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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拒绝崇高。追求感官刺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创作现象和创作思潮：痞子文学、新写实主义、个人写作、下半身写作、非非主义、莽汉主义、梨花体……这些现象和思潮的一个共性就是拒绝崇高，追求感官刺激。现在我们看看一些作品的题目，这些作品的题目也许多少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绝对隐私》、《不谈爱情》、《就那么回事》、《曾经堕落》、《我这里一丝不挂》、《不想上床》、《明星那事儿》、《我把你放在玫瑰床上》、《天亮以后说分手》、《丰乳肥臀》、《妻妾成群》、《非常猎艳》、《上海宝贝》、《暖昧》、《女人床》……正像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些“文学从展示自己‘裙子’的花哨而殚精竭虑地做着‘媚俗’、‘低俗’的‘擦边球’游戏，继而在众声喧哗中拉开了热闹不休的脱衣秀的风流大幕。从卫慧、几丹到木子美都是脸不红心不跳地做着脱‘裙子’的比赛……这些‘宝贝’在糟蹋文学的‘无’(无境界、无思想、无文笔)的文字碎片中表演着‘什么叫无耻’，并向着人的承受底线发起挑战和冲击。”木子美在《遗情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很久以前，还在大学年级，我就经常为了能冲个舒服的热水澡，在一个男人家过夜，我用了很多他的煤气，还穿他的睡衣吃他的饭，还一夜三次做爱，还不需要跟他恋爱，幸福死了。”对这种放荡的生活，作者在叙述的时候，语气中充满着炫耀、骄傲和自豪，道德、理想甚至尊严在这里都荡然无存了。正如著名文艺批评家陶东风所讲的：在这类作品中，“身体以及性已经成为彻底的、纯粹娱乐与游戏的肉体，不仅无关乎民族国家、党派政治、意识形态(革命文艺)，不仅放逐了启蒙，不仅摆脱了历史与文化，不仅与灵魂没有牵连，不仅不通向私人的无意识的隐秘经验，而且遮羞布也彻底撕掉了。”
拒绝崇高，追求感官刺激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时尚。这种倾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已显露出来。1983年，韩东发表了著名诗歌《大雁塔》。韩东写道：“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在这里，诗人以冷漠的口吻消解、剥落了大雁塔的文化、历史意义，表现了诗人对宏大历史、对崇高的拒绝心态，诗人所表达的仅仅是个体本身的庸常体验。其后，伊沙的《车过黄河》等作品表现了类似的情感和心态：“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远去／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工夫／黄河已经远去”。
二、玩弄文本游戏
在放弃了崇高、理想和希望之后，游戏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很多作家追求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功能了。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玩弄文本游戏、追求写作快感就成了很多作家的创作追求。
从内容方面来看，玩弄文本游戏主要表现在：以游戏、戏虐的态度描述历史、社会、人生；以游戏、戏虐的态度颠覆传统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以游戏、戏虐的态度解构经典名著。从形式方面来看，玩弄文本游戏主要表现在：以游戏、戏虐的态度拼贴文字，追求所谓的语言狂欢。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戏说”一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和时尚。他们不仅戏说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戏说红色经典中的革命英雄人物。正像有的文章所说的：“近年来，国内荧屏戏说成风。明明是残忍的封建君王，却被打扮成消灭战争屠戮、解民于倒悬的‘英雄’；明明是荒淫无度、滥杀无辜的暴君，却以慈祥父亲的面目现；明明是暴虐成性的独裁者，却要给人以勤政为民甚至鞠躬尽瘁的印象……
近段时间来，戏说之风愈刮愈烈，让人大感惊愕的同时，悲愤感也油然而生。最新的一个恶劣典型是新编小说《沙家浜》，作者将阿庆嫂这个地下交通员描写成既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胡司令睡觉，又做了‘泰山顶上一青松’郭建光的情妇的轻佻下流之辈。在某地所拍的新编电视剧《杨子荣》里，我们的侦察英雄，居然与土匪头子座山雕‘共用’一个情人，而且还利用这个女人传递情报，最终制伏了众匪徒。某地上演的新编话剧《红岩》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不仅把江姐和许云峰弄成了一对男欢女爱的情人，尤其可恨的是叛徒甫志高，竟神气活现地在舞台上用极为下流的语言调戏被捕的江雪琴。在这种心态之下，传统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颠覆和解构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形式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游戏、戏虐的态度拼贴文字，追求所谓的语言狂欢也成为很多作家的创作时尚，这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赵丽华的《紧》：“喜欢的紧／紧紧的喜欢／一阵紧似一阵／这么紧啊／紧锣密鼓／紧紧张张的／紧凑／紧密／紧着点／有些紧／太紧了／紧死你／最后一句／是杀人犯小M／在用带子／勒他老婆的／脖子时／咬牙切齿地说的”。这些作品彻底地打破了传统诗歌语言的内在规律性，作者玩弄文字游戏的心态表露无疑。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这些作家的“‘文字冒险’，固然有实验和追求先锋姿态(创新)的倾向，但也极易演变为玩笑和游戏，刻意追求写作(本文)快感，往往造成语言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一旦丧失了语言本身具有的精神超越性和价值追问性，便极易构成一种对自我的伤害。”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笔者认为这主要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渐渐出现的消费主义思潮有关。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文化态度或生活方式。它首先出现于20世纪的美国，五六十年代开始向西欧、日本等国扩散，随后便逐渐地向全球蔓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不断浸入，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消费主义渐渐在我国出现并开始对我国的经济、道德、文艺、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消费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在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人把物质财富的多少、物质生活的享受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联系了起来，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只有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才是最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这种片面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重物质、重金钱、重感官刺激，轻精神、轻灵魂、轻理想、轻人文关怀。这种思潮影响到文学创作，必然导致文学作品的商品化、娱乐化和日常生活化。但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文学真地可以不要理想，不要希望，不要精神寄托吗?有的学者讲得很好：“文学说到底，是用来滋养灵魂和守护心灵的，是飘扬在心灵上空的旗帜。除非人真地完全物化而不再有灵魂，否则，在市场中我们固然可以买来物欲的满足，精神的按摩，感官的快感和‘灯红酒绿’，却无法买来心灵的宁静和渴望。恰恰在无关乎金钱或‘资本运作’无能为力的时刻，文学才能驻足心灵深处，使我们感动不已，激情澎湃，精神震颤和灵魂净化。即便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被各种‘复制’和‘生产’的‘审美幻象’所包围并沉醉于其中，人们的心灵被物质欲望和感官欲求所填满，被到处都是的文化商品所淹没，而放逐、荒芜了心灵，使纯文学日益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和‘多余的话’文学也不应被那些所谓的‘码字匠’、‘网络写手’和‘身体写作者’所糟蹋，所贱卖。我们诚然不必固守‘纯文学’的衣钵而自我僵化、固步自封，但文学作为人的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有其不可解构的底线。文学有其商品化和引领时尚的一面，但不能像‘裙子’那样为时尚而时尚，一味地追求花样的翻新和做着脱衣秀的竞赛，甚至以牺牲底线为代价。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的生活中那永不逝去的风景线，永远追求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说，无论什么时代，无论哪个民族都不能没有乌托邦精神。因为，“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乌托邦消费主义文学创作责任编辑：李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