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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易代小说大体上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元末明初产生的易代小说，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总体上突出新兴王朝之开国，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明清鼎革之际，不论是“历史”小说还是时事小说，都有着浓烈的亡国之音。“康乾盛世”后，仅有的易代小说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易代小说逐渐走向衰亡。
关键词：易代小说：流变：兴废
易代小说就是以易代之际为主要叙事时间，以主宰王朝兴亡的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以易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内容，以兴衰为叙事线索与情节模式，有着强烈兴亡之感、易代之思的长篇章回历史小说。易代小说自元末明初至清中叶，大致经历了“废”——“兴”——“废”——“兴”的主题演变过程。这种发展轨迹，与元末明初、明中晚期、明清鼎革之际、清初中叶的历史时期相适应。一、元末明初在元末明初的乱世环境中诞生的最初的三部易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东汉末至西晋、隋唐之交、晚唐至宋王朝这三个著名的由统一到分裂、再由分裂到统一的时代，且重点突出了汉末三国易代、隋唐易代以及唐、五代之递嬗。在易代兴废的主题中，《三国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着眼于统一王朝的崩溃，如《三国演义》始于东汉的“亡”、经历了近百年的大混战，形成了三国定鼎的格局，但纷争仍未停止，最终三家归晋，天下一统。但这种一统的结局似乎并没有弥补整部小说由“亡”、分裂所造成的悲剧氛围。《三国志演义》中的正统观虽然不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本强烈。但毫无疑问，“拥刘贬曹”的倾向是存在的。因此，不论是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还是就皇室血统而言，以“兴复汉室”为己任的刘备无疑成为拯救大汉王朝的英雄，其建立的蜀汉也被视为大汉王朝的延续。因此，从历史朝代而言，自第八十回曹丕篡汉止，汉末三国的易代就已经演述完毕，但从小说的具体处理而言，刘备、诸葛亮、姜维等蜀汉的君臣还在为兴复汉室进行不懈的努力，一直到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到刘禅的最后投降，大汉王朝才真正灭亡。因此，虽然三家归晋，天下从此结束了分崩离析的局面，但结局非作者所愿，最后只能归结为“天数茫茫不可逃”。黄巢起义导致了大唐王朝之分崩离析，梁、唐、晋、汉、周如同“传邮”般迭相更替。《残唐五代史演义》在描述此段历史时，始于唐末僖宗之“亡”，以黄巢、朱温的“灭唐”与李克用、李存孝的“保唐”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李存勖后唐的建立，被视为大唐王朝的延续，真正的唐王朝的灭亡，也就是后唐的灭亡。于是，在六十回的篇幅中，至后唐的建立已是四十三回，至后唐的灭亡已是五十回。写完了后唐的灭亡(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大唐王朝的灭亡)后，作者仅仅用了十回篇幅分别写了刘知远建汉，郭威建周，赵匡胤建宋。因此，赵景深曾说：“大约写书的人写到唐，便没有耐心再创造出英雄来；连刘知远出世的故事(《五代史平话》《刘知远诸宫调》《白兔记》均有详叙)都来不及加进去了。”作者之所以没有兴趣演述唐以后的故事，就是在于《残唐五代史演义》虽曰“五代史演义”，但其中心却在唐之覆亡，这个“唐”不单纯指大唐王朝，还包括大唐王朝的延续——后唐。因此，中心事件演述完毕后，其他再精彩的故事也仅草草了事。《隋唐两朝志传》虽日两朝演义，实际上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集中描述了隋唐易代之际的历史，展现了一幅隋末群雄逐鹿图。其第九十一回以后才记唐高宗至僖宗数朝历史，因此褚人获批评其“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而孙楷第更是推测此数回内容“当即万历间商贾所为”。九十一回之前的内容，也非仅为李唐一方，小说家在重点突出李渊、李世民的同时，对其他乱世豪杰着墨也不少。因而欧阳健评价说：“事实充分表明，《隋唐两朝志传》的主体仍在隋朝之‘废’与群雄之‘兴’”。但这种“废”“兴”的重心在“废”而不是“兴”，与《英烈传》等开国建朝作品的基调有所不同。因此，元末明初的三部易代小说，整体展现了三个历史时期的易代画卷，在兴废的递嬗中，又尤其突出大一统王朝的覆亡，突出乱世群雄逐鹿中原的混战，体现了一种浓重的历史兴亡感。二、明中后期(嘉靖——万历朝)此时期社会总体上较为稳定，虽然社会政治出现了许多危机，如民族矛盾的激化：蒙古族的入侵、西南少数民族叛乱、满族势力的潜长等。这些民族矛盾对明代社会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是对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撼动其政权和损伤其汉民族的尊严。又如政治危机加深：刘瑾乱政、武宗昏聩、宁王叛乱、世宗不理朝政、严嵩专权、万历怠政、朝野党争日渐激烈等。这些问题确实也危机了中央政权。但对于高度中央集权，稳定了二百年之久的明王朝来说，还不足以使其顷刻崩溃而覆亡。虽然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亡国的危险，但普通民众仍然沉静在大明盛世的太平气象之中。在这种“繁华与危机的双重刺激”下出现的易代小说，凸显的是开国帝王的赫赫功勋，而不重视旧王朝的覆亡。此时期的第一部作品是《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开运英武传》乃郭勋编撰(或授意其门人编撰)，其写作目的并非出于文学创作，而纯粹出于政治目的。郑晓《今言》、陈建《皇明从信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都载有此事，兹不赘述。郭勋的目的在于称颂其祖郭英之功，使其得以配享太庙。因此，此书的读者或者听众是当今皇上。出于此目的，郭勋在此书中大肆称道朱元璋君臣之功勋。但从易代小说的流变而言，《皇明开运英武传》成为一个信号或标志，即易代小说对于易代的书写，已经从重旧王朝之覆亡转移到新王朝的定鼎，即从重“废”转移到重“兴”。继它之后的易代小说几乎都以开国建朝为主题。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重点演义李世民君臣开大唐基业事，其内容与《隋唐两朝志传》大体相同，但编撰心态则异。《隋唐两朝志传》自隋炀帝荒淫误国始，写隋末天下大乱，窦建德、杨玄感等人相继起兵。而《唐书志传》则自李世民太原起兵始，且卷首曰：“钟谷子《述古风》一篇，单揭唐创立之有由”，接着录下了此篇总结隋覆亡的长诗。此诗《隋唐两朝志传》也有，但并未有“单揭唐创立之有由”一句。一亡国开篇，一开国开篇、且强调“揭唐创立之有由”，二书的编撰目的大体已定。而《大唐秦王词话》更是歌颂大唐天子的赫赫功勋，因而称“秦王演义传”。《南宋志传》叙述自五代后唐石敬塘出身始，几乎就是接《残唐五代史演义》中的后唐覆亡而来。虽大体演述五代到宋初的历史，可叫五代史志传或五代演义，但约一半以上写赵匡胤的故事，一直写到他建立大宋，平定江南止。因此，《南宋志传》主要叙述的是大宋开国的历史。《两汉开国中兴志传》演西汉之开国及其东汉之中兴，《西汉通俗演义》主要“发明楚汉相争事”，《东汉通俗演义》则主要敷演刘秀二十八宿中兴东汉的故事。因此，嘉靖至万历年间，易代小说的总体倾向，就是注重新兴王朝之开国，而不在意旧王朝之覆亡。这种倾向，自然消解了浓烈的兴亡之感，更少亡国之音。当然，此时期的易代小说倾向虽相似，前后期的创作心态则不同。具体而言，嘉靖时期至万历前期(万历二十年)，小说家基本上是在太平盛世的光景下，发自内心地讴歌开国君臣(尤其是明王朝的定鼎者)的英雄业绩；万历后期，小说家则主要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患，借历史上的开国中兴帝王以警醒当朝。表达王朝中兴之梦。三、明清鼎革之际(明崇祯至清顺治朝)“世道之变，文亦因之。”天启以前，国家内乱不止，但彼时国家还未到覆亡的时刻，亡国的危机主要被部分有识之士所察觉，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主要借历代开国中兴故事来表达中兴之梦，以此激励或劝诫当局。但至天启、崇祯朝，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国势日非，明王朝大有天崩地解之势。此时期的散文诗歌，多以救亡怀故为主题，即郭预衡先生所称的“易代之文”、“易代学人之文”。此时期的易代小说不再沉湎于开国中兴之梦，开始直接面对王朝之覆亡。小说家起初仅借历史上著名的亡国史事，来表达一种亡国的情绪。接着，明清鼎革时事成为易代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家出于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怨恨、仇视，因而编撰了剿闯系列小说；满清铁骑的恶行，又促使了《七峰遗编》、《海角遗编》等作品的产生。痛定思痛，又有反映明清易代全景的《樵史通俗演义》等作品问世。此时期的易代小说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小说，包括《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有夏志传》、《有商志传》。这些小说都有浓厚的亡国之音，如《隋炀帝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俾风化者岂鲜哉!”委蛇居士也认为作者之意在：“要知极张阿摩之侈政，以暗伤隋祀之绝，还以明彰世人之鉴见。”作者开篇则感叹隋炀帝将一座锦绣江山、金汤社稷，为了两堤杨柳、几只龙舟丧尽。而《隋史遗文》同样充满着强烈的借隋炀帝亡国事以讽喻时事的特点。如：“官室所以容身，是少不得的。若说苑囿，不过是略取点缀，可以适情而已，着甚要紧。定要移山换水，迭异徵奇。初时把一块荒榛衰草之地，变换作锦绣园林。到后来锦绣园林，仍旧还做了荒榛衰草。一段乾忙，许多花费，都在那里。况且不知拆了多少房产，成得一两座亭馆；毁了多少田园，成得一两座池台；多少人儿啼女哭，博得个一院笙歌；多少人百结悬鹑，博得个满身罗绮；多少人鸠形枵腹，博得个食前方丈。却只是侈心不歇，这便是真正大痴人了。”一类为时事小说，包括《剿闯小说》、《定鼎奇闻》、《铁冠图全传》、《末明忠烈奇书演传》、《海角遗篇》、《七峰遗编》、《樵史通俗演义》。这些小说较之“历史”小说更充满了强烈的亡国情绪。大明覆亡、崇祯自杀，在小说家看来，是“壬申三月之变，天摧地裂，日月无光。”悲恸之余，他们哀叹道：“呜呼!痛哉!以亘古未有之奇祸，加于明朝；以三百年无缺之金瓯，堕于彼贼。诚使天崩地裂，鬼泣神号，异兆臣民，无依无怙。”小说家写魏忠贤误国事，是“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对导致大明王朝崩溃的罪魁祸首李自成、张献忠等更是深恶痛绝，于是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国家之事，下不与谋。天不共戴，则除凶雪耻之心同；事不与谋，则愤时忧世之情郁。于是乎闻贼之盛则怒，闻有绌首拜贼之人则愈怒；闻贼之衰则喜，闻有奋气剿贼之人则愈喜。怒则眦裂发竖，恨不得挺剑而椹其胸；喜则振足扬眉，恨不得执鞭而佐其役。”面对清兵大肆屠杀的暴行，小说家表现了无奈与屈辱，因而曰“满洲服饰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胡人满眼泪，满腔心事满腔愁。”而对于其中的失节之人，则更是嗤之以鼻，大加嘲讽，如题《西江月》词骂钱谦益降清：“科目探花及第，才名江左人龙。诗书万卷贯心胸，表表东林推重。南北两朝元老，清明二代词宗。贪图富贵兴偏浓，遗臭万年何用!”(《海角遗编》第三回)对于南明政权，无疑又寄托了中兴之梦，因此曰“今日商盘再奠，汉鼎重光，必至诚深求，大创一番。”而最终中兴无望，成为遗民的小说家选择了“日存山中，量晴较雨，或亦负薪行歌”的生活，虽然“一切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失，仕路之升沉，非樵子之所敢知，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但兴亡之感又岂能转瞬即逝?综上所述，此时期易代小说普遍具有强烈的亡国情绪，不论是明亡之前的殷商之鉴、隋之教训，还是亡国具体画面的再现，亦或是亡国后的悲恸与反思，都蕴涵着亲历易代的士人痛入骨髓的悲哀。同时，这种悲哀随着大清王朝的定鼎，又自觉不自觉地走向抑制，甚至有对新王朝的接受与歌颂。这种矛盾心态一直延续到了康熙年间，影响了易代小说第四阶段的创作。四、清初中叶(康熙至嘉庆朝)此时期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康熙年间，一是雍乾之后。顺治初年到康熙中叶，是清朝统治比较宽松的时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一些著名的抗清遗民并未加以惩治，如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未加禁锢；对于征召不至者，也未加治罪。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些遗民学者，讲学著书，“众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鲁迅语)，也无甚顾忌。一般文人的言论著作，也比较自由。因此，康熙年间的易代小说，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崇祯、顺治年间的易代之思。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定本、褚人获《隋唐演义》等。这些小说，无疑延续了前一时期小说对兴亡的感慨，有着沉重的历史感。但随着时局的发展，小说家对易代兴亡的感慨逐渐不如前一时期的深切与强烈，而更多的是一种置身事外的理性思考。如刊于康熙二十三年的《隋唐演义》虽然素材还是以往的素材，但作者却已在此间充入了大量的才子佳人故事，且认为隋唐两朝的覆亡根源是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贵妃两世姻缘的轮回。康熙后期，一方面明末遗民大都自然消亡，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相当巩固；另一方面，清王朝也通过镇压、羁縻的双重策略，加大了思想文化的控制，如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戴名世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信号。“《南山集》一案，对于一代文章甚有影响。这不仅因为名世之死，可为鉴戒；更因为方苞被赦，可为楷模。”雍正统治其间，文字狱迭兴，其政令之严，也甚于前代帝王。乾隆为政，颇似康熙，在位其间，文治武功，号称极盛。通过这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大清王朝也迎来了它的“康乾盛世”。如此盛世光景，势必增强民众对王朝的认同感，也势必催生盛世之文。因此，饱含沧桑感慨的易代文学逐渐不合时宜，《女仙外史》的作者吕熊“以《外史》触时忌”，搬演“儿女之情”、“兴亡之感”的洪升、孔尚任也相继被黜，易代小说也逐渐走向衰弱。正如陆机《辩亡论·下》所说：“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字，麦秀无悲殷之思，黍离无愍周之感矣。”盛世光景下仅有的易代小说的主题又再一次发生了改变，即开始重新敷演鼎旧革新的开国故事，歌颂新兴王朝的定鼎。因此，清中叶(主要是乾隆朝)的历史小说“不再像人清不久时的作品主要是在抒发亡国之痛，而是着重渲染开国之兴，歌颂唐宗宋祖等应天顺人，澄清海宇而得有天下的‘真命天子’。”这类作品以《飞龙全传》为代表，此书敷演宋太祖赵匡胤怎样由“潜龙”变成“飞龙”的过程，歌颂的是赵匡胤的侠义风范以及为开创大宋天下，还民以太平的赫赫功勋。虽然此书寄托了作者的“郁结之思”，但这种“郁结”主要体现为对世道人情的感慨与个人的失意，而不是亡国之悲。《北史演义》叙事自北魏末年始，至隋文帝统一天下。其中尤其突出北齐的立国故事以及北齐的开国帝王高欢。这些小说从素材而言，无疑都有亡国之要素，然而，小说家无一例外都忽略了此要素，而看重新兴王朝的定鼎。因此，作品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豪气，而无王朝覆亡的感伤。纵观元明清朝的易代小说，其大体上经历了一个“废”——“兴”——“废”——“兴”的发展演变过程。那些抒发浓烈兴亡感或亡国之音的作品，是易代小说的代表；而歌颂真命天子定鼎寰宇的易代小说，则更多地失去了历史的厚重感，其艺术感染力也难以望前者之项背。中国古代易代小说责任编辑：小胥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