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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丁玲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鲜明的艺术特色，漫长的写作生涯，极其坎坷的人生经历早为世界瞩目；抗日战争期间，国外丁玲文学译介和研究进入低潮；随着丁玲文学的译介，丁玲文学研究也在国外同步展开；外国学者对丁玲的研究范围很广，几乎涉猎到丁玲文学的每一个领域，深入到作为“中国革命的女儿”、“共产党文学圈内”的“主要核心作家”丁玲思想的许多空间；美国著名年轻学者加里·约翰·布乔治在其1977年的博士论文《丁玲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1927～1942）》中指出，丁玲的文学著作是独特的，它们不是作家个人生活的描述，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日本著名翻译家、文艺家冈崎俊夫先生在论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时指出：“这些小说，由于描述了冰心、庐隐等先一辈女作家们所未能观察到的新时代女性的分裂、矛盾的心理，从而受到同时代人的狂热的欢迎；苏联对丁玲文学的高度评价更是不言而喻的，1952年苏联授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1951年）；丁玲作品也象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一样，早就冲出国界，“沟通”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所以说，丁玲文学不只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对丁玲文学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丁玲文学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鲜明的艺术特色早为世界瞩目、辨析世界译介和研究丁玲文学的规迹，从而得出结论：丁玲文学早就冲出国界，沟通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感情，具体材料请详见：
【内容提要】丁玲文学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鲜明的艺术特色早为世界瞩目。丁玲作品最早被译成外文的是《某夜》（美·伊罗生译／1932）。至1982年日本出版《丁玲的回顾》（中岛碧译），世界译介、研究丁玲文学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本文列举大量资料，辨析世界译介和研究丁玲文学的规迹，从而得出结论：丁玲文学早就冲出国界，沟通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感情。丁玲文学不只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关键词】丁玲/文学/译介/研究/世界的丁玲以其丰硕的创作成果，鲜明的艺术特色，漫长的写作生涯，极其坎坷的人生经历早为世界瞩目。1928年，24岁的丁玲带着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跻入中国文坛后，立刻激起了热烈的哄动，同时也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注意。
从1932年7月美国记者伊罗生（H·Isaacs）在上海主编的《中国论坛》发表乔治·肯尼迪翻译的《某夜》开始，到1982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中岛碧编译的《丁玲的回顾》截止，在这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的异乎寻常的动荡的50年间，丁玲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进行。据不完全统计，丁玲作品先后被译成英、俄、日、保、丹、罗、匈、波、朝、捷、德、巴（西）、法等二十几种文字。她的主要作品，甚至文论、回忆录等几乎全部译成了外文。丁玲作品最早被移植到国外的是《某夜》，1932年由乔治·肯尼迪译成英文刊于《中国论坛》第1卷第21期。接着，1934年，莫斯科国际出版社出版了A·史沫特莱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英文版），其中也收录了丁玲的小说《某夜》。此后，日本、美国、苏联、英国先后翻译出版了丁玲作品《水》、《消息》、《松子》、《夜会》等，丁玲文学开始走向世界。
抗日战争期间，国外丁玲文学译介和研究进入低潮。只有1940年日本东成社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九集·现代中国女流作家集》译载了丁玲的《他走后》和《松子》，1945年印度普纳库塔伯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我在霞村的时候》（龚普生译），另外再未见其他译品出现。雨过天晴，日本投降后丁玲文学的译介首先从日本开始复苏：1946年7月，日本《世界文学》第3期发表了入矢义高译的《自杀日记》，12月《别册文艺春秋》第1期刊出了奥野信太郎译的《一月二十三日》。1947年2月，日本《人间》杂志第2卷第2期刊载了冈崎俊夫译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值丁玲心情最佳状态，社会活动和写作均在旺盛时期，世界译介丁玲文学也进入了高潮期。这一高潮期是从1949年开始的。一开始就来势汹涌，这一年仅苏联就翻译出版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新中国的文学》、《指路星》等10种作品，其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有分别用俄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三种译本。这一年美国《生活与文学》第60卷第137期也发表了G·别格雷译的《入伍》，保加利亚索菲亚工会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0年有5个国家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5种译本：苏联的俄文版，另外还有匈亚利文版、波兰文版、罗马尼亚文版和丹麦文版。1957年，丁玲遭到批判后，世界学界都以惊愕的目光观望着中国文坛，丁玲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又进入第二次低潮。从1957年到1969年的13年间，除日本1958年出版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和《三八节有感》，1962年出版了《水》、《多事之秋》、《我在霞村的时候》，1963年出版了《我在霞村的时候》、《水》和《松子》外，几乎有10年的空白。但是，正直的学者是不甘沉默的。甚至还在批判丁玲的“文革”中期，日本学者便首当其冲地出版丁玲文学：1970年河出书房出版了高畠穰译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71年河出书房出版了竹内良雄译的《三八节有感》，1972年《熊本商大论集》第36期发表了鹤田义郎译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胡也频传略》。日本学者的努力，掀起了世界译介、研究丁玲文学的第二次热潮。197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哈·伊罗生编《草鞋脚：中国短篇小说集1918～1933》，其中收录了《介绍》、《作者简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某夜》；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梦珂》（H·费德林编《雨：中国20～30年代作家小说集》）。1975年英国伦敦《新左翼评论》第92卷，刊载了格韦格·本腾译的《三八节有感》。1976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三八节有感》（丸山升译，载西顺藏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5册）；美国侠尔伯出版社出版了《一天》（载《中国革命的文学》）。1977年，日本《季节》第5期刊载吉窪敏行译的《庆云里的一间小房里》；苏联《译丛》第8期发表苏曾·M·瓦卡译的《在医院中》。1978年，日本东京出版社出版了阿克亚马·有高的专著《丁玲—被清洗的女权运动鼓吹者》，其附录译载了《三八节有感》。1979年，新加坡海涅曼教育书店出版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载S·R·芒罗译编《革命的创始：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英文版）；美国《中国现代文学通讯》第5卷第1／2期，发表了黄炳伟、李欧梵合译的《某夜》，《迹象》第1卷第2期译载了《我在霞村的时候》（龚普生译）。1980年更是一个丰收年，日本《朝日杂志》1092期发表了田畑左和子译的《“牛棚”小品》，《海盗》306期发表了福家道信译的《杜晚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泰内·E·巴罗译，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出版了尚塔尔·格雷西埃、阿苏译的《大姐：丁玲选集》；德国出版社出版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三种译本（热尔坎普出版社版本和法兰克福苏尔卡姆普出版社两种译本），出版了《夜》、《在医院中》（以上三种均载苏尔卡姆普出版社版《春天的希望》），另外在热尔坎普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中也选入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同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在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译丛中也编选了《丁玲》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81年，日本《记录》第14期发表了《讲一点心里话》，《东亚》第172期发表了《悼念茅盾同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选1919～1949》（现代亚洲文学研究丛书），编选了《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同年同出版社在其《百花文学》第2卷中节译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82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丁玲文学翻译家、研究家中岛碧先生编译的《丁玲的回顾》。该书收编了丁玲作品：《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我母亲的生平》、《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胡也频》、《悼雪峰》、《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我怎样来陕北的》、《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肖红》、《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态度及反省》、《我们永远在一起》、《〈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她更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解答三个问题》、《自传》。以上资料清晰可见半个世纪来世界译介丁玲文学的轨迹：1932年～1938年为第一期——开始期；1939年～1948年为第二期——第一低潮期；1949年～1956年为第三期——第一高峰期（最高峰是1953年，出版了15种译品；次高峰是1951年，出版了14种译品）；1957年～1975年为第四期——第二低潮期；1976年～1982年为第五期——第二高峰期（最高峰是1981年，共出版了13种译品）。随着丁玲文学的译介，丁玲文学研究也在国外同步展开。从1933年美国人在上海主办的《中国论坛》第2卷第6期发表艾诺莫斯的《丁玲被绑架！》（英文）到1983年日本《中国研究》第145期发表前田加奈子的研究论文《从自由天地到变革自己的历程—丁玲传》，半个世纪以来的丁玲文学研究经历了开始——一般性介绍（1933～1937）、初步研究（1938～1947）、兴隆繁盛（1948～1957）、犹疑静观（1958～1970）和复苏——新繁盛（1971～1983）5个时期。据不完全统计，50年来世界上有二百多家（种）出版社和杂志社出版或刊载了丁玲文学的研究论文或专著345篇（部）。其中有三部专著，即1953年东京青木书店出版的尾坂德司著《丁玲入门》，1982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中岛碧著《丁玲的轨迹》和同年美国哈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梅仪慈著《丁玲的小说：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思想性和记叙体》。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丁玲文学研究家，如日本的高＠①穰、冈崎俊夫、竹内好等，苏联的H·费德林、Л·艾德林等，美国的F·梅仪慈、加里·约翰·布乔治等，法国的马蒂娜·瓦莱特—埃姆丽、阿兰·佩罗贝等，英国的沃尔夫格·巴克等，意大利的维尔玛·科斯坦蒂妮等；出现了一大批象《丁玲入门》、《丁玲的小说》、《丁玲札记》、《丁玲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1927～1942）》、《丁玲论》等的优秀专著和论文。在世界各国的研究中，起步早、成就最大的是日本：先后刊行专著、论文188篇（本），占世界刊行总量的54％；其次是美国，共刊行63篇（本）专著、论文，占世界刊行总量的18％；再次是苏联，共刊行54篇，占世界刊行总量的16％（此仅为80年代中期前的统计数字）。外国学者对丁玲的研究范围很广，几乎涉猎到丁玲文学的每一个领域，深入到作为“中国革命的女儿”、“共产党文学圈内”的“主要核心作家”丁玲思想的许多空间。不但研究她的小说、散文、文论，还研究她的信札、谈话；不但研究她的思想、经历、命运，还研究她的气质、家庭、婚姻、人际关系；不但将其不同时期的作品加以比较，而且还将其作品与欧美作品进行比较。虽然面广，但研究重点比较集中，各国学者集全力研究的还是其创作、思想、生平（命运）和时代。在创作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八节有感》、《母亲》等作品。论者的社会观和文艺观虽然不尽相同，审视作品和思想的视角也不尽一致，但对丁玲文学的思想、艺术、社会功能及作家其人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著名年轻学者加里·约翰·布乔治在其1977年的博士论文《丁玲早期生活与文学创作（1927～1942）》中指出，丁玲的文学著作是独特的，它们不是作家个人生活的描述，而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可作为一件件艺术珍品来欣赏。可以说，她的文学作品是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和演变的范例。”美国权威的学术著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在丁玲条目中也写道：“丁玲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最有力量、最活跃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日本著名翻译家、文艺家冈崎俊夫先生在论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时指出：“这些小说，由于描述了冰心、庐隐等先一辈女作家们所未能观察到的新时代女性的分裂、矛盾的心理，从而受到同时代人的狂热的欢迎。尤其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确立丁玲在地位的初期的代表作品。”日本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中岛碧的《丁玲论》是一篇颇有独特见地，非常有分量的专论。他认为丁玲的作品风格发生了几次变化，由自我表白型小说变为长篇客观型小说，前者代表作是《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后者代表作是《母亲》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论述“自我表白型”小说时，中岛碧先生指出：在对于青年男女的性爱的描写上，“丁玲比她先辈或同辈中的任何一位作家（不论男女）都出色。甚至可以说，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他进而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是近代中国文学中最早而且尖锐地提出关于‘女人’的本质、男女的爱和性的意义问题的作家。她不是从所谓在政治、社会中取得妇女解放、妇女权利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她本身也不一定充分意识到了她自己的这些问题，但具有和人的精神和感性最深奥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联系起来的可能性。”苏联对丁玲文学的高度评价更是不言而喻的，1952年苏联授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1951年）。苏联著名学者H·费德林指出，这一长篇的史诗性内容，固然与它题材的宏巨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丁玲既不简单化也不夸大地反映了包涵着全部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生活真实。也许作家的才能在这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多方面。这位语言艺术家所描写的暴风雨将临的情景是令人难忘的。”另一位苏联学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俄译本译者Л·波滋德涅耶娃指出，“丁玲早期作品的特点是寻求，她还不能判断社会生活最重要的问题，还未能找到最典型的形象，阶级偏见的负担还重压着她”。但丁玲批判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致使丁玲的“每一部新作都是她思想—艺术、艺术技巧发展道路上新的一步”。这就“使她创作出了最成熟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关于这部不朽的作品，这位女评论家结论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反映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卓越伟大而汹涌澎湃的创造性活动的第一批作品之一，它标志着丁玲创作的新阶段。”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丁玲作品也象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一样，早就冲出国界，“沟通”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所以说，丁玲文学不只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