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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内性学泰斗潘绥铭教授将来到广州,在广东省科学馆作“21世纪中国的性问题”性学讲座。
记者昨日了解到,潘绥铭教授的讲座中,将对中国当前最新的性话语如“一夜情”等做出注解,认为它们并非新出现而是新命名,是中国当前性化的一种表现。
“性化”20年前开始盛行
潘绥铭教授提出,“性化”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盛行,将成为21世纪中国性问题的挑战和机遇。主要表现为性现象的公开化、给更多的事物现象赋予性的含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性的方面、性的词汇增加、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等。
潘绥铭认为,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性化的巅峰。当前中国由一个威权社会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他表示,在性现象的公开化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它打破了女性生理的神秘感,促使男性了解女性。在过去时代中,丈夫对妻子的例假几乎一无所知,就很难去了解和关心妻子的感受
最新“性话语”是性化现象
对于近年来一些最新的性话语如性感、性福、一夜情、网恋、泡妞等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潘绥铭认为,这些新话语并不是新出现的,而是随着性化过程演变而出的新命名,是性化的一种现象。它们所对应的旧词分别是风骚、幸福、露水夫妻、鸿雁传情、死磨硬缠等,都是针对青年和爱情。这些词语并不是实践者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传媒加以定义与扩散,迫使人们去接受它,而丧失了自己的思考,政府已经无法控制新话语的传播。
一夜情并非买卖淫
对于一夜情,潘绥铭认为其主要特征是“邂逅相逢”、“就性论性”和“互不纠缠”,而并非很多人认为的“来者不拒”、“毫无情感”和“概不负责”的买卖淫。
首先,“一夜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一夜情”在自己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才互不纠缠,也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
第二,“一夜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5%的今天,也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作一些道德准备。
第三,“一夜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反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并不完善。
潘绥铭认为,就像“一夜情”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一夜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一夜情肯定会带来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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