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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谈及古代中国的名马，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西周穆王的“八骏”。《穆天子传》载云：“（穆）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1]《拾遗记》虽然也提及“八骏”，但是其名与《穆天子传》迥异：“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2]
此外，唐太宗所宠爱的六匹战马，即所谓的“昭陵六骏”，也频为后世之人道及。昭陵遗址在今陕西省醴泉县西北的九峻山上，太宗当初曾经亲自撰文，为文德皇后立碑于此，并刻六匹爱马之石像。《册府元龟》载云，唐太宗贞观十年（636 年）十一月，谓侍臣曰：“朕自征伐以来，所乘戎马，陷军破阵，济朕于难者，刊石为镌真形，置之左右，以伸帷盖之义。”[3]《金石录》云：“右《唐昭陵六马赞》。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乘六马，为赞刻之。皆欧阳询八分书。”[4] 这六骏的名字分别是：飒露紫、特勒骠、拳毛、青骓、白蹄乌、什伐赤。
又，太宗在位后期，北方游牧部落骨利干（或谓其地在今贝加尔湖之北）曾遣使献马：“其大酋俟斤因使者献马，帝取其异者，号十骥，皆为美名：曰腾霜白，曰皎雪骢，曰凝露骢，曰县光骢，曰决波騟，曰飞霞骠，曰发电赤，曰流金，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礼其使。”[5]
此外，尚有其他许多“骏马”、“宝马”、“天马”、“神马”之类，如駃騠[6]、騕褭[7]、汗血马[8]等等，本文不拟详述。
古代中国之马——尤其是名马——之非“土产”，而多得之于域外（特别是中亚和北亚），早为世人认可，在此毋需赘述。实际上，从这些名马的称呼方面，很容易辨别出非汉语的语原。诸如“盗骊”、“踰轮”、“什伐赤”、“特勒骠”等，都难以用汉文解释其含义。至于“白义”、“渠黄”、“华骝”、“飒露紫”等，虽然似乎颇具汉文含义（古人确也多作这类解释），但是，它们很可能仍属外来语译名，只不过兼顾音义罢了。至于《拾遗记》所列的马名，则恐怕绝大部分是后人将其“汉化”和“神化”了的名号，业已脱离了真实马匹的本来面目，歪曲了名号的最初含义。
本文旨在就古代中国部分名马的称号，作语原方面的探讨。对于前人的陈说予以重新研究，或有新的发明，或作修改、充实，以期初步揭示出域外游牧民族的“马文化”对于古代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对于马名的比定，力求符合于下述三个条件：第一，在语音方面尽量一致（当然，考虑到各种方言的区别，以及汉译者在兼顾音义时可能出现的语音偏差，有些对音不可能象现代译名那样精确地吻合）。第二，多数原语当与颜色有关（尽管郭璞“八骏皆因其毛色以为名号”之语[9]未必尽然，但也不能完全无视）。第三，这些原语无论是含有颜色之义，还是其它意思，都应该本就是马的称号，或者是与之关系密切的词汇。兹考证如下。
一．“盗骊”的语原可能是突厥语 toruğ
郭璞注《穆天子传》“盗骊”云：“为马细颈。骊，黑色也。”在此，“骊”字似乎有其汉文含义，但是这种马还有许多异名。《广雅疏证》释“駣”条云：“《史记·秦本纪》‘造父得骥温骊’，徐广云：‘温，一作盗。’《索隐》云：‘邹诞生本作駣，音陶。’则盗骊即此駣。……《玉篇》作桃；《御览》引《广雅》，亦作‘桃’；《集韵》云：‘駣，兽名，似马。’”[10] 由此可见，“盗骊”又能作“駣”、“桃”、“駣”等；而“”、“”诸字却无“黑色”之义，仅音与“骊”同而已。亦即是说，“盗骊”一名最初全然出于音译，是十分明显的。故而，“盗骊”之原义未必是“细颈的黑马”。
《阙特勤碑》[11]东面第 33 行记道：“（阙特勤）第三次骑 yägin silik 官的带有马衣的粟色马进击，该马在那里死了。”[12]在此，“栗色马”的古突厥语原文的拉丁转写为 toruğ，此词至今存在于突厥语的所有语言群中；它在东北语言群的图凡语中，可以写作 doruğ，在西北语言群的奥斯曼语中，则可写 doru，如此等等。特金释其义为“bay，reddish-brown”[13]，克劳森释为“（of a horse）bay”[14]，显然进一步明确指出，此词通常只是用来修饰马。也就是常指栗色、赤褐色的马。
“盗骊”两字的上古音当分别为 *d’ʊg 和 *lieg ，[15]则就语音而言，完全可以成为 toruğ或 doruğ的汉译名。
就毛色而言，“盗骊”与“toruğ”并非毫不相干。通常说来，“骊”字固然用为“黑”义，或者直指黑色之马，但是它也可能指称近似于黑的颜色。以“黧”为例：此字通常也为“黑”义，但它又有“黄黑”之义。《广韵》释“黧”字云：“黑而黄也。”[16]《一切经音义》释“黧”字，引《通俗文》谓“斑黑”；引《考声》谓“黑也而黄色也”。[17]又，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姚）襄所乘骏马曰黧眉騧”一语时释云：“黑而黄色曰黧……黄马黑喙曰騧。”[18]鉴于“黧”与“黎”通，而“骊”也通“黎”，因此骊、黧两字在音、义两方面都应当有相通之处。那么，“骊”字也有“黑而黄”义，并非纯属臆测。而“黑而黄”色则与栗色或赤褐色相当接近了。
事实上，古人在解释“盗骊”的色泽时，从一开始就不是认定它为纯黑色的。《史记·秦本纪》“索隐”引《刘氏音义》云：“盗，窃也。窃，浅青色。”尽管这一释义未免牵强，但是不以“盗骊”为黑色的用意，则是一目了然的。
既然 toruğ自古至今都是操突厥语各族用以称呼马的名号，并且其语音与“盗骊”颇为吻合，而它所指的毛色也近似于“骊”，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盗骊”的语原确是突厥语toruğ。
二．“白义”、“奔霄”、“蒲梢”的语原基本相同
“白义”为《穆天子传》所列的“八骏”之三。“奔霄”是《拾遗记》所列的“八骏”之三。“蒲梢”之名，则见于《史记》：“（汉武帝）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19] 《汉书》将它列为来自西域的四种骏马之一：“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20]
“白义”，又可作“白牺”（《列子》有“（周穆王）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右服骅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牺”之语[21]）。“义”、“牺”既能互易，整个称号便很可能是音译名。“蒲梢”，亦作“蒲捎”（元稹《江边四十韵》诗有“高门受车辙，华厩称蒲捎”之句[22]）；还可作“蒲骚”（《史记》索隐谓“（梢），又作骚”）。则此词显然是个音译名。至于“奔霄”，虽然颇似“夜行（万里）”之意，但因其语音甚类“蒲梢”，且与“白义”同列八骏之三，所以它仍然可能是个“汉化”了的音译名。因此我认为，这三个马名分别是突厥语bo:z yunt 和 bo:z at 的音译，两个词组的含义则完全一样。
bo:z一词，早就在突厥语族中广泛使用，几乎专指马匹的毛色。它作为蒙古语中的外来语，其形式是 boro 。它至今仍然存留在所有的突厥语群中，不过语音上略有变动，即兼可作 bo:z、po:z、bo:s、po:s 等。
bo:z所指色泽的范围较大，在不同的场合，其含义的出入颇大。例如，它可以作“灰色”解；在《阙特勤碑》和《阙利啜碑》中屡次出现的 bo:z at（at 义为马），均被释作“灰马”。[23]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辞典》中则说，该词可以使用于毛色在白色至灰斑（或白斑）栗色之间的任何动物；又称，当人们说 bo:z ko:y 时，乃是意指“棕色羊”。[24] 而马赫迪汗的《察合台－波斯语词典》则说 boz 乃是“趋向于白色的蓝色”以及“一种靛蓝色（即深灰色）的马”。[25] 此外，尚有将它释为“白马”或“铁灰色马”者。综此看来，bo:z 的色泽至少并非纯白，而可能为淡灰或深灰。
在现代突厥语中，人们固然最常用 at 来指称“马”，但在古突厥语中却还有另一个完全同义的词—— yunt 或 yont 。在《占卜书》（《Irk Bitig》）中，此词经常出现；而在早期的许多非宗教文献之中，它则是表达十二地支纪年（或纪日）的标准用词，如“马年”、“马日”中的“马”字都是 yunt（yont）。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白义”一名，乃是译自突厥语 bo:z yunt 。“白”的上古音为 b’ăk ；“义”的发音则为ŋia 。上古时期的声母舌根鼻音 ŋ-，到今天已经演变成 y-，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即是说，ŋ- 与 y- 可以相通。蒲立本认为，有证据表明，至少在汉代已用声母 ŋ- 来转译非汉语中的声母 y- 。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汉语中的半元音 y- 尚未演进成，所以舌根鼻音 ŋ- 似乎是最接近非汉语的舌面持续音 y- 了。[26]有鉴于此，将 bo:z yunt 作为“白义”的语原，还是比较吻合的。
另一方面，上文已经提及，在突厥语中，用得更为广泛的“马”字乃是 at 。所以，bo:z yunt 的另一种形式就完全可能是 bo:z at 。而“蒲”、“梢（骚）”的古音分别为 *b’wo 和 *sʊg ；齿音 s、z 接近，在翻译时可以互转，因此可以将“蒲梢”的语原视作 bo:z at 。同样道理，“奔霄（*pwEn siog）”则也可以视作其异译名。有鉴于此，白义、蒲梢、奔霄的突厥语原义就可能都是“灰色（或深灰色）马”。
艾辛认为，似乎有迹象表明，古人以淡色皮毛的马作为贵人的坐骑。在乌古斯的英雄史诗中，大汗拜因迪的坐骑是匹 bo:z 马；而早期安纳托利亚文学作品中的亚历山大传奇故事中，不朽的基德尔所骑的也是一匹 bo:z 马。[27]这一结论即使未必完全正确，也至少为上述比定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域外游牧民族向汉人帝王贡献的，很可能包括他们所认为的象征高贵的 bo:z 坐骑在内。
三. “踰轮”的语原为突厥语 yegren
对于“踰轮”一名，现代学者似乎多注意到了它是一个音译名，并力图考证其语原。岑仲勉在其《突厥集史》中写道：“《穆天子传》一之八骏名称，小川琢治曾试用突厥语解释，……其须改订者，如（1）比踰轮于 jylan（ilan，ylan，蛇）。按突厥墨啜可汗之子墨特勤名踰输（《元龟》九八六），元人称畏吾儿之祖名玉轮，古突厥文呼‘白’曰 Örüng ，今于阗呼如 yurung（即玉陇哈什河之玉陇），踰轮之义为‘白’，与郭璞注因毛色而命名合。”[28]在此，岑仲勉虽然否定了日本学者的“蛇”语原说，但是我认为，其“白”的比定也未必确切。
就语音而言，ürüŋ（也可写作 yürüŋ）固然与汉文“踰轮”（古音为 *diu *liwEn）接近；并且确实也有“白色”之义。但是，若将它作为马色的修饰词，则似有未妥。因为，在早期的突厥语中，作为动物白色皮毛的修饰词另有一个 ak ，尽管后来ak 也逐渐用以修饰其它事物，但当初却正是与ürüŋ 相对的。亦即是说，ak 专用以指称白色皮毛的动物；而ürüŋ 则用来泛指其它与“白色”有关的事物，诸如“白（银）”、“白（石）”、“白（土）”、“白（云）”以及“黎明（意谓东方发白）”等。在突厥语古文献中似乎只见到“ak 马”，而未见“ürüŋ马”。因此，“踰轮”的语原恐非ürüŋ。
《阙利啜碑》[29]东面第 3 行记云：“在……战役中，阙利啜骑自己的枣骝马（冲杀）……”东面第 9 行道：“那次葛逻禄人断其栗色马的后腿。”这里所谓的“枣骝马”和“栗色马”，都是古突厥语yegren（at）的对译名。克劳森将 yegren 解释为“‘chestnut’as the color of a horse’s coat”[30]，则是指明此词只是用作为马匹皮毛的“栗色”、“褐色”。可见 yegren 确曾作为专门的马名流行于游牧人中间，那么，此名传入汉土，也就十分合乎情理了。
尽管“踰”字的上古音以齿塞音 d- 作为声母，似乎与突厥语“栗色”的声母，舌面持续音 y- 不太吻合。但是我们知道，齿塞音d- 与舌面持续音 y- 在语音方面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有许多以 y- 为声母的中古音字，其上古音都以d- 为声母。例如，予、余、愉、与、育、愈等等都是，当然也包括“踰”字。蒲立本推测，有一种声母的演变发展是这样的：*δ-＞ d- *δi＞ *źi- ＞ y- 。诸如“俞、揄、输、蝓、偷”以及“失、佚、轶、秩”和“由、柚、抽、迪”等字组，都证明了齿塞音和舌面持续音之间的演变。[31]
另一方面，古突厥语 yegren 的发音也并非一成不变。例如，它在中、俄学者所称的“新维吾尔语”中作çiren；在吉尔吉斯语中作je:rde；在哈萨克语中作 jiren；在察合台语中作ceren 。所以，“踰轮”和yugren 在语音方面实际上是吻合的。
鉴于 yugren 可以作为马匹毛色的专门修饰词，甚至作为坐骑的专称；它也曾屡次作为突厥贵人的战马名出现在碑铭中；同时其语音又与“踰轮”相合，所以我们得以将它视作“踰轮”的语原。
四．“渠黄”和“决波騟”的语原可能是 kuba:
“渠黄”是周穆王的“八骏”之六，“决波騟”则是唐太宗号称的“十骥”之五。我认为，它们很可能共有一个语原，即突厥语kuba:。
kuba:一词经常被用来指称牲畜的毛色，诸如马、牛等。其含义为“灰白色”、“淡灰色”、“暗黄色”以及“暗褐色”或“焦茶色”等。它至今存在于某些现代突厥语中，如东北、西北、北部中央语言群中都还在使用。喀什噶里解释十一世纪哈卡尼语中的“kuba: at”一词道：“一种毛色处于栗色与黄色之间的马。”[32]据此看来，则 kuba: 还有“深黄色（马）”或“火黄色（马）”的意思。所以，似乎可以断定，这种马的毛色与黄色是颇为接近的——有时偏淡一些，有时则偏深一些。有鉴于此，古代汉人在其译名中加入一个“黄”字，也就不无道理了。
不过，“渠黄”一名的形成，还不只在于对毛色的意译；实际上，它与原语在语音方面也是较为吻合的。“渠黄”的古音作 *g’io g’waŋ。“渠”字的声母 g- 与 kuba: 的声母 k- 均属舌根音，只是有浊、清之分，它们在发音时易于互转，是十分明显的，在此不必赘述。至于“黄”与-ba: 的对音，则需略作解释。“黄”的中古音作 γwaŋ，现代吴语中作 wang（与“王”字同音）。这一现象表明了“黄”字的首音很容易向半元音 w- 转化。而 w- 与 v-、p-、b- 又极易互转。今阿富汗东北边境瓦汉（Wakhan）的梵名为 Vakkana，《洛阳伽蓝记》译作“钵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译作“仆迦那”、“步迦拿”，便是一例。[33]
此外，公元六世纪中叶，在中央亚欧地区自东往西迁徙的游牧部落阿瓦尔人的非汉语名颇多，有 Abaroi、Avari、Avares 、Abar 等；有些学者认为，《阙特勤碑》东面第4行提及的Apar；也是指这一部落。而在汉文译名中，除了现在常用的“阿瓦尔”一词外，古人似乎还译成“阿拔”、“悦般”等。[34]上述二例清楚表明，w-、v-、p-、b- 等发音极为接近，经常互转。所以，如果说古人为了体现kuba: 马皮毛黄色的特点，而用发音大致相近的“渠黄”作为其音义兼顾的译名，也十分合乎情理。
“决波”的古音作 *kiwat *pwα，显然与 kuba: 之音相合，完全可以作为其译名。在此要着重谈一下“决波騟”中的“騟”字。《玉篇》云：“騟，紫色马。”《集韵》则谓：“騟，马杂色。”则此字关于马之毛色的定义并无定说。依我之见，所谓“紫色”、“杂色”等说法，恐怕都是后人的附会；“騟”字在最初或许也是一个音译名。
在古突厥语中，有个衍生自动词“快速奔跑”的名词 yügrük，义为“快马”或“生气勃勃的马”。约成于十三世纪的一部察合台语诗集中写道：“如果命运多舛，即使你鞭打快马，它也不会飞快奔跑。”[35]由此可见，yügrük是一种能够飞快奔跑的良种马的专称，而不是一般性地指称正在快跑的马。游牧人对于骏马的这一称呼，完全可能随着各种名马一起传入中国；而古代汉人以音近的“騟”字作为它的省译，也并非没有可能。至少，这里所说的“决波騟”的语原，很可能就是突厥语 kuba: yügrük 的省译名，亦即“黄色骏马”之意。唐太宗得“十骥”后，撰文盛赞之，形容其奔跑之迅捷道：“仰轮乌而竞逐，顺绪气而争追，……尘不及起，影不暇生。顾见弯弓，逾劲羽而先及；遥瞻伏兽，占人目而前知。”[36]足见奔跑迅速乃是“十骥”的重要特征之一。又，《酉阳杂俎》载云：“骨利干国献马百匹，十匹尤骏，上为制名。决波騟者，近后足有距，走历门三限不踬，上尤惜之。”[37]，尤其突出了“决波騟”的足力之佳。因此，我们有相当的根据说，“决波騟”乃是 kuba: yügrük 的音译名。
五．华骝可能是突厥语 Kula: 的译名
郭璞注《穆天子传》云：“华骝，色如华而赤。今名马缥赤者为枣骝；枣骝，赤也。”陈澔在解释《礼记》有关朝臣之服饰款式的“杂带，君朱绿，大夫玄华”一语时，注云：“玄华者，外以玄，内以华；华，黄色也。”[38]由此可见，所谓的“华骝”，当是黄而带红的一种马。
十分有趣的是，古突厥人对于和“华骝”色泽相近的一种马的称呼，其发音也与之相似—— kula: 。此词几乎专门用以指称马的毛色，也可以作为具有这种毛色的马的名号。它至今存在于所有的突厥语中。据多尔弗说，kula: 义为“具有黑色鬃毛和尾巴的焦茶色马”。[39]成于十四世纪末的一本汉语－回纥语辞典将它释作“黄马”或“黄土色的马”。[40] 喀什噶里（vol.Ⅲ, p.233）释为“焦茶色的马”。在现代土耳其语中，kula 乃是“黄褐色的，或赤褐色的（马）”之意。其它尚有“淡黄褐色”、“灰斑栗色”、“腿部黄色，背有黑色条纹”等等说法。不管如何，大体上说来，kula: 的毛色在“黄”、“棕”、“褐”之间，这与“华骝”的色泽相仿。
“华骝”的古音为 *g’wR *liʊg，k-、g- 分别为清舌根音的浊舌根音，极易互转；所以就语音而言，将 kula: 视作“华骝”的语原，并无什么问题。
kula:可能成为“华骝”之语原的更有力证明是：这种马始终被人们视为珍奇和高贵的坐骑。艾辛转引中世纪学者赞基（Zangi）的记述道，突厥人所称的 qula 或 kula ，乃是一种长有吉祥的黑色的斑点、条状背纹、鬃毛、尾巴的马。它们被认为是“太阳马”；在奥斯曼时期的许多绘画中，kula 马都是皇家成员的坐骑。此外，在巴什库尔迪斯坦（地当今俄罗斯联邦的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位于乌拉尔山南端），这种背脊上有黑色条纹的淡黄褐色马则被视作出自伏尔加河中的水生神马。[41]
又，凡尔那德斯基记道，一个奥塞梯族学者曾经告诉他，阿兰族的良种马一直残留在亚速海东岸的艾斯克地区，到俄国 1917 年革命以后，它们才绝迹。在这些良种马中，最珍贵的一种是灰斑栗色马，奥塞梯语称为xalas (发音作 khalas)；义为“白霜（色）”。马背上有黑色条纹，马鬃、马尾也呈黑色。这位奥塞梯学者曾经拥有过一匹这样的马，他形容此马“高大，瘦削，（跑起来）迅捷得象一阵狂风。”[42] 显然，奥塞梯人所谓的 xalas，就是突厥人所说的 kula:、 kula 或 qula 马。
在此，我们不仅看到 kula: 与华骝一样，是一种神奇的骏马；而且其毛色竟与汉文古籍对“骝”的描绘出奇地相似──“骝者，《说文》云‘赤马，黑髦尾也。’《诗·小戎》笺‘赤身黑鬣曰骝。’”[43]因此，更有理由认为“华骝”即是古今闻名于中央亚欧地区的良种马 kula:。
六. “飒露紫”当即名马saurag
“飒露紫”乃是“昭陵六骏”之首（其次序排在西面第一位），当是唐太宗所有爱马中的最宠爱者。《册府元龟》很具体地描述了其功业：“初，帝有骏马，名馺露紫霜，每临阵多乘之，腾跃摧锋，所向皆捷。尝讨王世充于隋盖马坊，酣战移景，此马为流矢所中，腾上古堤，右库直丘行恭拔箭，而后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其像焉。”[44]这段文字除了向我们具体描述唐太宗的骏马外，还暗示了极有意思的一点──“飒露紫”很可能是个音译名，因为它也可以称作“馺露紫霜”。
“飒”、“馺”两字的中古音均为“sâp。”，而“露”字之语音为luo’ [45]。我们因而发现，古代中央亚欧地区有一种名马与之发音相近。在里海地区，有种与 xalas 差不多的骏马，阿兰语称为 saurag，义为“黑背（马）”。这类马十分著名，以至饲养它们的部落或者部落首领也以此命名。例如，公元四世纪后期，有个阿兰族的部落追随哥特人迫逐巴尔干人，部落的酋长便叫 Safrac，显然是阿兰语 saurag 的拉丁语转写。[46]
阿伦谈到，这个阿兰语马名传到高加索山北部的塞卡西亚语中，便称为 shaulokh ；而阿拉伯人的良种马 shalua 一名则恐怕又是来自塞卡西亚语。saurag 的名贵程度可在下述例子中体现出来：据说，格鲁吉亚的女王撒玛尔的丈夫，奥塞梯人大卫·索斯兰曾用一个村庄和一个城堡换得了一匹 saurag 。[47]足见这种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简直可与西汉武帝时大宛汗血马在中原朝廷中的地位相媲美。
鉴于 saurag 既是古代中央亚欧地区极为珍贵和著名的骏马名号，又与“飒露”在语音方面相合，所以我们有较充分的理由认为它是 “昭陵六骏”之一“飒露（紫）”的语原。至于汉文马名中的“紫”字，当是该马毛色的意译。由于 saurag 原义“黑背”，我们倒不妨推测这类马身上颇多深色的皮毛；汉文译作“紫”，确也十分相宜。
七．“特勒骠”也是音译名
在昭陵石刻像中，特勒骠的次序排在东面第一位。由于年代久远，原刻在各马头上方约一尺见方石碑上的赞语多已剥蚀殆尽，无法辩认其隐约的字迹。故今日学者所引之马名及赞语，大多据自清代张弨所撰的《六骏图赞辩》（载《昭代丛书》乙集）。而其原文则将马名写成“特勒骠”，却非现代学术界通常使用的“特勤骠”。
关于“特勒”、“特勤”之争，并非始自“六骏”马名，而是始自突厥人的官号。《周书》载云：“（突厥之）大官有叶护，次设，次特勒，次俟利发，次吐屯发，及馀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48]由于不少古籍都将这一突厥官号写作“特勒”，故司马光亦从之：他在《通鉴考异》中专门列“突厥子弟谓之特勒”条，指明：“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49]但是，元朝的耶律铸则清楚指出，由于当时所见的《阙特勤碑》碑文中均作“特勤”而非“特勒”，故当以“特勤”为正。[50]后世学者得此启发，也多以诸碑文证明“特勒”之误。于是，突厥官号“特勤”遂成定说。正因为如此，今人遂将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特勒骠”也认定为“特勤骠”了。[51]
但是实际上，就突厥官号而言，作“特勤”固然正确；但是就六骏的马名而言，恐怕仍当以“特勒”为是。理由是：古代名马的命名原则，一方面是根据它的毛色；另一方面则根据它所来自的部落，马名与部落名合而为一的情况屡见不鲜，这在上文业已提及。久远的例子姑且不论，即就唐代所见的“蕃马”而言，则几乎全用饲养它们的部落之名号区分种种不同类型的马。例如，“拔曳固马与骨利干马相类，种多黑点骢，如豹文。”“延陀马与同罗相似，出骆马骢马种。”“仆骨马小于拔曳固，与同罗相似。”“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契丹马，其马极曲，形小于突厥马，能驰走林木间。”“奚马，好筋节，胜契丹马，馀并与契丹同。”[52]
“特勒”也是古代蒙古高原上——乃至更为广阔的地区内——的一个著名游牧部落。《旧唐书·回纥传》云：“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众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53]是知“特勒”即“铁勒”，而《隋书·铁勒传》则谓该族“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并列举仆骨、同罗、韦纥（即回纥）、拔也古（即拔曳固）、薛延陀（即延陀）等四十个同属“铁勒”的部落，从蒙古高原一直延展至黑海沿岸。[54]
既然“特勒（铁勒）”部落在隋唐时期的影响如此之大，不是极应该存在“特勒马”这样的名号吗？固然，《唐会要》并未直接提到“特勒马”；但是，上文所列举的拔曳固马、同罗马、仆骨马、延陀马，显然都可统称为“特勒马”。此外，即使“特勒马”不以部落称号而得名，也完全可能因其盛产之地而得名。就在上引《唐会要》中，提到了一个牧马的场所——“（乌）特勒山”，有好几种马都曾聚集在那里，该地显然是个著名的良好牧场：“回纥马与仆骨马相类，同在乌特勒山北安置。”“俱罗勒马与回纥相类，在特勒山北。”“契苾马与碛南突厥同类，在凉州阙氏岑，移向特勒山住。”[55]
凡此种种，都足以表明唐太宗的“六骏”之一更可能是“特勒骠”，而非“特勤骠”。至于此名是个“外来语”，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探求中国古代名马的非汉语语原的同时，我们也进一步觉察和体会到了古代中原汉人与域外诸游牧部落间的密切关系；并更清楚地看到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双向性：貌似“野蛮”和“不开化”的“夷狄”，事实上也曾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作出过不小的贡献。任何人都无法——也不能——无视这一历史真相。
* 本文最初成于八、九年前，曾应约投稿某学术刊物，惜乎囿于客观条件，迄今未能付梓。遂作若干技术性修订后，改投本刊。这多年之间，又见到新的同类文章和相关资料，但自思当时所考，仍有相当道理，故仍其旧，以俟有识之士之批评也。
[1]［晋］郭璞注《穆天子传》卷一，第4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十二。
[2]［晋］王嘉《拾遗记》卷三，第1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子部十二。
[3]《册府元龟》卷四十二《帝王部·仁慈》，第一册，477页下，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
[4] ［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三《跋尾·唐昭陵六马赞》，第542页，中华书局据古逸丛书三编影印本（《宋本金石录》），1991年。
[5]《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骨利干传》，第6144－4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下同。
[6]《史记》卷110《匈奴列传》集解引徐广之语，谓駃騠乃“北狄骏马”；索隐引《列女传》之语，说它“生七日超其母”，288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
[7]《汉书》卷六《武帝纪》注引应劭语云：“古有骏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20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高诱注《淮南子·齐俗训》“夫待騕褭、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之语云：“騕褭，良马；飞兔，其子。褭、兔走，盖皆一日万里也。”，183页，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本，第七册，1986年。
[8]《史记》卷二十四《乐书》集解引应劭之语云：“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膊出如血，号一日千里”，1179页。《艺文类聚》卷九三《兽部上·马》引《神异经》之语云：“西南大宛宛丘，有良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于地，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第16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汪绍楹校版。
[9]见《史记》卷五《秦本纪》集解引郭璞之语，176页。
[10] ［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十下，1486页，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11] 是为后突厥汗国（七世纪八十年代至八世纪一半叶）第三任可汗毗伽可汗之弟阙特勤（Kul Tigin）的墓志铭。于 1889 年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右岸的和硕柴达木湖畔被发现。
[12]见耿世民《突厥文碑铭译文》，260页，载林幹《突厥史》附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年。以下的古突厥碑铭汉译文均据此。
[13] 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p.384，Indiana University，1968.
[14] Gerard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p.538，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15]分别见［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聂鸿音译《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载《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4），192、208页，齐鲁书社，1987年。本文的上古音标，基本都据自此书。
[16]释见沈士兼主编《广韵声系》，1062页，中华书局，1985年。
[17]［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第1叶，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正续〈一切经音义〉》，1986年。
[18]见《资治通鉴》卷一百《晋纪二十二·穆帝升平元年》，3162页，中华书局，1956年。
[19]《史记》卷二十四《乐书》，1178页。
[20]《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赞》，3928页。
[21]张湛注《列子》卷三《周穆王》，32页，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本，第三册，1986年。
[22]见《全唐书》卷四百八《元稹十三·江边四十韵》，4537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60年。
[23]《阙特勤碑》东面第 32、33、37 及《阙利啜碑》西面第 4 行。特金和耿世民均作如此翻译。
[24] M. al-Kashghari 《Divanu lugat-it-turk Tercumeci》,vol.Ⅲ, p.122. B.Atalay translated into the Turkish, Ankara,1940-43.
[25] Muhammad Mahdi Xan 《Sanglax》, p.1341, London, 1960.是书原成于约 1759 年，后由 G.Clauson 重印出版，并加导言与索引。
[26] E.G.Pulleyblank《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art Ⅰ, p.93, 《Asia Major》, 8, 1962.
[27] Emil Esin 《The Horse in Turkic Art》, p.176-77,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10, №.3-4, 1965.
[28]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第 1112-13 页，中华书局，1958年。
[29]是为后突厥汗国达头部的高级官员阙利啜的墓志铭。碑约建于公元八世纪初，于1912年在今蒙古国北部色楞格河及希乃乌苏湖附近被发现。
[30]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p.914.
[31] 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yem》, p.115-16.
[32] al-Kashgari 《lugat-it-turk》，Ⅲ, p.217.
[33]范祥雍在引证了关于“钵和”的诸说后，作归纳道：“窃以《新唐书》以护蜜或达摩悉铁帝为元魏时钵和一说，时期接近，比较可信。护蜜据近人考订都认为是今地和罕Whkhan，因之，钵和当亦在此地。”见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2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4]余太山《厌哒史研究》：“据《隋书·李彻传》，开皇五年（585 年）：‘沙钵略为阿拔所侵，上疏请援，以彻为行军总管，率精骑一万赴之，阿拔闻而遁去。’阿拔无疑就是阿瓦尔，……”“由此可见，悦般和阿瓦尔对音完全一致。”（第176、183 页，齐鲁书社，1986 年）
[35]《Atebetu’l-hakayik》, p.164, edited by R.R.Arat,Istanbul, 1951.这是一部说教的诗集。
[36]《唐会要》卷七十二《马》，15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37]［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忠志》，1页，中华书局方南生点校本，1981年。
[38]陈澔（注）《礼记集说》卷六《玉藻》，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世界书局本影印，1987年。
[39]G.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vol.Ⅲ, art.1524, Wiesbaden, 1967.
[40]L.Ligeti 《Un Vocabulaire sino-ouigoure des Ming, Le Kao-tch’ang-kouan Yi-chou du Bureau des Traducteurs》,p.169, Budapest, 1966.
[41] Esin 《The Horse》, p.191.
[42] George Vernadsky 《The Origins of Russia》, p.19, Oxford,1959.
[43]［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卷下之七《释畜》，第4叶，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本，1982年。
[44]《册府元龟》卷四十二《帝王部·仁慈》，第一册，477页下。
[45]因“昭陵六骏”之名始见于唐代，故这里用中古音比拟。切韵音值系高本汉（Karlgren）所拟；此二字之音值转引自沈兼士《广韵声系》，208和150页。
[46] Vernadsky 《The Origins》, p.19.
[47] W.E.D.Allen 《A History of the Georgian People》, p.332-33, London, 1932.
[48]《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90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
[49]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七，第20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史部二。
[50]耶律铸在其《取和林——恢复皇居也》诗中作注道：“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其碑额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旧史凡书‘特勤’皆作‘衔勒’之‘勒’字，误也。诸突厥部之遗俗，犹呼其可汗之子弟为‘特勤’。勤、谨字也，则与碑文符矣。”见［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乐府·凯乐歌词曲·取和林》，第7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集部五。
[51]例如，原田淑人在其《昭陵六骏石像考》中说道：“特勒乃特勤之误。特勤（teghin）即是突厥之官名。特勤骠则义为突厥某特勤所献的骠。”（氏著《东亚古文化研究》，第 389 页， 座右宝刊行会，昭和十九年。） 岑仲勉则索性不作任何解释，直接写作特勤：“……三特勤骠，……特勤固人所共知之突厥语。”（见氏著《突厥马之输唐及其 Tamga》，第 76 页，载《边疆研究论丛》，民国三十四至三十七年，第三期。）
[52]《唐会要》卷七十二《诸蕃马印》，1546－1549页。
[53]《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5195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
[54]见《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铁勒》，1879－188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关于这里所载诸部的考证，历来极为纷杂。拙文《铁勒部落新考》（载《甘肃民族研究》，1991 年,第 1-2期）则认为中华书局标点本的《隋书·铁勒传》句读有误，部落总数不应是四十个，而当为四十六个；并对其中十五个最有争议的部落作了新的考证，可参看。
[55]《唐会要》卷七十二《诸蕃马印》，1547、15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