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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文学史的写法

来源:http://myeducs.cn 联系QQ: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作者: 用户投稿 来源: 网络 发布时间: 14/09/25

【编者按】:网学网毕业论文范文为您提供探讨文学史的写法参考,解决您在探讨文学史的写法学习中工作中的难题,参考学习。

内容提要:文学史写作,应该不再是对前辈学者的人云亦云,而应有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新的思考;应该不再是材料的机械陈述,而应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能从感性的材料中不断升华为理性的概括。木斋《宋词体演变史》以“词体”建构宋词史,开辟了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书中随处可见作者深刻的思想,可称“有思想的学问”;木斋此作是对通行观点的“颠覆”。

关键词:词史写作 木斋 颠覆

­­文学史该怎么写,有没有或该不该有固定统一的模式?罗宗强先生《文学史编写问题随想》一文认为:“文学史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它的编写者是严肃的,学风是严谨的就可以。” 强调不必追求一种模式,应有“学术个性”。[2]先生所论极是。词史已有不同的写法:1、通代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许宗元的《中国词史》、黄拔荆的《中国词史》等,以作家为纲,作品为目,按时代先后顺序叙述;2、断代词史,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近代部分(实际上即是唐宋词史)、杨海明的《唐宋词史》、张仲谋的《明词史》、严迪昌的《清词史》等;3、按流派构建的词史,如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等;4、类别词史,如杨海明的《唐宋词风格论》(专论唐宋词风格演变史)、邓红梅的《女性词史》等;5、史论结合的词史,如刘尊明的《唐五代词史论稿》、王兆鹏的《唐宋词史论》等,还可以写词调演进史、词人生活史、词人心态史、爱情词史、山水词史等。

一部词史,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名家名作史,木斋先生《宋词体演变史》以“词体”建构宋词史。作者《前言》自述道:“这是一次欲以词体演变史来勾勒唐宋词演变历程的尝试。之所以要尝试以词体史来勾勒词史,是有感于一般的文学史、词史写作,容易陈列众所熟知的材料,成为时代背景、词人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机械陈列,因而会缺乏深度和新意;而论文的写作,虽然具有深度和新意,却不能构成一个有机的联系,或说是一个体系,只能解决有关研究领域的某些局部问题。而局部问题研究的缺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范围大小的问题——由于研究者着眼于所研究问题的局部性,在大文学史观缺席的情况下,往往会使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从整体和宏观的视角给予微观的把握。”[3]因此,作者尝试以写作论文的方式来写作词体史,即具体的每一章节,都由一篇或者数篇论文来组成,以进行局部问题的深入探索,同时,又以文学史的规模和思路,来规范每一个局部问题(即每篇论文)的命题和内涵,从而将词体的个案研究与宋词史的总体走向有机地联系起来。作者对“词体”做了明确界说,本书所论“词体”,并非指区别于“诗”的广义“词体”,而是专指狭义的“词体”:“‘狭义的词体’,是指那些在词史流变中呈现自己独特的范式和风格,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并且被其他词家效法的词人词作。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独特性,即迥然而异于他人之词;二是影响性,即其样式和风格独到而又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从而产生词史影响,引起他人仿效。”(P1)该书的研究视角,落在宋代众多词体中那些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词体上,它们堪称是“词体中的词体”:从宋初体、柳永体、晏欧体、张先体、东坡体、小晏体、少游体、山谷体、方回体、美成体,到易安体、稼轩体、白石体、梦窗体,共计十四体。以十四位词人为中心视角,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勾勒宋词体的演变路线图。与传统的宋代词史相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词体演变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精炼的词史,忽略宋词在演变历程中的那些非本质的细节,从而达到凸显宋词演变历程的效果。

传统的词史,与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相似,更多地注重将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作家背景和作品状态列示出来,而该书,更为强调研究每一种词体在宋词整个历程中的特质、地位和变革,研究诸多词体之间纵向的位置和关系。重点突出,而不是面面俱到,又有史的线索,点、线、面三结合。不是进行孤立、静态的研究,而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的“史”来加以诠释。如此,更能合理把握词史本质和内在演变规律。这种独特的框架结构,有别于通行的词史著述模式,开辟了词学研究的新天地,堪称词史的新建构、新突破,是一部既严肃又有个性的词史著作。

全书章节安排合理,如每章都有一节“概说”,各章结构大体相同,又有差异。每一章节皆有新意,独立出来,都是一篇优秀论文。作者从抒情内容、题材的选择与处理、人物形象的描绘、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章法、意象等方面对“词体”做了综合考察,从不同角度挖掘词体的内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使人们对宋词史有了全面、立体的认识。换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词史,确有不少欣喜的发现。全书格局宏大,角度新颖,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作者有强烈的史意识,注重动态地把握词史流变,又注重宏观综合概括,以数据统计为基础,加上严密的逻辑论证,得出的结论自然既新颖,又准确。

此著新见迭出,精彩之处不胜枚举,许多论断都给读者以启发,此仅举其要者。如宏观概括词史演进规律,极为精辟:“在词体的社会阶层属性上,是一个下移的过程,即由宫廷之词,而分流为歌妓词和士大夫词,最后定格为词人之词;而从词体的艺术属性上,则是一个不断雅化的过程,最后,到南宋姜吴时代达到了雅化的极致。”(P3)“东坡体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还不仅仅是由于有了张先体、晏欧体的奠基以及范仲淹之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觉醒,更由于东坡首先实现了由应社、应歌的应对他者的写作方式,成功转型为非应的自我抒怀,从而将张先、晏欧的词体士大夫群体意识表达,转型为士大夫精英的个性化表达。”(P3)论“小晏体”时,联系到整个文学史:“小晏体表面虽为醇酒妇人,实则却是小山人生观念的一种表现。可以说,陶渊明隐于田园,阮籍隐于醉酒,林逋隐于西湖山水和梅花,东坡归隐于内心世界,而晏小山则隐于小晏体中的歌儿舞女、醇酒梦境。这将是明清以来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主流思潮。从这个角度来说,小晏体与东坡体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实”(P140)作者重点论述“美成体”现象与诗歌领域中的江西诗派现象之间的关系,极富理论深度:“美成体所开辟的新天地,若是不求全面的话,概言之,首先是一种法度精神,其次是词体的进一步向士大夫文化的转型,再次是一种末世情怀,是一种悲哀的、灰暗的人生色调。而这些精神,虽然应该说是当时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多种因素的合成,但就最为直接的影响而言,笔者认为,美成体的创制,实际上是诗坛上盛行已久的江西诗派的诗学精神一脉相传的结果。”(P184)

第二章中,作者论道:张先(990—1078)的生年比宋祁(998—1062)早八年,但宋祁却仍在宋初体范畴之内,而张先却代表了后一个时期的词风。其实,年龄差距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两个人实际的词体特质。张先虽比宋祁年长,但由于张先的生活,更为接近士大夫之间的群体生活,更早地使用了词作为士大夫酬赠往来的载体,从而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地位,而宋祁的词风仍然逗留在宋初的写作习尚。更何况,张先比宋祁晚死十六年,他的写作生命是长于宋祁的。(P37)这一论述,启发我们反思文学史写作中,作家先后秩序的排列完全以生卒年为依据,是否合适?

第五章中,作者就刘熙载的张先“始创瘦硬之体”的观点进行发挥,详尽分析了“瘦硬体”的内涵,认为张先词改变了传统词的写法,完成了由前人的女性虚拟想象写作,而为士大夫生活情感真实写作的转型,实现了由含蓄而为“发越”的风格转换,显示了词的诗体属性,实现了由描写式向叙说式的词体句式转移,实现了场景由小巧而阔大的转移。作者认为,“张先体”的“瘦硬”是在尊重词体“别是一家”内在规律之下的“瘦硬”。如此对张先词的解读和评价,是新颖又深刻的。

作者以“雅俗”构建宋词史,以取代传统的“婉约”、“豪放”论。认为苏轼词的本质是对词的雅化,美成词是“以俗为雅”。作者强调,应该摒弃前人的“婉约”、“豪放”的偏见与成见,而对“词体”赋予新的认识。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修正和完善。

此著重视研究词体的“原生态”与“衍生态”,启发我们评价宋词时,不应将虚拟情感与真实情感划等号,宋代许多词作是“商业化”写作,是虚拟情感,不是写词人自己。注重动态分析,如将“东坡体”的形成历程分为密州之前的“雏形期”,密州、徐州、湖州时期的“形成期”,黄州之作,则完成了由“应体”向“非应”的飞跃。注重渊源和影响探讨,如第十章论“美成体”的“法度”,即追溯到江西诗派的“法度”;第十四章第一节论梦窗词的接受历程,实际上,是一部精炼的梦窗词接受史。注重“关系”研究,探讨各因素间的“交互”影响。注重比较研究,将词体与诗体比较,尤重名家间比较,如晏殊与欧阳修比较,黄庭坚与苏轼比较,黄庭坚与贺铸比较。注重反思,如第十二章论“稼轩体”时,首先对“豪放婉约论”进行“批判”和反思。论证时,不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而是集中笔墨,论述主要特征,作者十分强调“本质”,即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而舍弃一些枝节问题。

该书旁征博引,有大量的量化分析作为对论点的支撑。如第六章中,作者提出“东坡体”发生了由“应”向“非应”的飞跃,将东坡倅杭时期、密徐时期和黄州时期的词作,分别做了量化分析,在将倅杭时期的词作逐首辨析之后,得出结论说:“清点东坡倅杭时期之作,共计有词作五十一首,其中应社词作四十首,应歌词作五首,这一数据,证据确凿,说明东坡词早期的写作,基本是面对他者的应体之作,只有六首不能确认与他者的关系,但也各有其原因。”(P115)这样,关于“东坡体”起于“应”的观点,就有了强有力的证明。接着,对密徐和黄州不同时期的词作一一量化统计,得出明确结论:密徐时期“应体”之作占据一大半(百分之五十五);黄州时期共计有词作七十八首,应体之作共计有三十五首,应体之作第一次没有达到百分之五十。这个数据表明,“东坡体”在数量上实现了由应对他者的应体之作,向面对自我、抒写自我的“非应”的飞跃。又如第九章中,作者对黄庭坚“山谷体”八十一首题材进行了量化分析,分成十五类,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第十一章中,将《全宋词》中四十七首易安词分类,将“易安体”题材构成、具体写作对象和性别视角皆做了统计分析。靠数据说话,凭具体的事实立论,而不是主观臆测,任意发挥。如此,自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澄清了长期以来学界的模糊认识。“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同时结合定性研究,对宋代各“词体”重新进行“定位”。这种治学方法,在学风浮躁的当下,尤其值得称赏。

作者视野开阔,并不局限于就词论词,还重视宋词的“文化”特性研究。如论证柳永词的“近代文化”属性,作者认为,词体产生于盛唐,而唐五代之际,还是典型的宫廷文化时代;柳词所具有的市井歌伎俗词的特征,则是唐宋之际由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型的产物,柳永不但写作市井生活、市井情调,而且写作自己的真实情爱,并且是与妓女之间的泛爱,这就必然地溢出传统士大夫文化的范围,而拥有了近代文化的性质。柳词的慢词长调、铺叙写法、以白话入词等等写作特色,其实都是这一属性的具体表现,也是近代文化这一属性的必然结果。(P41)

作者善于由具体研究中提炼出理论,并进行“命名”,如分析贺铸《横塘路》词时,作者论述到:文学写作,可以大体分为背景式写作和创作式写作两种方式,前者真实、生动、具体,后者概括、凝练、空灵。就词体而言,飞卿时代多为虚拟的创作,东坡体则多为具有具体背景的写作,到黄庭坚的山谷体,延续东坡体的具体场景,我们能从中读到哪些作品写于黔州,哪些写于戎州,贺铸的方回体,则具体背景的写作方式日益淡化消隐,而创作式的写作日益突出。(P182-183)作者提炼出“背景式”写作和“创作式”写作两个概念,并结合词史论述,观点新颖,极有理论价值。作者对词学史上的“命名”,进行挖掘、梳理,还重新“命名”,如“应体”与“非应体”,又如“馆阁体”的命名,并与“西昆体”对比,皆发前人所未发。

书中随处可见作者深刻的思想,可称“有思想的学问”,而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由此,笔者联想到时下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乾嘉学派”的主流是有思想,关心世道人心。当下,有些学者没有认清“乾嘉学派”的真精神,误将乾嘉学派“末流”当作学术“主流”和 “正宗”,以为天下之“学问”尽在“考据”的“乾嘉学派”,非此,皆不是“学问”,有思想是空谈,宏观研究是空疏,甚至对梁启超、胡适那样的大学者的学问也鄙视讥评。“学问”变成纯粹的技能,变成去除思想内核的材料编排,学者变成纯粹的“工匠”,这样的“学问”,意义究竟有多大?我们应认清“乾嘉学派”的真精神,提倡有思想的真学术,纠正学问凸显、思想淡出的倾向。须知,只有具备深刻的思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学术与思想密不可分,“学术思想”连称,无学术之思想,多是无根之游谈,无思想之学术,多是资料堆砌,意义不大。王元化先生所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才是真学术。

作者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博学多识,见解深刻。恪守学术的怀疑精神、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胆大心细。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定论”,如对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李煜开始“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观点的质疑,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如拜倒在权威脚下,对权威的观点从不敢怀疑,不敢说一个“不”字,学术事业是不可能前进的。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界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勇气和精神,不少论著只是注释权威的观点,不敢有己见,以求稳妥。笔者由此想到,学术要创新,要前进,必须有大胆怀疑精神,必须提倡和践行五个“怀疑”,即“怀疑权威”、“怀疑传统”、“怀疑定论”、“怀疑书本”、“怀疑前辈”。舍此,一个学者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

作者长于求异思维,从“反面”看问题,从“没问题”处看出问题,不少观点皆人所未道,新人耳目,是对通行观点的“颠覆”,结论未必“无懈可击”,但确有新意,至少能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在拜读全书的过程中,作者的语言风格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词史研究,既是“史”的研究,强调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史的发展脉络,史的规律总结,又是“文学”研究,强调审美性、感性,要求语言优美流畅,有个性,词是“纯美”的文学,研究它尤其需要优美的语言。作者论文带着激情,书中将客观史实描述与主观价值评判有效结合一起,较通常著作更具个性色彩,从中可见作者的风采,行文亦独具个性,清新灵动、优美流畅,富有气势和情味。这对某些“新八股”式艰涩板滞、干枯乏味的学术论著写作语言模式,也是一种矫正。读木斋先生著作本身,即得到一种高雅的审美享受。他的论文和著作一直受到大学生和古代文学研究者、爱好者的普遍欢迎,独具个性的语言也是原因之一。学术界早已提出唐宋文学研究应该“审美化”,因为唐宋诗词实在太美了。作者一贯将唐宋诗词研究“审美化”,善于欣赏美、挖掘美,积极地研究美、传播美、创造美,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作者在《后记》中说:“学术既然是一个求索真理的过程,谬误和阶段性的认知就会是一种正常现象,超越自我,甚至是不断地超越自我,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也许终生都不能得出最后的绝对真理,但他只要是一种真实的、诚恳的、认真的求索,哪怕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也会比那历史教员式的照本宣科有意义。”(P328)作者不仅有挑战权威、颠覆定论的勇气,更可贵的是有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气。辛勤耕耘,频频收获,从《苏东坡研究》到《唐宋词流变》,再到《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词的演进》,每一本专著的问世,都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现在,作者奉献出一部厚重的词学专著,这是自己学术生命的升华,也是完成又一次大的自我超越。此书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其问世是水到渠成的。作者正处在学术生命的丰收期和收获期,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有理由相信,此书的面世,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又一次开始。作者在写作完成这本书稿之后,追本溯源,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了唐五代曲词的发生史,暂定名为《唐五代曲词发生史》,我们期待着更加精彩的专著早日问世。作者《后记》中另有一段议论意味深长:“我从来没有一种专业的态度,而是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一种玩的态度。对学术,我也确实是抱着审美的态度。换言之,学术写作,是一种人生存在方式,一种乐趣。每当研究一个新的问题,写作一篇新的论文,都能使我感受到一种创造生命的快乐。”(P 328 )笔者深有同感,以“玩”的态度做严肃的学问,享受做学问的乐趣,而不是将学问当作追名逐利的工具。这是一种做学问的境界,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当下学者,应该追求这种境界。笔者凡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综上所述,笔者从木斋的《宋词体演变史》的个案,探讨了词史的写法,并进一步扩而广之,反思文学史的写法,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几点初步的见解:1、文学史写作,应该不再是对前辈学者的人云亦云,而是应该有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新的思考;2、文学史写作,应该不再是材料的机械陈述,而是应该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3、文学史写作,应该能从感性的材料中不断升华为理性的概括,从而将似乎没有规律的文学史现象,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在文学史的实践中加以验证。

探讨文学史的写法责任编辑: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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