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为广大网友提供“绛州锣鼓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探源”，希望对需要绛州锣鼓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探源网友有所帮助，学习一下!
我国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民族不断融合不断发展的历史，绛州锣鼓文化的发展也是民族文化不断冲撞融合的产物，以下是小编搜集的一篇相关论文范文，欢迎阅读查看，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
绛州锣鼓从远古时期简单的击打石器发展到当今场面壮阔的舞台剧，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锣鼓文化，孕育了绛州民间艺术的生命，形成了绛州独特的锣鼓风格。早在秦朝时期就有享誉全国的《秦王破阵乐》，唐朝素有“秦筝晋鼓”之说，绛州锣鼓作为文化的载体，承载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而将人物、事物、动物的形象诉诸于视听的绛州锣鼓，更是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绛州锣鼓所表现的是积极、向上的内容，是劳动人民对生活的勇气和执着。随着社会的发展，锣鼓文化日趋辉煌灿烂，当今的绛州锣鼓更是被誉为“国之魂宝”，享有“天下第一鼓”、“世界鼓王”的美称。因此对绛州锣鼓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探源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绛州锣鼓文化，增强民族特色文化软实力，丰富祖国的民族文化宝库，并推动社会繁荣发展。
一、地理自然条件
地处山西省的绛州，是新绛县的古称，是河东地区唯一被国家命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它位于山西西南部运城地区，地处晋陕豫三省交界的黄河三角洲河谷平原，运城本就是盆地，而新绛县北靠吕梁山，南依峨眉岭，地势南北高中间低，两岸为平原，汾、浍两河犹如玉带，从平原中部自西向东流过，独特的地理优势造就了绛州在中国历史上的显赫位置，加之当地的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盛产棉花和粮食，为当地人民提供了可靠的生活保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就为绛州锣鼓文化的孕育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古之绛州在远古时期即处于尧、舜的两都之间，是尧舜禹当时活动的主要区域，在西周时期为晋国国都，晋献公在此开疆扩土，使之与临汾、太原齐名，号称“晋国三城”。从唐代开始，绛州因地处汾河之滨，是北方西去京津地区的“水旱码头”，同时又处于长安至雁门关的驰道上，距离当时的长安和洛阳较近，历代均为州府所在。秦王李世民即在山西发迹，唐初时期，绛州是秦王南下平定的主要战场和必经之路，之后，太原一度成为当时的北方都城，绛州是当时的州治，被称为“李唐之雄州”，古绛州还是唐朝时期的铸币之地，《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天下铸炉九十九，绛州三十”。两宋时期，城镇商业和手工业日趋繁荣兴盛，绛州作为山西南部的手工业贸易的重要城镇，同时也是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物资发往西北地区的集散地，这使得绛州得天独厚，成为山西南部的商业都会、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
因此，官宦商贾、能工巧匠、文人墨客聚集此地，促进了当地的文化经济发展。现今仍流传着“南绛北代，忻州不赖”的说法。
二、精神文化条件
对于绛州锣鼓文化，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人类出现在绛州这片大地上，先祖们在打制石器作为工具的过程中，通过对不同的石器所发出的声音变化有了长期的体验之后，渐渐的就在听觉上有了对声音的辨别能力，从最初的无意识到之后的有意识，祖先们对自然形态的基本节奏有了初步的把握，在打制石器的过程中开始有了基本的音乐律动，原始打击乐由此产生，鼓较之于其他吹拉乐器，率先产生，《尚书·尧曲》中就有记载“：击石拊石，百兽群舞。”
目前我们所发掘的最早的关于鼓乐存在的证据就是 1980 年在山西晋南襄汾县陶寺龙山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寺鼓，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距今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的年代最久远的鼓，其制作的年代与尧舜禹时期基本吻合，有文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帝尧立, 乃以糜鞍置击而鼓之，以象上帝玉罄音, 以致舞百兽。”
而陶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汾河下游，峨眉岭以北，正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尧、舜、禹三都之间，不用详细地考究，我们就已经知道，古绛州就位于当时的“陶寺鼓”文化的覆盖区域。
我国的发展历史是一部民族不断融合不断发展的历史，绛州锣鼓文化的发展也是民族文化不断冲撞融合的产物。从秦汉南北朝到唐宋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随着汉代开拓的丝绸之路的不断扩展和延伸，随着南北朝战争，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的民族大迁徙，西域的音乐文化不断地输入，羯鼓、揩鼓、杖鼓、柏鼓、蜂鼓、横鼓等十多种胡鼓传入中原，并且同时南北朝时期的锣、钹也开始传入内地，与鼓相互配合，形成了著名的锣鼓乐，在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和南方农耕文化的交融下，锣鼓文化经历了世代人们的传承，到了初唐时期，锣鼓文化涌现出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集成性的碰撞融汇高潮，使绛州的鼓乐发展达到了新的高潮。两宋到明清时期，辽国长驱直入中原，打破了中原汉族几千年以来的儒家一统天下的文化，“天神地鬼”纷纷入驻中原，绛州庙宇遍布四方，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绛州搭建有戏台的庙宇就有将近 500 座，后经过日本入侵，庙宇大多被强行拆毁，现存无几。现今，在绛州保存完整的明清时期古建筑，只有鼓楼、钟楼、乐楼被列为省级保护文物。这正是绛州锣鼓文化发展的见证。
而绛州的锣鼓文化主要是由当地的民俗活动承载的，民俗活动为绛州锣鼓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民俗活动也是民间音乐生存的基础，绛州锣鼓长期以来就是在各类民俗活动中进行表演的。主要有祭祀迎神赛社、春节中的社火表演、驱邪以及丧葬仪式。从远古氏族社会进入农耕社会，绛州的先祖们以灵鼓社祭的方式，来祈祷旱涝保收，五谷丰登，这种风俗在绛州延续了上千年，一年四季，连年不断。《新绛县志》记载“：本县迎神赛社之盛，无如三月者。三日，为药王节。八日，为圣母节。清明，为孚惠圣母节。十五日，为土地节，为龙王节。二十二日，为三皇节。二十八日，为东岳泰山节。每逢赛社之期，必演剧数日，扮演各种故事。”
绛州的民众崇尚打鼓，只要是迎神的日子，必然比赛社鼓。在战乱灾荒的年代，人们祈求五谷丰登，平安岁月;在长治久安时，人们祈祷家和万事兴。在过去，无论大村还是小村，村村有锣鼓，人们都是自己动手制作，庙会都是定时、定地举行，绛州的庙会是由八个村来轮流接神的，每个庙会每八年接一次神，对于锣鼓也是八年培养一套。对于春节中的社火表演，据《新绛县志》的记载：“姑射山前一带，民情刚悍，于阴历正月间，以大鼓置于车上，以人拽车周巡邻村，及力赛跑，以禳瘟气。”
在绛州，每年的除夕，各村都会提前将锣鼓安置妥当，从初一开始便开始了打鼓活动，这里的锣鼓活动，一方面是驱大年初一当中的“年”，也就是驱鬼邪、驱祸降福、送穷;另一方面，人们通过竞技表演的娱乐活动来使劳顿了一年的身心得以修整。在民间，丧葬是极受人们重视的。《直隶绛州志》记载“：婚嫁亲迎，仪仗音乐嗔咽里巷，至于葬事，选使征歌必极……动逾旬月，所费不贷，民间互相效法，甚至遇租不顾，而以音乐不备为耻。”
绛州在有丧事的时候，必打锣鼓，主要是在出殡的时候开始敲锣鼓，只是用的鼓手少一些，此时锣鼓的作用仍然是驱魂辟邪。
三、政治经济条件
绛州鼓乐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中国的奴隶、封建社会，甚至追溯到远古时期，鼓乐的发展都是与政治经济相联系的。同样，绛州鼓乐的发展也与不同时期经济的发展以及统治者政治军事的需要紧密相关。
对于绛州锣鼓，最早以新声而自立于世，并为人们周知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绛州当时是属于晋国的，作为春秋时期主要的诸侯国之一，晋国在与各国的兼并战争中逐渐地强大兴盛起来，“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即是当时晋国经济的写照，国兴而乐盛，晋鼓便迅速发展起来，故有“秦筝晋鼓”之说。“晋鼓”一词在常昭的《周礼》记载：“将军执晋鼓，建，谓为楹而树之。”
这里的晋鼓是建鼓的另一种说法，晋鼓名传天下主要是当时的乐师师旷坚持主张“闻鼓声者而悦之”，而师旷的主张很快的得到了晋平公和晋悼公的认可和颁行，就这样，晋国的鼓乐雀起斐然，便与秦筝齐名，于是发端于晋国古都的绛州锣鼓便应时而生，快速发展。1997 年山西文物工作站在新绛县的柳泉村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发掘出了钮钟、甬钟等，在与新绛县相邻的侯马发掘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编磬等乐器以及制作这些乐器需要的模具，这些都充分地显示出绛州鼓乐在当时的繁荣程度。
秦始皇统一天下，奴隶制结束，中国开始漫长的封建社会，从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朝，一直到唐宋，出现了一代盛世，带动了整个民族文化的新发展。唐朝初期，李世民励精图治、政治清明、革除弊制，使全国的经济迅速恢复。山西的经济，尤其是手工业和商业，曾经排在全国的最前端，曾有“李唐之雄州”之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兴盛，绛州的鼓乐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绛州鼓水流域的人们将鼓作为崇尚之物，与鼓有着不解之缘，还是要从李世民的《秦王破阵乐》说起。相传在隋末唐初，李渊、李世民父子晋阳起兵，定鼎长安不久，宋金刚、刘周武进犯河东地区，占领了山西的大半，李世民临危受命，率兵南下，屯兵绛州的柏壁作为战略要地，在其平定叛乱，收复失地，途径鼓水时，人马淌水过河时，足履蹄踏，轰轰作响，如擂大鼓，声声不息。司马光的《题绛州鼓堆词》就有记载：“作鼓者，人马践之，缝缝如鼓状。”当时李世民屯兵柏壁时的擂鼓台至今尚存，也就是今天的新绛县。后来的民众为了庆祝李世民的胜利，就根据马蹄淌水的声音，创作出气壮山河的《秦王破阵乐》来歌颂秦王李世民的战无不胜。
后来秦王将此曲定为国乐，在全国流行起来。而在鼓水流域的 20 多个村庄也因此受益，都将鼓作为吉祥之物，在鼓水流域建庙设台，每年的春秋季节都会举办社鼓，祈求风调雨顺，从此迎神赛社便在当地蔚然成风。
1981 年，山西侯马考古工作站在新绛县北部的吕梁山脚下发掘了金墓，墓的南壁有大鼓、腰鼓以及击鼓佣，这些鼓佣以及砖雕是唐宋时期绛州锣鼓发展的基本缩影。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局面相对安定，绛州城镇商业、手工业异常繁荣，曾经有一首流行于清末的民歌《走绛州》，就像当代的《走西口》一样响彻大街小巷，七十二行，每个行业都有涉及，当时被誉为“七十二行城”，行业之间的庙会每年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 20 多次，迎神赛社和节日庆典更是多不胜数。清朝《直隶绛州志》记载：“岁时社祭，夏冬两季，又乡镇多香火，扮社鼓演剧，招集贩粥人甚便之。”
由此可见，绛州锣鼓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总之，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悠远绵长的精神文化积淀和持续稳定繁荣的政治经济环境孕育产生了气势恢宏、特色鲜明的绛州锣鼓文化。历经多少朝代的风霜雨雪，历经沧桑而更厚重，背负历史而又面向未来，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绛州锣鼓文化又喜逢盛世，其必将显示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6]王秦安.鼓之渊源[J].中国音乐,2001,(3):25- 30.
[2][3]张平.山西绛州鼓乐初探[J].武汉音乐学报,2003,(4):60- 65.
[4]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新绛县志[M].太原:太原崇宝印刷所.民国十八年.1929.
[5]李立.绛州鼓乐传承情况的考察与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0.
[7]侯毅.鼓座、建鼓与战鼓[J].中原文物,2006,(4):48- 52.
[8]李焕扬修.张于铸纂.直隶绛州志[M].清光绪五年.1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