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大家对毕业论文写作十分关注，我们编辑小组在此为大家搜集整理了““中国境内罗马战俘城”问题检评”一文，供大家参考学习!
近年来，我国媒体不时出现“中国境内发现罗马战俘城”的报道，有的说我国境内仍有罗马战俘后裔繁衍生息。这一问题对于中国与欧洲交流史关涉甚大，确有认真探讨之必要。兹略陈管见如下，就正于方家。
一、“罗马战俘城”说在我国的出现与流布
“中国境内发现罗马战俘城”之说在我国见于八十年代末。[1] 1989年9月30日《参考消息》报道，澳大利亚人戴维·哈里斯于1981年参加学术研讨会时听到有一支古罗马帝国军队东征失败，对其命运产生兴趣。1989年3月他到中国考察，从中国学者那里听说曾存在一座叫做“利坚”（应为“骊靬”或“犁鞬”——引者）的城市，利用一张公元前9世纪绘制的地图，认定这座城池很可能在中国西部甘肃省的永昌地区。他在兰州市的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陪同下，利用这张地图确定了古罗马城市“利坚”的废址所在地。需要指出，报道中所谓“公元前9世纪的地图”云云，显然有误：不可能存在如此古老的地图；骊靬城的建立也不可能推前到公元前9世纪。
这则报道在我国造成不小的轰动，一时间各媒体竞相刊载这一消息。1989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以《永昌有座西汉安置罗马战俘城》为题报道，中国、澳大利亚和苏联三国史学家联合研究发现，西汉元帝时代设置的骊靬城是用作安置罗马战俘的，这座城市在甘肃永昌县境内。按：副题“公元前35年一支罗马溃军失踪之谜解开”中存在年代上的错误：公元前35年应为公元前53年。
此后新闻媒体穷追不舍，作了后续报道。[2]声称：两千多年前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西部甘肃永昌县境内消失之谜，又获新发现：在中外学者认定的古罗马军队残部居住的骊靬古城和古城所在地焦家庄乡的一些村落，相继发现了部分珍贵文物和数十名世代在此地居住而具有‘外国人’特征的居民。这些人普遍具有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身材魁梧，胡须、汗毛、头发为金黄色等外貌特征；可能是古罗马人与当地民族通婚遗传的后裔。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报道中已出现“一支古罗马军队在中国境内消失”的说法，较之前期报道中“罗马战俘在中国”的说法更进一步；有报道甚至称，“考古专家揭开尘封2000年谜底——永昌：驻扎过罗马军团”。“从罗马战俘进入中国”演化为“罗马军团驻扎到中国”，提法上的变化之大，令人吃惊。
近几年“中国境内发现罗马战俘城”的说法似乎又有新发展。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报道，今日永昌地区现在仍然居住着保持罗马人体质特征的居民。“他们就住在祁连山北麓一带，语言、生活习惯与当地人无异，长像却很像欧洲人。”据亲临其境采访的记者说，在永昌县焦家庄乡采访过的几位居民，他们的体貌无不具有欧洲人的特征：身材高大，眼珠发蓝，鼻子高直，满头金发；而且如此相貌的居民为数不少，很多村庄都有。据称，当地的研究人员也访问过三、四十人。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对此也作过报道。所谓“中国境内发现罗马战俘城”之说，至今仍此起彼伏，连绵不断。[3]
“永昌为罗马战俘城”的说法，已对学术界造成重要影响。如1989年出版的《甘肃省志》第二卷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4]
“汉以北地郁郅（今庆阳一带）人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骑都尉。时匈奴郅支单于困辱汉使，并欲降服乌孙、大宛、康居等国。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以为郅支不除，终为西域大患，遂矫诏发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和西域15国合四万余人远征郅支，杀单于及于氏（应为阏氏—引者）、太子、名王以下1518人，俘获千余人。其中有部分罗马残军。西汉政府在现永昌境内设置骊靬城，安置了这批罗马战俘。”（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又：据1998年11月10日的《羊城晚报》报道，永昌县城西南20公里的者撒寨骊靬古城遗址上已经立碑，碑文曰：
“公元前36年汉朝西域都护陈汤、甘延寿将军率军越葱岭征匈奴，克郅支单于。汉帝下诏将罗马降人安置于番禾县南照面山下，置县骊靬。”（笔者按：陈汤并非“汉西域都护”，而是“西域副校尉”，是“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的副手。碑文内容显然不准确。）
可见，“永昌为罗马战俘城”之说已被一些人视为当然的历史事实。其他人也倾向于接受其历史真实性。[5]这真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吗？骊靬县置实因罗马战俘的安置吗？现在永昌地区具有外国人体质特征的居民是否真的是这些罗马战俘的后裔？
二、所谓“罗马战俘城”说既非新创之说，亦非确凿之论
1989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这个“千古之谜”揭开的经过：
“今年年初，西北民族学院中亚史专家关意权、兰州大学苏联史学者陈正义和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澳大利亚专家哈瑞斯（即哈里斯—引者）、苏联专家弗·维·瓦谢尼金四人协同攻关，结合中西史料对比研究，解决这一历史难题。他们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中取得了重要突破。据陈汤传载，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带领4万名将士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今苏联江布尔城）。陈汤等人在这里看到一些奇特的军队，‘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土城外有重木城’。这种用圆形盾牌连成鱼鳞形状防御的阵式和修‘重木城’的方法，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学者们根据这一史料，认为这些人就是失踪17年的罗马残军。这次战争汉朝军队大胜，‘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战俘中有不少骊靬人。为了安置他们，西汉政府便在甘肃永昌境内设置骊靬城，安置了这些罗马战俘。”
据《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的报道，罗马战俘的东来与公元前53年罗马与安息（波斯）的战役有关。据称，公元前53年，罗马军事首领克拉苏率领4万多军队入侵安息，在卡雷战败，其中克拉苏长子率领的6000余人突围，几经周折，逃到西域，归服匈奴郅至单于占领的康居国，成为匈奴附庸。从此这支军队从西方史料中销声匿迹。他们到底下落何处，便成了千古之谜。
需要指出，所谓克拉苏之子小克拉苏率6000人军队突围逃到西域，归属匈奴，不知所终，乃是千古之谜云云，提法并不准确。根据普鲁塔克的《克拉苏传》，公元前53年的卡雷战役，并未有所谓小克拉苏率军团突围之事。据记载，小克拉苏率领的5800人先头部队首先在卡雷遭到歼灭。被安息人围困在卡雷城的克拉苏被迫与安息谈判，结果被杀。混乱中的罗马军队有的投降，有的趁夜色逃回叙利亚。卡雷战役罗马军队被歼2万人、被俘1万人。这些罗马战俘被送往安息东界木鹿城为安息人戌边，不知所终。[6]罗马军队是否归附匈奴本身就是需加以论证的问题，并非已知事实。在所谓罗马人东来问题的研究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牛津大学的德效骞（H. H. Dubs）曾研究过这个问题。1940年他在《通报》第36期发表《公元前36年中国人与罗马人的一次军事接触》，随后又加以补充，写成《古代中国境内的一座罗马城》，1957年先在伦敦的中国研究会上发表演讲，随后以单行本发表。[7]德效骞的研究正是从公元前53年罗马和安息的卡雷战役的1万罗马战俘的下落开始。他认为，这些俘虏被转移到安息东境、中亚的马尔吉安纳（即今霍腊散）后，可能有一部分逃到了匈奴—康居在都赖水畔（药杀河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建立的郅支城。他的根据是《汉书·陈汤传》的记载，即公元前36年甘延寿与副手陈汤发兵围击郅支城时所发现的相关事物：（一）郅支城外用栅栏做成的“重木城”；（二）匈奴军队中有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操练“鱼鳞阵”。所谓“鱼鳞阵”可能是罗马阵列——龟甲战阵；（三）甘延寿、陈汤向汉朝廷呈报战况时有描述军阵的图画。他认为这些事物均为罗马军队所特有，所以都赖水战役汉军生俘的145人，就是“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的罗马士兵。这些罗马士兵停止战斗后，可能自愿随中国人到达中国内地。他们被安置到永昌地区一个特设的边境城市中，这个城市便根据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命名为“骊靬”。
德效骞的观点在国际学术界影响颇大。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赞同他的观点[8]，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倾向于接受；[9]我国学者也引证过他的结论。[10]但这一观点从最初就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早在1957年德效骞的论文发表后不久，斯齐尼亚克（B. Szczesniak）即发表评论，认为骊靬置县并非一定缘于公元前36年的罗马战俘。他认为，公元前36年以后、特别是奥古斯都（27 BC—14 AD）时期，罗马和安息仍在进行战争，而王莽篡位时的中国也在与匈奴争夺喀什噶尔，从安息引入罗马战俘，可能发生在这一时期。“德效骞教授将骊靬置县追溯到公元前36年和这个时期的罗马战俘，似乎太过于久远了。他强调罗马传统在骊靬县一直保留到公元7世纪。如果公元5年在中国边陲为罗马士兵建立的一个城市得不到另外大量士兵的补充，它能够持续那么长时间吗？”[11] 1969年杨希枚撰文力驳德效骞观点之非，认为其说“几无一是处”。（杨希枚：《评德效骞古代中国境内一个罗马人的城市》，《书目季刊》1969年第3卷第4期。）1991年莫任南发表文章，认为德效骞的考证“虽然详尽，然多穿凿附会”，以所谓操练“鱼鳞阵”法和城外筑木城之法为罗马人所独有而断言匈奴单于军队中有罗马士兵存在观点，只不过是“猜测之辞”。[12]
需要指出的是，以文献资料论，即使承认中亚匈奴阵营中有罗马士兵，也不能证明这些罗马战俘被带到了永昌郡。《汉书·陈汤传》记载都赖水战役的结局：“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汉军所获俘虏被分配给了西域各国，并未东来。罗马战俘东来之说，可谓于史籍无征。而且，新发现的汉简记载证明，中国境内的骊靬置县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60年以前，远在公元前53年卡雷战役和公元前36年都赖水战役之前。[13]骊靬为罗马战俘城之说，可谓与史实扞格不通。
《人民日报》的报道称，揭开罗马军队的最终命运问题的谜底，是中、澳、苏史学家“协同攻关，结合中西史料对比研究”而完成的。对此，我们应指出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报道说，考证出骊靬城位于甘肃永昌境内是中、澳、苏学者研究的成果（《参考消息》的报道说是哈里斯的结论），而事实是，早在1957年德效骞就在文章中明确地说：“这个以中国人称罗马帝国的名字命名的城市（骊靬）位于现今永昌南部，永昌位于甘肃省西北指向的狭长地带。”1982年出版的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33-34页“凉州刺史部”更清楚地标明古代骊靬城在今日永昌西南部的位置。但这本《中国历史地图集》早在1974年就已出版使用。
第二，《参考消息》的报道说，澳大利亚的哈里斯是在1981年参加罗马诗人贺瑞斯（公元前85-公元8年）的研讨会时引发探索兴趣的。据说，1989年哈里斯从澳洲来中国甘肃寻找骊靬城，是“受到卅年前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德效骞说法的吸引”。[14]如此，则可断言，哈里斯所持见解的发明权应属于德效骞，尽管后者的观点并不正确。
第三，德效骞论文的中文摘译发表于1988年6月出版的《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15]比中、澳、苏史学家的发现至少要早一年多。《中外关系史译丛》是一本专业性较强的刊物，中外关系史研究者不会忽略它的存在。耐人寻味的是，澳、中、苏学者们所持匈奴军队中有罗马士兵的三条理由，即“奇怪的军队”——会操练“鱼鳞阵”的军队、城外的“重木城”和描述军阵的图画，以及对于这些罗马士兵进入中国境内的途径，与德效骞完全相同；而其思路、所使用的材料、论据、结论、乃至所使用的语言，竟然与德效骞论文译文全无二致。如此巧合的“研究成果”使人不能不怀疑其性质，是“新发现”，还是发现了别人的“新发现”？这些问题恐怕只能由当事者自己才能回答。
三、骊靬置县之原因与永昌地区外国形体特征居民之由来
骊靬县作为张掖郡所辖十县之一，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骊靬，《汉书·张骞传》作犛靬，服虔曰：“犛靬，张掖县名也”；颜师古注：“犛靬即大秦也，张掖骊靬盖取此国为名耳。骊犛声相近，靬读与轩同。”显然，骊靬县以犛靬国而得名。那么，历史上的犛靬国又指哪个国家？
最早提到“犛靬”（作“黎轩”）一名的人是张骞。公元前128-127年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时,获悉西域诸国中有黎轩国。根据《史记·大宛列传》，黎轩国在安息（即波斯安息王朝）之北，具体方位则晦暗不明。不过,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仍将黎轩列入通使范围。张骞代表汉廷派出的使者大概未到达黎轩，但他派往安息的使者却与黎轩人有过直接的交往。《史记·大宛列传》：“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 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
东汉时，中原王朝的西域知识已大为增加，《汉书·西域传》除记载更多的国家外，对于《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国家也补充了许多新知识，但对黎轩（作犁靬）国，却未提供任何新知识，仅仅在对乌弋山离国的叙述中简略地提到它，称：“乌弋山离国，……西与犁靬、条枝接。”犁靬，颜师古注：“犁读与骊同，靬音鉅连反，又鉅言反”；黎轩，《史记·正义》注：“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连反”，则黎轩与犁靬古音读音同，乃一名异译。
比较《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的记载，有两点需加注意：第一，从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末，中国人对黎轩国的认识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增加，而是相反。这说明“黎轩”一名所代表的国家正在逐渐隐退到历史舞台的背后。《魏略·西戎传》说：“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后汉书·西域传》称：“大秦国一号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可知犁靬国已为大秦所取代。大秦即罗马帝国，已属定论。如此，则“犁靬”必为罗马帝国所取代的国家。第二，以《史记》，犁靬与奄蔡位于安息之北；而以《汉书》，则犁靬、条枝位于乌弋山离以西。按：乌弋山离的地望，虽众说不一，但大致在阿富汗西部地区，似无异议。又《汉书·西域传》称安息国：“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枝接”。由此推及，犁靬应在西亚。这一点显然与《史记》中关于黎轩位于安息之北的记载不符。
迄今为止，黎轩一名的考证仍为学术界聚讼纷纭的问题；其中最有力者有两说：一种说法认为黎轩一名源自西亚的城市Rekam（即Petra），表示叙利亚和罗马帝国的东部。[16]一种观点主张，黎轩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17]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解决两汉史籍记载存在的方位上的矛盾；也没有说明这个事实，即：Rekam和亚历山大里亚两城在罗马帝国建立后都还存在，何以湮没不彰而被代之以大秦；更没有说明中国何以对两城的了解随时间的推移而愈见减少。
我认为，中文记载的黎轩国只有塞琉西亚帝国可以当之。作为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分裂后的塞琉西亚帝国的版图包括西亚、伊朗、巴克特里亚-粟特地区直到印度河以西的广大地区。位于帝国东部边陲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即中国记载中的大夏）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脱离塞琉西亚帝国独立，但仍是希腊化世界的一部分。张骞西域探险到达大夏时，塞琉西亚帝国尚未被罗马帝国灭亡，张骞在大夏获知“塞琉西亚”一名，是很自然的事。“塞琉西亚”，希腊文作Seleύkεia，读音若“塞犁靬”，但以中亚地区的读法，则很有可能与汉文一样读作“黎轩”或“犁靬”，希腊词的开头音节在中亚语言中被略读是常有的现象，如Samarkand（撒马耳罕）读作Maracanda（马拉坎大）；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读作Kandahar（坎大哈）；而且，中亚名称在中国文献中被略去开头音也不乏其例，如印度语agada 作华佗，“阿罗汉”作“罗汉”[18]等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称安息“北有奄蔡、黎轩”，可能是因为，张骞最初从大夏人那里听到有关黑海北岸希腊殖民地的情况，当时大夏通过咸海、里海北岸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希腊殖民地保持着商业往来。由于二者同属一个种族，他将本属于塞琉西亚帝国的“黎轩”一名用到了希腊殖民地上。《汉书·西域传》对黎轩位置作了改正，将它置于乌弋山离之西。《后汉书·西域传》和《魏略·西戎传》成书时，塞琉西亚帝国已为罗马帝国所吞并，所以又有“大秦国一号犁靬”之说。
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令置武威、酒泉两郡，后十年即元鼎六年（前111年）分武威、酒泉置张掖、敦煌两郡。许慎《说文解字》“靬”下曰：“武威有丽靬县。”“丽靬”同“骊靬”，如此，则骊靬置县应比新发现的汉简所能证明的年代更早，当在元狩二年（前121年）之后的十年中。元鼎六年（前111年）张掖郡建立时可能只是将原属于武威郡的骊靬县划归于其辖下。此一时期与“骊靬”一名有关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张骞通西域带回了有关黎轩（犁靬）国的知识，且黎轩善昡人随安息使者到达了中国，“天子大说，与俱巡猎”《汉书·张骞传》。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十：“前汉武帝遣使至安息。安息献黎轩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乱发拳鬓，长四尺五寸。”黎轩人确已到达中国。二是张掖处于河西走廊、扼东西交通之要冲，于对外信息交流最为便捷。汉朝廷在张掖郡置骊靬县，很有可能是以此炫耀于来往于商道的西方商人，传达与该国交往的愿望，以促使该国向中国遣使，造成汉廷“威德遍于四海”的印象，取得西域各国“重九译，致殊俗”的效果。清代学者钱坫、徐松《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断称：“骊靬……本以骊靬降人置县”，不过玄测而已，不足凭信。
从历史上，中亚虽是种族混杂的地区，但欧罗巴人种一直存在。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汉书·西域传》记大宛以西诸国与《史记》同。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23-79）记载，锡兰（今斯里兰卡）派往罗马帝国的使节报告说，葱岭以西的丝绸贩运者（即所谓的“赛里斯人”）身材高大，超乎常人，“红头发、蓝眼睛”。[19]这里的“红头发”可能是金黄头发，其情形如同明、清之际我国东南沿海居民称荷兰人和英国人等欧洲人为“红毛番”。《北史》称高昌（吐鲁番）以西各国，皆深目高鼻，康居国深目高鼻，多须髯。颜师古《汉书注》称乌孙青眼赤须。《北史·恩幸传》：“胡小儿，眼鼻深崄，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所疾苦。”《大唐西域记》、《旧唐书·西域传》均称疏勒、护密人碧瞳，与波斯、大秦相同。同书《回鹘传》记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李贺《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李端《胡腾儿》诗云：“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李白《上云乐》：“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容仪，戌削风骨。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神？”“康老”、“胡雏”都是中亚人，所谓“华盖”指眉骨的高隆，“嵩岳”是指鼻梁的高耸，“碧玉炅炅双目瞳”指炯炯有神的眼睛呈深蓝色，“黄金拳拳两鬓红”则是形容头发呈金黄色而且卷曲。宋代柳开诗：“鸣鹘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天看。”可知，西域人中不乏欧罗巴人种。
西域的欧罗巴人种居民能否来永昌地区居住？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何时来此居住？限于资料，目前还很难做出确切的回答。我们知道，历代中原王朝都有与西域发展交通的愿望，欢迎西域各类人员如商贾等在此经商或定居，所以永昌地区具有外国容貌的居民不必来源于一次外部移民。《洛阳伽蓝志》记6世纪初洛阳盛况：“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颖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风土而宅者，不可胜数。……”白居易《西凉伎》诗：“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近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这种西域人因故不能西归的情况，在扼守东西交通孔道的永昌地区，自汉、唐以至元、明各代都有可能发生。以中原和西域的频繁交往而论，没有理由固执地认为现在永昌地区具有欧罗巴人体质特征的居民一定溯源于两千年前的所谓罗马战俘。况且，以区区百余名罗马战俘而历两千余年的杂婚（以20年为一代，则为100余代！），其后裔竟能明显地保持其先祖的体貌特征，不啻为天方夜谈。
如果就相关报道做出判断，永昌地区居民之来源则较为明晰。1993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在永昌西南部被认为是骊靬的地方，出土了元代的瓷水壶、铁匜、铁锅和铁鼎。又，1998年11月10日的《羊城晚报》报道，骊靬人定居的永昌者来寨不远的一个村落旁有21代骊靬故人的数百座坟茔，而距这个村落30多里的另一村落旁还有更早的10代。以20-25岁为一代，这31代人也恰好追溯到13-14世纪的元代。
元代蒙古人以疾风暴雨般的武力，将欧亚大陆混为一体，东西交通豁然贯通，欧洲王公贵族、教士东游而留名史书者斑斑可稽，而商贾游客来中国者更是不可胜计。13世纪前半叶的一位欧洲商人说，从黑海沿岸经中亚大草原到中国的商路畅通无阻，“无论白天或黑夜都十分安全”。[20]蒙古人在东欧建立的金帐汗国和在西亚建立的伊儿汗国虽在实际上“自帝一方”，但在名义上仍是元帝国的“宗藩之国”，其商旅、游客至中国者亦必为数众多，与内地人通婚而定居中国者必大有人在。位于东西交通孔道的永昌地区聚集欧罗巴人种的居民，又何足为怪？
[1]就本人目力所及，先后报道这一消息的有：香港《明报》（1989年1月10日），《南华早报》（1989年2月10日）；台湾《民生报》（1989年9月29日），《联合报》（1989年12月8日）；大陆《参考消息》（198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5日）等。
[2]如1993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7月26日《安徽日报》等。
[3]如陈正义：《骊靬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参考消息》2003年4月6日载，法国《历史》月刊3月号报道：“罗马人早于马可·波罗发现中国”；国内的某些电视节目也有专题报道。
[4]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6页。
[5]如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11页。
[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黄宏煦译，上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06-616页。
[7] H. H. Dubs, A Military Contact between Chinese and Romans in 36 B.C., T’oung Pao, 36 (1940), pp. 64-81; H. H. Dubs, A Roman City in Ancient China, London 1957.
[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一卷，第二分册，第538-539页。
[9]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3-44页；
[10]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11]《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77期（1957），第286-287页。
[12]莫任南：《汉代有罗马人迁来河西吗？》，《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31-238页。
[13]张德芳：《汉简证明：汉代骊靬城与罗马战俘无关》，《光明日报》，2000年5月19日。
[14]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学术集林》卷12，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
[15]德效骞：《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丘进译，《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64-373页。
[16]夏德：《大秦国全录》（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Leipsic-Hongkong 1885），第171页。
[17]伯希和：《黎轩为大秦别名考》，《通报》（P. Pelliot,Li-kien, autre nom de Ta-ts’in, T’oung Pao），1915年, 第690-691页；白鸟库吉：《西域地理》，《东洋文库》（K. Shiratori, The Geography of the Western Regio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东京 1950年, 第73-155页。
[18]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1930年6月《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又见《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79页。
[19]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12页。
[20]裕尔：《东域纪程录丛》（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4），卷3，第1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