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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寄出一封信给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事务局长久米正雄，关于片冈铁兵去年在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所发表的“扫荡中国反动作家”之演说，质问两点，要求答复。到了四月二日收到文学报国会出名的电报，电文似有错误，但大意是说片冈答复请稍待。片冈铁兵我不知道是何许人，他说些什么本来别无计较之意，不过我看重的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责任，这既然在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发表了，又揭载在《文学报国》的机关报上，可见报国会是完全承认这事的，我觉得不能不问一问。我的信里末了就说，“鄙意发言者虽为片冈氏，唯其责任则应由贵会负之也”，日前在报上发表的译文却脱落了这一句，虽然这底稿原是我自己写的。大概我的信寄到的时候，久米局长已经辞职，好在这并不关系他个人而是关系局长的事，所以没有任何要紧，这回来电也由日本文学报国会负责出名，我觉得这是很对的。近来的通信颇费时日，但所云答复在收到电报二十几天之后还未接到，我想这未免太慢了吧。依照我去信的日程，计算作两星期，写回信或者也不大容易，姑且算了十天吧，那么在四月二十五日这天总应该寄到北京了。现在却并没有来，虽然不免略为性急一点，只能就此截止了，认为不答复。这样，虽然不曾给我一张执照，取消了文人称号，不算十分满意，但是使我对于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一切交际可以免除，这也就是大可感激的事了。我这人平常是很麻糊的，对于有许多事都不很计较，所以有人误会以为我是极端主张忍耐的人，其实并不尽然，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有区别的。这回为了什么演说与文章，忽然计较起来，似乎有点儿小题大做，但题目似小，意义则大，我的声明与质问便是着重在这两点，请大家注意。其一，徒弟勿可吃师父。其二，文化交流也要有国际礼仪。
上文写了，接到友人来信，说《民国日报》上登出沈某的另一封信，声明片冈演说与他无关，我就写了一张信寄给报馆，其文如下：
“启者，顷承在南京的友人寄示本月廿一日贵报，见载有沈某的另一封信，对于鄙人质问片冈铁兵之信有所辩解。案鄙人该信重在查问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责任，如片冈所攻击者确为鄙人，或过期不答，则鄙人对于该会及其会员均谢绝交际。至于沈某攻击鄙人最确实的证据为其所写文章，假如无人能证明该文作者童陀并非沈某，则虽有林房雄、片冈铁兵等人为之后援，代为声辩，此案总无可翻也。本应请贵报将此文代为发表，唯鄙意凡有沈某发表文字之处不拟参加，以此请勿揭载，尚祈鉴察为荷。”
现在附录在这里，算作一点馀波。这一封信的事件也就此作为结束了。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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