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素质教育及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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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素质教育以培养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为目的,而“全面发展”是个体进行创造活动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而亨利•纽曼则生活在公元19世纪,但在这漫长的历史跨度期间,有一种教育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自由教育哲学。它认为教育的目标应立足于追求个人全面完善的发展,它以“自由学科”(LiberalArts)为核心课程。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教育训练以形成使人终身受益的良好品质。如纽曼所言,在这种教育方式下培养出来的人将能更好地完成生活赋予他们的责任,会成为更有理智感、责任感,更明智、活跃的社会成员。

在西方,自由教育还被表述为文雅教育、博雅教育、文科教育、人文教育等。自由教育实际上是西方教育的基础与核心。1945年哈佛大学一个委员会在题为《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的报告中提出,“今日美国教育的首要问题是把博雅和人文的传统注入我们整个教育体制。”1998年,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在纪念北大100周年校庆的演讲中说:“首先,请允许我说明我称之为‘人文学习’的重要性……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善、更成功的人。”因此,当我们思考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赶上西方国家的时候,我们诚然要在具体的科技、学术领域中学习西方先进的创造性的成果,但是,更带有根本意义的是要在教育思想上、观念上吸取他们成功的经验。从教育理论传承的观点看,我国提出的文化素质教育,是同具有时代意义的自由教育观相通的。表面看来,文化素质教育与人的创新能力似乎没有关系,人的创新行为在多数情况下也的确是与专业教育有关,并在专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坚实的文化素质教育,人的创造性就会缺乏基础。

第一,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个性化教育,而个性化是创造性培养的基石。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因此必须遵循人的身心发展特点,从人43自身需要来培养,受教育者的基本天赋、兴趣爱好、志向、知识、能力等是不同的,有些方面差别很大。加强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过提供丰富、多元化的知识和训练内容,突破统一、刻板的培养模式,从而发掘学生的专长和潜力,把每个学生培养成有个性、有专长的人才,使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大凡有创造性成就的人,都有鲜明的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因此,美国学者阿兰•布鲁姆指出:“如果学生选择的不仅仅限于那些当时流行的或者是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那些关注能够使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他可以成为他所期望成为的一切,去关照和思索自己的种种选择。”[1]实际上关于建立理想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观点,关于个人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与人的实践活动、创造活动的全面性相统一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也应当是当前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出发点与归宿。

第二,学生从文化素质教育中可获得日后工作或进行创造性活动所依赖的知识、能力和基本态度。纽曼曾经热情地赞誉过自由教育的“普适性”,他说:“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已经学会了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他的品位雅致、判断力准确、洞察力敏锐。”[2]“他能够通览所有的知识,从更高的高度看待自身学科,他不会以其他学科的对手的姿态说过分的话,并从中获得一种明晰,一种思想的广袤、自由和自足,从而以一种哲学方式对待本身从事的学科。”[3]科学发展史印证了这点,许多学术大师、科学巨匠的成就都与其宽厚的知识、扎实的功底有直接的关系。

二、严密的思维方法训练有助于形成创造性活动的动力机制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在谈到一个成功者的经验时说:“科学的最高目标是要不断发现新的东西。因此,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用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别人忽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创造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创造性思维。多年来,有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们纷纷致力于探研天才人物所作的丰功伟绩和构思问题时采用的思维策略。研究者们在对1904名天才大师人物详尽分析研究后注意到,他们的智商总分往往并不是很高,重要的是在创造性思维上的差异。文化素质教育致力于给予学生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训练,这是学生创造性迸发的动力机制和创造实验的航标。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这一论断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每个人,都是真理。哲学是人类文明活动的灵魂,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创造性的灵魂。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是中外社会科学领域创造性的大师,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李四光等是中外自然科学创造性的大师,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努力遵循和发现客观规律,大胆突破传统的认知与观念,做到有重大的发现、发明与创造。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核心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解放思想,便不可能从旧有成见、习惯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如不是从实际出发,依靠科学的实践与科学的思维去探求客观世界,便永远不能求得真知,实现科学的突破。而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哲学思维正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我们应当通过多种渠道给学生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训练,帮助他们学会全面地、动态地、发展地看问题,使他们在今后的科学实践中能够超越日常经验的狭隘界限和原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框架,突破原有知识与观念的限制和束缚,推动创造性思维的形成和创造力的发展。

同时,帮助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敢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此外,发散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有效结合也是形成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基础。给予学生一定的逻辑思维训练,使学生学会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分析、解决问题是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研究表明,发明创造往往是先发散后会聚的思维过程,而在发明创造者聚合思维的过程中,必须广泛地运用归纳、演绎、类比、外推乃至以推出悖论为结果的逻辑推理形式,才能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发散思维要以逻辑思维为中介和调节器,发散思维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美国心理学家S•阿瑞提说过:“独特性如果没有自我批评来加以修正就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发散思维如果不与逻辑思维过程相匹配,就甚至可能使我们得精神病。”[4]许多大学生思维活跃、敏捷、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可是,他们的思想往往脱离实际,理论背离实践的倾向有时还比较严重,从直接的意义上说,这是缺乏逻辑思维的表现。因为,他们不善于运用逻辑思维对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鉴别、筛选、联结和组合,这样就可能只获得“消极的思维独创性”。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应重视对学生进行逻辑思维训练。

另外,大学生在实际的智力训练中形成的逻辑思维的某些稳定特征,可以直接转化为性格的理智特征。例如,逻辑思维的严密性、批判性和辩证性等稳定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许多大学生性格的内在因素。发展大学生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必须加强唯物辩证法的教育和逻辑知识的传授。然而是不是有了哲学、逻辑学知识,大学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了辩证思维,掌握了逻辑思维方法呢?应该肯定,有关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知识,对大学生的创造思维培养具有指导意义,但真正能内化为一种稳定的素质,还要靠他们创造性的实践。

三、良好的人文道德修养是创造性活动的内驱动因

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文素质。如,培养学生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法制意识,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在传播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帮助学生领会和掌握人文精神,培养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学会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需要提出,当前我们开展的人文素质教育同历史上、同国外各种自由教育既有相通的东西,又有很大的不同,其根本点是,我们把坚定不移地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和腐朽低级的资本主义情趣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主旋律。而这正是一切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创造性实践的最重要的动力基础和价值标准。

良好的人文道德素质是创造性活动的潜在动因。文化素质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不局限于单纯的专业知识、技能的掌握与运用,还在于它帮助人形成全面的知识结构,促使人在情感和意志等方面健康地发展,强调人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获得一种新的观念,一种主体能动性的感召力、创造力。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认为,超一流的科学家身上蕴聚着超一流的人才素质,他们是科学家,同时也是具有良好的人文道德素养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常常能够自觉地把科学研究活动同整个人类的命运、前途和未来结合起来,把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深深地置于一种哲学探索之中,因而使他们突破了“纯专家”的限制,成了具有非凡成就的大师。例如,现代物理学巨擘爱因斯坦,他在致力于“物质秩序”研究的同时,没有回避对人类“行为秩序”的思考,为此进一步赢得了人们的尊敬。爱因斯坦特别推崇居里夫人,认为居里夫人的贡献不仅是发现了镭,还在于她的精神力量和人品,而后者正是前者得以实现的条件。

他从切身的体验出发,主张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统一,“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人一种和谐的人格。最重要的是要人借着教育得到对于事业及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觉,对于人类各种动机、各种期望、各种痛苦有了解,才能和别的个人和社会有合适的关系。”[5]因此,文化素质教育能给予学生从事任何工作、承担任何社会角色的一个重要基础——为人的基础,帮助学生认明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树立崇高的追求和理想,最终才有可能成为具有非凡创造性的大家。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功臣,并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来概括“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便是科技专家们攻克难关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创造力的基础。相反,人文道德素养的欠缺有可能使创造才能非凡的人功亏一篑。

例如,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斯塔克(1874-1957),他在1919年获诺贝尔奖之后,便开始做起“财主梦”,公然违背诺贝尔基金委员会的规定,开厂赚钱,牟取暴利,最后变成一个唯利是图的商贾,被匹兹堡大学开除。在一些颇有才华的青年学者中,由于急功近利,不惜采取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等不正当手段,而使学术生命夭折的事例更不在少数。马克思曾经有一个特殊的比喻:进入科学大门有如踏上地狱入口一样。这说明为科学奋斗要克服许许多多艰难险阻。像居里夫人、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华罗庚等科学家以及“两弹一星”的科技专家们,如果没有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没有求实、献身、创新、勤奋、艰苦奋斗、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们的成就必定没有如此辉煌。

四、艺术修养有助于学生创造灵感的诱发

艺术教育是文化素质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诸如绘画、舞蹈、音乐及文学作品欣赏等艺术活动不仅能提高人的审美能力,而且对人的智力开发、尤其是人的创造力的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艺术活动通过其形象性、感染性和愉悦性,既能有效地激发人的热情,也能有效地诱发人的创造性。首先,艺术活动开发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大凡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或具有艺术修养的人,皆具有发达的形象思维能力。法国数学家阿达玛尔和心理学家黑堡曾经作过一个调查,在100个数学家中有98个认为他们的创造性探索是以形象为基础的。为什么呢?因为艺术作品有着丰富的潜在内涵,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动态结构,它具有激发和调动欣赏主体心理活动的召唤功能。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认为:“艺术和科学是相通的,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代表了文化。”他认为,越是大科学家,越深深地热爱艺术,从艺术宝库中汲取的养分越多。艺术是科学创造的亲密伙伴。优秀的艺术作品最能充分地调动欣赏者依照自己的心理结构和心理定势进行再创造的积极想象力。经常从事艺术活动十分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其次,艺术活动诱发了人的灵感思维。艺术活动能够积累美感经验和提高艺术修养,而美感经验与艺术修养能够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潜意识诱发、激活人们的灵感思维,它们常常成为人们创造的“契机”。实践证明,艺术熏陶能活跃人们的思想,启迪创造的灵感,扩展视野,帮助发现解决各种疑难问题的途径。灵感的产生有其相应的“契机”和适宜的心理状态,而艺术活动所积淀于人们心中的艺术修养和正在进行的艺术活动,则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为人们灵感的产生提供契机和准备良好的心理状态。众所周知,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造就的“巨人”。

他不仅是闻名于世界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位科学巨匠。丰厚的艺术修养在他的科学创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常常成为他各种创造性灵感思维的诱发因素。由于对解剖学、建筑学、机械学、矿物学以及当时尚未和炼金术分家的化学等各门科学的深入研究,他提出过许多大胆的设计,作出过许多重大发明。爱因斯坦、钱学森、李四光等都是在艺术上有很高造诣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甚至认为艺术使他“比从物理学那里获得更多的东西”,“从艺术中获得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此外,从生理学的角度看,艺术活动有利于开发大脑的潜能,使主管逻辑思维的左半脑与主管形象思维的右半脑得以充分开发、协同发展,从而充分调动创造灵感。因此,在当代世界各国的教育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艺术教育及艺术活动在促进人的创造力中的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国会通过的《2000年:美国教育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艺术与数学、历史、语文、自然科学并列为基础学科。最近,我国对教育方针的表述中,也把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为此,“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分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这为我们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由于创造性的活动需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因而,使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之贯彻到教育的全过程中,并努力营造一个高品位的文化氛围,应成为我们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应是进一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