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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见之明研究综述(一) 【内容提要】后见之明指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其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假定型设计和记忆型设计。后见效应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文章对后见效应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及其有关理论进行了简要综述，并对其应用价值加以评述。【摘 要 题】学术述评人们这样调侃历史学者：每当一个事件发生之后，他们总能找到若干理由，证明这一事件必然发生。事实上，岂但历史学者，每个人（或许可称作朴素历史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此类心理偏向。人们都曾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早就知道”某一事件（如球赛、婚姻、选举等）会出现何种结果。但是，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早知如此”时，别人往往会对其言谈打个折扣，认为他不过是个“事后诸葛”。Fischhoff最早对后见之明(hindsight bias)做了实验研究[1]，在实验中，他向被试呈现历史画片，比如，19世纪英国人与尼泊尔哥尔喀人(Gurkhas)战争的画片。在先见(foresight)条件下，不将战争的实际结果告知被试，要求被试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最终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而在后见条件下，告诉被试战争结果，然后要求他们假定自己不知道实际结果，对4种可能结果成为事实的可能性进行评定。研究发现，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较之先见条件下的被试，对实际结果出现的评定更有把握。Fischhoff将后见之明定义为后见判断（可得益于事件结果反馈的判断）与先见判断（不知晓事件结果时的判断）的系统差异。1 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及主要结果后见之明的研究范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假定型设计(hypothetical design)，如前所述Fischhoff的研究，其方法为比较两组被试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一组被试不知道事件结果，另一组被试知道事件结果，但要求他他假定自己不知道；另一类是记忆型设计(memory design)，其方法是比较一组被试的初始反应和回忆反应，首先要求被试对事件某些可能结果作出一系列判断，然后，让被试知道事件的真实结果，再要求他们回忆原来的判断。我们可以看到，假定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很类似于历史学者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评论（在此之前未曾置喙）；而记忆型设计的实验情境，则类似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些事件作出预测，事件发生之后，又对自己先前的预测进行回忆评述。Hertwig、Gigerenzer和Hoffrage[2]认为，上述两种范式所研究的效应是有本质不同的。他们提议，将记忆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后见之明”，而将假定型设计得到的效应称为“早知如此”(know-it-all along effect)。但多数有关研究并未作此区分。后见之明在多项不同任务类型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这些任务包括对事件结果的确信程度判断、二择一判断和数量估计等。这些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有政界选举[3]、医疗诊断[4]、科学实验结果[5]、经济决策[6]、自传记忆[7]和一般知识[8]等。从总体上看，后见效应的幅度很小（根据Christensen-Szalanski和Fobian Willham[9]的元分析结果r=0.17，信度矫正后r=0.25），但此效应极为强固，难以消除。Fischhoff和Beyth[10]研究了人们对当前新闻事件的先见和后见判断。他们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出访北京和莫斯科之前，要求被试对可能出现的诸多结局作判断；在尼克松出访后，再要求这些被试回忆其先前对每一结局的可能性判断，看自己是否预测准确。研究发现，被试表现出明显的后见效应：对于他们认为已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大；相反，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出现的结果，后见判断比先见判断所评定的可能性更小。这就是说，即便是被试内设计，也同样会出现后见效应。Fischhoff和Beyth[10]在实验中，明确要求被试：“请再一次填写问卷。这一问卷与两周前测试所用问卷相同。写出你当时对各种结果出现的可能性判断”。在这种情境下，被试不会将后见判断误认为对当前知识的评估，他们会把后见判断看作是对先前知识状态的准确回忆和重构。虽然指导语明确要求被试再现初始的可能性判断，但并没有减小后见效应。Davies[11]探讨了先见判断的提示对后见判断的影响。Davies预期，在被试做后见判断时，向他们提示其先见判断时的想法，应会减小后见效应。在实验中，被试首先阅读某心理学实验的程序，然后评定出现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两周之后，主试向这些被试报告实验结果，并要求他们再次评定实验结果。研究虽然证实了Davies的预期，呈现其先见判断的被试，其后见效应减小，但此效应不能完全消除。很自然，人们会将后见效应与被试的动机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认为，被试之所以表现出后见效应，就是希望自己显得聪明、有远见，则未免失于简单。比如，Fischhoff[12]在实验中通过指导语改变被试的动机强度，并没有影响其后见效应的大小。
然而，动机因素似乎是和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来影响后见效应的。Hell等[8]比较了认知因素与动机因素对后见效应的影响。实验的自变量为正确答案的呈现时刻、被试对其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被试正确回忆其初始回答可得到的酬金；实验的因变量为被试由先见判断而后见判断的变化幅度（以百分比为指标）。结果发现：(1)初始回答的可回忆程度（由进行初始估计与回忆初始估计的间隔时间来控制）和初始回答编码的精细程度，这两个认知因素的效应显著，初始回答越容易回忆，后见效应越小；(2)诱使被试准确回忆的酬金与两个认知变量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在酬金较高的条件下，记忆保持的时间间隔对后见效应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在被试对初始回答进行精细编码的条件下，酬金的简单效应不显著。Hell等认为，对初始估计难以回忆，是产生后见效应的一个必要条件；后见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回忆初始估计的难易程度和所呈现的“正确”答案。2 后见之明的理论解释Hawkins和Hastie[13]分析归纳了人们进行后见判断采用的4种策略：(1)对初始观点直接回忆；(2)锚定于目前观点而调整推断初始观点；(3)认知重构(cognitive reconstruction)；(4)自我表现(motivated self-presentation)论文后见之明研究综述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对初始观点直接回忆，是被试在接受结果反馈后进行后见判断时，最简单的反应策略。此时，被试在长时记忆中搜索初始观点，并且作出与其一致的反应。然而，被试不能够将其初始观点完全记住。Fishhoff[12]和Wood[14]的研究表明，其被试只能回忆出初始评定的2/3。这样，被试就可能采用第二个策略，基于目前的、知道结果后的观点，来推断其不知道结果时的想法。不过，从现有研究结果看，这两个策略在后见判断中并未扮演重要角色[13,15]。认知重构指被试通过对结果的“再判断”而对先前的判断加以重构。认知重构包括3个方面：证据选样(sampling evidence)、证据评估(evidence evaluation)和证据整合(evidence integration)。当人们进行判断时，会将环境或长时记忆中与此判断有关的证据回顾一番。通常，这种回顾与精细的搜索和辨别加工相联系。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和后见之明研究综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