做准备,这无形中又加重了学生负担。
第七、课堂效率底下是学生课业负担重的直接原因。
教学效果和课业负担是一对孪生兄弟。课堂效率高,学生听懂了,课业负担则相对减轻;课堂效率低,教学任务没完成,学生没听懂,课业负担必然加重。 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压力和应试教育的流弊,加之教育思想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手段落后,可以说目前中小学课堂教学普遍地陷入教师苦,学生累,负担重,效率低的困境,形成了高分数、低效率的强烈反差。 因此,要真正做到减负,光空喊几句口号不行,必须找准病灶,对症下药,才能行之有效! 一天教育等级制度不废除,一天用人理念不改变,一天收入差距不缩小,一天教育行政化不移除,一天“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不淡化,一天课堂效率不提高,任何关于减负的“妙招”都会失灵。
那么,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那就是回归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办教育。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提出了“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