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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什么是译者风格；如何正确处理译者风格；译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对文学翻译原作风格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文学翻译是翻译中一个主要的门类和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翻译理论已经从研究文学翻译的性质、原理、功能、标准、方法和技巧等问题转移到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主体——译者身上、翻译是基于原作的艺术的再创造，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翻译主体，即译者的个人风格的影响、译者到底应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关系呢?对此在翻译界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刘重德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为传达原作风格，译者必须放弃、抹去自己的风格、由于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语言、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译者与原作者在知识结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方面的差异，译者对原作风格的理解与原作风格的客观存在之间的差距，加之原作风格确有一些不可译的因素，原作风格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和损伤，具体材料请详见：摘要：翻译是基于原作的艺术的再创造，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翻译主体，即译者的个人风格的影响。所以为了成功地再现原作，译者必须学会正确处理其个人风格，在尽量淡化其个人风格的同时，努力使之融入到原作的风格中，使二者达到和谐的统一。关键词：原作；译作；原作风格；译者风格文学翻译是翻译中一个主要的门类和研究方向，当代文学翻译理论已经从研究文学翻译的性质、原理、功能、标准、方法和技巧等问题转移到研究翻译过程和翻译主体——译者身上。其中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译者风格问题尤其受到翻译实践家和理论家的关注，对此大家见仁见智，但至今仍未完全达成共识。笔者认为译者风格在译作中的显现是一种客观必然，但是为了成功地再现原作，译者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它，在尽量淡化它的同时，努力使它融入原作风格中，使二者达到和谐的统一。1什么是译者风格“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宋朝词作家李清照的那首名作《声声慢》的首句，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对于这十四个叠字，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翻译，其中有两个译本最为大家所接受。译文一：IlookforwhatImiss．Iknownotwhatitis．Ifeelsosadanddrear．Solonely，withoutcheer．译文二：Search，search，sek，sek．Cold，cold，clear，clear．Sorrow，sorrow，pain，pain．这两个英译本都真实地再现了原词冷清、凄凉的氛围，但在结构和措辞上却各有特色，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客体相同，都是同一首词，只有主体——译者不同，由此可见，翻译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译作风格的不同，促使了同一作品不同版本译作的产生。同时可知，不仅作者有自己的创作风格，译者也会在其译作中体现出自己的再创作风格，即译者风格。翻译活动是基于原作的艺术的再创造，译者风格就是译者在这种艺术的再创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这一创作个性无疑要受到再创作的主体——译者的思想气质、文化修养、价值观念、语言功底和语言习惯等基本素质的制约。它主要表现在译者对翻译对象的选择、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使用的翻译方法以及译文语言运用的特点等方面，其中语言运用的特点表现得最为显著。首先，翻译对象的选择倾向体现了译者的个人风格。一个严谨的译者往往不是信手拈来一本书就译，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图、爱好、风格来精心选择原作的，而他对原作的这种选择倾向恰恰能够反映出他的个人风格。如严复为求社会变革，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先后翻译了多部西方社会政治著作，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等；林纾为了唤起国人的觉醒和自强意识，表达对被压迫者和弱者的同情，翻译了多部西方进步的文学作品，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迦茵小传》等；郭沫若作为一名进步的诗人，他总是喜欢选择与时代特征以及自己风格相结合的作品来翻译，如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华伦斯坦》等，他还喜欢选择具有反抗性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来翻译，如《雪莱诗选》等。其次，不同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反映出不同的译者风格。译者所遵循的翻译标准会直接决定他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译者对翻译标准的不同认识会决定他对原作是采用直译、意译，还是二者结合的翻译方法。而翻译方法的不同往往使译文显现出多种多样的文风。如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所以，他主张直译，他希望把原文中的语法、句法等都翻译出来，以补充新文学的语言和新鲜血液。所以，他的诸多译文不但输入了内容，也输入了新的表现方法。而傅雷认为翻译应“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琅琅上口，求音节和谐。”因此，他的译文准确流畅，既传达了原著的精神，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为我国读者所喜爱。再者，译者遣词造句的特点也表现出他的个人风格。成熟的作家在语言运用方面都有自己的风格，表现在词语的调遣特征与使用倾向、句子的组合结构与手段、修辞手法的选择与使用等方面。译者作为基于原作的艺术的再创造者，虽然不能像原作者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但在再现原作时，他也必然要从炼字、遣词、造句几个方面去做，这样他的语言习惯或多或少都会流露于译作当中，对此他们是想躲也躲不过的。另外，在双语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语言一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不可译现象，对此，译者只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寻求各种手段来变通原文与译文之间难以对应的形式，这也客观地促使了译者个人文风在译文中的显现。如鲁迅的译文凝重洗练、言简意赅，他译的《死灵魂》在反映了果戈里风格的同时，也使自己的文风跃然纸上。傅雷的译作圆熟老到、干净利落，且四字词组使用频率较高，这与他自身的文风大有关系。2如何正确处理译者风格译者到底应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关系呢?对此在翻译界主要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刘重德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为传达原作风格，译者必须放弃、抹去自己的风格。另一种观点认为译者风格应该是隐含的。如张今先生在《文学翻译原理》中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五种风格，认为最理想的译文风格是作者风格+若隐若现的译者风格。第三种观点认为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应该融为一体、协调一致。如许钧先生认为，译者应该在不违背、不损害原作的意蕴、风貌的限度内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以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为自己的译文赢得读者。[1]94翻译的目标是忠实地再现原作。所谓忠实，不仅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还指忠实于原作的风格。所以笔者认为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更不能使其个人风格凌驾于原作风格之上。但是翻译作为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不允许译者的个人风格参与其事是不可能的，在译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留有译者的痕迹。“正如同一首肖邦的曲子，不同的演奏家会赋予不同的风格一样，同一部名作，不同的翻译家也会译出不同的风格。”[2]386所以，对于译者风格我们不应回避、排斥，更不能简单地否认或抹煞，应该使之融入到原作者的风格中，与作者风格达到和谐的统一。第一，为了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风格，译者要善于有意识地抑制和淡化其个人风格。能否成功地翻译不同风格的作品，能否成功地将不同作者的不同风格化为译者风格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译者是否具有这种自制力。在中国翻译界就不乏这样的成功例证。例如，郑振铎先生就翻译介绍了高尔基、普希金、泰戈尔、安徒生等多位作家的作品，这几位作家本身的风格并不相同，而且有的和郑先生的风格相去甚远，但郑先生十分善于克制自我，其译作既忠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的词句，善于在不失原意的范围以内，使原作风貌得到最大限度的重现。文洁若女士也非常善于淡化其个人风格，她在翻译不同风格作家的作品时，会大量阅读与原作风格相近的作品，以进入语境，从而使译作风格无限地接近原作风格。例如，她在翻译凯瑟林·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时，曾读过一些风格与之相近的中国作家，如冰心、凌叔华和林徽因等人的作品。她在翻译加拿大作家斯蒂芬·里柯克的幽默、讽刺小品时，也曾读过鲁迅的杂文和林语堂的幽默小品。第二，译者要善于将自己的再创作风格与原作风格融合在一起。译者要善于将自己对原作风格敏锐的感知和体会与自己的再创作个性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再创作个性转化为再现原作风格的有利因素，并在原作制约下的有限空间里尽可能地发挥它；译者应该尽量使自己与原著合而为一，恰如原作者在用译语写作一样，做到意到笔到。一方面，不能做原作的奴隶，字字照搬原著的形式，译出一堆缺少艺术生命力的、干巴巴的文字；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自由，抛开原文，随意删改，使译作与原作的风貌大相径庭。原作者的风格应通过译者的风格来表现，而译者的风格又应以原作者的风格为归依。[3]337此外，译者应该重视个人风格的追求。主观性是一切艺术创造的规律，也是文学翻译艺术的规律，译者风格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所以我们不应回避和排斥译者风格，更不能否认或抹煞它在译作中发挥的作用，而应该服从艺术再创造的规律，还译者风格一个堂堂正正的地位。而且译者风格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可以一蹴而就的，它是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翻译界中，钱歌川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他翻译了多部英、美、日作家的小说，出版了近百种关于翻译和英语学习的书。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译著《娱妻记》，到现在几十个春秋，钱教授早已形成了自己的个人翻译风格，成为我国的翻译名家。而他的这些成就都是和他多年的苦功实践分不开的。可见，个人翻译风格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个人翻译风格的形成与培养是要付出经年累月的艰辛劳动的，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译者对个人风格的追求，尊重译者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3译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由于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语言、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译者与原作者在知识结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方面的差异，译者对原作风格的理解与原作风格的客观存在之间的差距，加之原作风格确有一些不可译的因素，原作风格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和损伤。[4]177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和减少翻译过程中原作风格的损失和破坏，力求最大限度地在总体上再现原作风格，我们就必须要对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译者必须在熟练掌握源语和目的语的前提下，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对风格敏锐的感知力。一个合格的译者，应兼备学者和作家的素养，不但要有一定的哲学、文学和美学理论素养，还要有比较准确的文学感觉和相当的中外文学功底。同时，译者还应熟悉源语和目的语所承载的两种文化，因为翻译活动并不仅仅是对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它是将以一种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内涵转换为另一种文化形式的广义的文化转换，[5]这一点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翻译者的文化素养越高，他对原文风格的感知力和再现力就越强，才能更好地洞悉原作的美学特征与审美功能，才能依据其文化内涵，凭借自己的文学功底和语言造诣将其尽可能地展现在译作当中。很显然，如果让一个文化素养欠缺的人来翻译荷马史诗的话，他尚且不能完全理解原文涵义，何谈体察其瑰奇绚丽、遒劲质朴的风格意义，也就更谈不上再现它了。其次，译者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其个人风格和原作风格之间的关系。译者应该自觉地用原作约束自己，最大限度地抑制和淡化其个人风格，使之融人原作者的风格中，仿佛是原作者在用译语写作。同时，也不应回避和排斥其个人风格。原作风格和译者风格必然在译文中构成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对立又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6]122为了更好地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译者可以尽量选择翻译与自己创作风格接近的作品，这样就能变不利为有利，实现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的和谐统一。因为译者风格和作者风格越接近，对于译者来说，感知和体会原作的风格就愈容易，转换起来也就更得心应手。这也正是为什么玄奘法师选择翻译佛经，而郭沫若选择翻译雪莱诗歌的原因。译者必须勤学多练。译者应该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和丰富原有的知识，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才情素养和翻译功力，才能在翻译实践中做到得心应手。同时，译者还应经常进行实践练习，以获得宝贵的翻译经验。一个没有实践经验的译者，即使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面对一篇风格鲜明的作品，在动笔翻译时也会茫然，不知如何有效地发挥自己翻译主体的功能。因此，翻译实践是使翻译主体对风格的感知力落到实处，使其翻译主体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有效途径。译者作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不是透明的，也不可能是透明的，他的个人风格对译文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译者风格，我们一方面应该尽量抑制它，淡化它，另一方面也应该服从艺术再创造的规律，承认它，尊重它。虽然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不可能完全对等，但由于翻译是再创作的艺术，译者可以通过发挥自己的艺术创作力和利用译人语优势，从总体上再现原作的艺术境界，以此缩短两者的距离，使自己的风格无限地接近原作风格，使二者达到和谐的统一。[参考文献][1]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IN]．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2]王宗炎．模糊语言学IN]．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3]孙燕．文学风格及其翻译[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增刊)：334—337[4]王晓军．论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的统-[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4)：115—117．[5]郑光宜．论译者的声音[J]．福建外语，2002(1)：44—48．[6]许康平．论翻译者的个人风格[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122—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