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陈凯歌电影创作路线的转变

浅析陈凯歌电影创作路线的转变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和影坛知名的电影大师，陈凯歌的名字，是和中国新电影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截止到《梅兰芳》，陈凯歌已经创作了11部影片，他把对电影的思考和探索投射到银幕上，形成了其独特的电影文化品格。
 陈凯歌出生于一个电影工作者家庭，自小便感受着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嗜好读书，为他日后的电影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少年时代他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在动乱的环境中，他承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严峻的生活条件下日渐成熟起来，开始认真思考民族的文化性格，思考复杂的人性。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过程中，他与同学们一起接受思想解放运动和西方电影艺术的文化洗礼，在古今中外的电影发展历程中寻找电影的真正含义。在各种思想激烈的冲突和融合中，他产生了对电影的独特见解，担任导演后着力追求影片的深层文化蕴含，以冷峻的反思、浪漫奔放的激情为世界瞩目。在陈凯歌的电影中，不管是镜头的运用、色彩的渲染还是场面的调度，都凝聚着强烈的文化韵味。从对古老农耕文化的思想寻根、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对教育制度的批判，到对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剖析、对商业文化的融会贯通，文化元素贯穿陈凯歌电影创作的始终。甚至有人称陈凯歌为第五代中最具文化功底的电影导演。但陈凯歌式的文化路线探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陈凯歌电影的自由和想象，以至于后来他的多数影片往往理性与感性难以融合，甚至在一些商业电影中也因为加入了一种难以被观众消化的陈式“内核”而饱受质疑[1]。
 陈凯歌电影中呈现的精英化与大众化不断冲突的现象在最近几年尤为明显，特别在《无极》公映之后，各种正面与反面的评价如雨后春笋，也引起了文学界与电影界的广泛讨论。本文从陈凯歌电影从精英化为内核，然后转变到商业化的转型过程，深入分析陈凯歌电影创作路线转型所折射出来的电影事业的发展现状和启示，同时希望能对陈凯歌电影的专门研究予以填充。
陈凯歌电影的精英化路线
 （一）精英化路线的形成过程
     陈凯歌的父亲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陈怀皑，母亲是电影文学编辑。他从小便感受着家庭中浓厚的文化氛围，嗜好读书，热爱古典文学。他在《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中提到：“从小学起，母亲就陆陆续续教我念写诗，她穿着一身淡果绿的绸睡衣，靠在院里的一张藤椅上，手里握着一卷《千家诗》。太阳出来，就念：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暮春了，则是：双双瓦雀行书按，点点杨花入砚池。逢到夜间，就会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功课一只持续到我可以几百行地背诵排律。” [2]古典诗词教育虽然没有使陈凯歌成为一名真正的诗人，却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化气质。诗性气质成为他电影中区别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文化特质，以至于有评论家称陈凯歌为“诗性少年[3]”，称他的电影为“少年的诗章[3]”。
 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陈凯歌与同学在接受西方最新电影理论的同时不断进行思想的碰撞和交流，重新认识被称为“第七艺术”的电影。他们在学习与吸收的过程中产生了对中国电影传统主题、方法与表现形式的不满和反叛，从认识电影本体的基础上探索电影创作。82年毕业以后，社会和时代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将理论和抱负投入电影实践中去的好机会。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交接轨的时期，国家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加大了关注度，几个电影制片厂都允许他们自由拍摄，不必担心经费问题。这个时期，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张军钊、吴子牛等刚踏出北影大门的年轻人，以火山爆发的形式，创作了一部部中国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让世人耳目一新的实验性影片。他们打破中国影坛的传统格局，以现代意识、艺术形式、主体意识等方面的创新宣告了一个紧随世界电影发展步伐的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到来，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全新的一页，被称为“第五代导演”。正式这样的成长环境，铸就了陈凯歌在电影创作初期追求精英化人文化的风格。
 （二）前期作品精英化思维的极致运用
 在陈凯歌追求精英化的阶段，共创作了四部电影《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边走边唱》。在这些作品中，陈凯歌“提出并探讨某些重大的人文主题”，“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追溯这种生存状态积淀的文化传统，在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拷问。政治批判的锋芒常常在刻意营造的视觉造型和声音造型中寓以复杂多变的涵义，直接用镜头或镜头段落作哲理性思辨。” [4]陈凯歌在这些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独特经历，用独特的视角展示民族艺术，故被视为“精英式”文化。
 
 1、《黄土地》运用色彩和构图凸显人文情怀
 《黄土地》注重色彩表意作用，突出了构图对内涵意义的凸显，并寓影像的背后以文化意味的寄托。在片头中，落日时分的千沟万壑、从空空的山梁上走来的顾青，几个近乎“呆照”式的画面反复叠化着。在这里，陈凯歌通过对新的电影摄像技巧与创作观念的运用，利用通黄的画面色彩与经常重复定格的画面，形成时间上“无限”延宕，从而给观众心理造成沉闷与压抑感，使人们对早已习以为常的黄土地产生一种陌生化的感觉，引起观众思考整个影片的深层意义。可以说，在影片中陈凯歌充满了博大的人文关切意识，他用自己反思的眼光去看这块极其淳朴的土地曾经的愚昧麻木和迂腐陈旧，通过对陕西黄土高原古朴、苍凉、落后民风的表现，对我们的文化身份进行思考，表达了自己对民族特性、农民命运的人文关怀。影片也因此获1985年金鸡奖最佳摄影奖、1985年第38届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等6项国际奖。
 2、《大阅兵》和《孩子王》是对个体与整体的追索与思考
 在这之后，陈凯歌又创作了《大阅兵》与《孩子王》，作为这一时期精英文化思考的继续。可以说《大阅兵》是对集体主义精神与个性意志约束关系的思考，《孩子王》是对典籍文化与个性生态关系的思虑。这些作品都似一个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民族寓言，陈凯歌在其间进行着历史与现在、个体与整体的追索与思考，以强烈的探求渴望和主体意识去关照我们所生存的周遭，并以深沉的历史思考和敏锐的哲理思辨揭示社会变迁的渊源，剖析陈腐的传统理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情感。《大阅兵》以阅兵训练为题材，反思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中个人价值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孩子王》中，陈凯歌将焦点指向中国僵化的教育机制，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试图用镜头语言来表现道家文化宁静、内敛的本质和意境。
 3、《边走边唱》以寓言的形式探讨个人与命运的关系
 《边走边唱》延续了陈凯歌电影精英化风格的特点，以寓言的形式探讨个人与命运的关系。大量的象征和隐喻在成就一个命运寓言的同时，也让影片与中国彼时汹涌的文化市场化大潮拉开了距离。正如《黄土地》以一场婚礼开场，《边走边唱》却以一场葬礼终结了影片，它标志着以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精英化电影在大众文化语境和市场的冲击下，不得不为自己的精英化理想唱响挽歌。
陈凯歌电影的商业化路线
 （一）时代的背景和市场的影响
  作为第七艺术，电影跟诗歌、散文、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不同，需要强大的资金投人，是一项花费昂贵的艺术。只有当耗费的大量财力、人力、物力投人市场发行后有票房收人回收，资金才能实现赢利，并继而保持电影制作的良好运行。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的转轨，电影生产与发行机制开始转变，一方面，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发行渠道不畅，使电影市场持续滑坡;另一方面，影片发行量的大小和上座率的高低也开始与电影创作者的荣辱和生存息息相关。因此，在电影被迅速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导演们也必须重新开始考虑自己的定位，是仍然坚持自己的精英理念，还是投向商业的怀抱，重建自己在新时期的话语空间，成了每个电影人不得不考虑的首要问题。然而，必须正视的客观现实要求导演不仅要对自己的艺术创作负责，也要设想影片收入的前景，为影片寻找市场与投资方。
 （二）陈凯歌的困惑和对商业化的尝试
 置身于这样的困境中，中国第五代导演开始尝试去拍摄一些以追求娱乐效果和票房价值为主要目标的影片，如张军钊的《孤独的谋杀者》、张艺谋的《代号“美洲豹” 》、田壮壮的《摇滚青年》等。但它们“一方面仿佛属于纯娱乐作品，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不属于这一样式所有的问题” [5] ，导演在商业片里会加人一些自己的情怀、思想，但还没有掌握艺术性与商业性完美结合的火候，导致作品不伦不类，最终收到的效果不容乐观。
 陈凯歌追求的精英大众文化趋势随着《风月》、《荆轲刺秦王》的失败宣告结束， 陈凯歌开始进行好莱坞商业片创作的尝试，为米高梅公司执导了《温柔地杀我》。这一次，他似乎不再执著于历史、文化等宏大的命题，而只关注人物的心理。但在好莱坞浓重的商业气息中，陈凯歌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过于追求市场效果和商业卖点，影片中限制级的色情镜头甚至让人难以相信这是陈凯歌的作品。但好莱坞的创作经历也让他芜杂的电影观念得到了暂时的沉淀，并最终造就了单纯流畅的《和你在一起》，至此，陈凯歌的电影从“文化”范式走向“商业”范式。
 （三）商业化大片《无极》的出世
 
 05年那部将商业范式推向极至的陈凯歌新片《无极》出世。耗资三亿，集中、日、韩三方资金与强大明星阵容。与《无极》上映前的炒作跟宣传带给观众的心理期待不同，上映时影片的内容被观众所指斥，作为一个非喜剧片却获得了许多意外收获的“笑场”。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电脑特技将《无极》似乎提到了一个貌似史诗的宏大地位，但影片却有一个与这些外在豪华并不相配套的精神内核:影片中的“无极”概念只是一个玄而又玄的东西，是一个空洞的所指。
 《无极》作为年度巨献，无论其自身所要言说为何物，它本身即为一个巨大的话题，取得了年度的娱乐效果，在票房上由于前期的炒作而保持了较高上座率，获得了上亿元的票房收人，同时也成为点击率与讨论最多的焦点，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商业性的目的。
 《无极》虽然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却使陈凯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非议。对陈凯歌而言，对文化厚重感与人文的追求是他的强项，但是如果仅将自己的精力与生命耗费于对商业叙事的重复上，离真正的大师便越来越远。陈凯歌具有电影大师的潜质，而真正的大师却是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念与独特哲学语言的，只有这样才能守住并提升自己作为第五代导演掌门人之一的地位，并最终获得观众的认可。
三. 创作路线转变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思潮的影响

 陈凯歌电影从固守自我特色追求精英化到为满足大众需求改变制片方式到最后为迎合商业化趋势而进行的风格变化，折射出中国新时期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之间艰难摇摆和被迫选择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风云的裹挟下不由自主的游移和转型。这期间发生的种种变化，有其必然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陈凯歌的电影生涯中，“文革”是一段无法回避的历史。可以说，文革经历和其后远赴云南插队的知青生活，让陈凯歌反思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复杂的人性，也深深影响了其电影的文化视点和构成元素，陈凯歌的老师、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倪震曾经这样描述第五代导演：“第五代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有十年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陈凯歌一有机会就反反复复地讲：那个时代决定了我们的一生。这一切造成了他们在前十年十五年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耿耿于怀的电影表述。1993年陈凯歌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我所经历的‘文革’动荡岁月，给了我许多宝贵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可能被今天的某些年轻人看作一文不值，但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经验大都来自那个时期。其中最重要的是，‘文革’帮助我认识了自己。认识自己即是认识世界，明白了这一点就决定了我的一生。[7]在《孩子王》和《霸王别姬》等影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某些文革场景的重现。《孩子王》中的枯树造型，是对文革中野蛮的“烧山”行径的回忆《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被自己抚养长大的小四抢去了登台资格，又被他推上了批判现场《荆轲刺秦王》里，吕不韦为了嬴政的江山，悬梁自尽，他对嬴政说:“你杀了我，就证明我不是你的父亲，因为，儿子是不会杀父亲的。”可以说，“文革”给陈凯歌前期的电影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二）新时期艺术氛围的熏陶
 1978年陈凯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那个百废待兴而又思想解放的时代，古今中外的哲学、历史、文学、电影等学术和艺术思想在中国产生了激烈的交互冲撞，又在激荡中融合，处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的陈凯歌同其他第五代导演一起，不仅接受了系统的电影理论学习，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知识，还接触了大量国内外经典电影。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普遍弥漫着一股大师情结，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戈达尔、阿仑·雷乃成为学生们的未来标准，不向世俗和票房妥协是他们的精神主流。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电影制作由国家出钱、不计成本，导演完全可以不考虑市场和票房，而只需遵从自己的艺术理想，《黄土地》、《大阅兵》正是当时情景下的产物，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的反思与批判构成了这些作品的主要特征。特殊经历以及当时特殊的环境使陈凯歌在其早期电影中追求精英化风格，以独特的视角表达对民族特性、农民生活得人文关怀。
 （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随着《风月》、《荆轲刺秦王》两部影片的失败，陈凯歌开始反思自己的影片定位，意识到在日益激烈的影视文化市场竞争力，一味固守精英化风格难以跟上市场步伐，因此开始摸索向大众化路线转型，根据主流观众的市场需求调整影片制作风格与路线。
 90年代以来，随着电影制作体制的改变，一些颇有实力的电影导演已经树立起市场经营意识，进入商业片的运作，实现艺术和利润的双丰收，已经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与陈凯歌齐名的张艺谋早在陈凯歌之前便已转向商业片的制作，《英雄》便是一个极端的典型，其资金规模、明星阵容和国际化的运作方式，都证明了它的商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向坚守精英身份的陈凯歌终于做出了妥协和改变，他表示自己也会去拍“非常商业的电影”, 并从一个行业整体的发展角度指出:中国电影需要培育成熟的商业市场，需要能够拍摄优秀商业电影的导演。
 （四）个人对生活和情感新的思考
 另一方面，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陈凯歌，拍电影总是精益求精，近乎残酷地苛求艺术上的完美，为电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曾说:“现实生活是不可能完美的，我自己的生活也不完美。正因为如此，我才在电影艺术里去追求完美的境界。拍戏就是享受另外一种更合乎人性、更理想化的生活。” 而到2002年拍《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陈凯歌的思想却完全变了：“事实上，我过去就是一个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人。我一直觉得我是通过劳动获得了健康，但事实上我发现我不是，我仍然不能摆脱少年时代那样的经历带给我的创伤。包括我过去拍的电影，大家都说沉重，这一点我部分同意，那是因为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快乐是什么。我过去真是过着一种苦行僧似的生活，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执著努力。我以为在工作过程中得到的愉悦就是快乐。现在我比较懂得什么是纯粹的、单纯的、本能的快乐了。这部分原因在我的孩子。” 原来立志于做艺术家的陈凯歌，如今已是一个幸福安逸的丈夫和父亲。《和你在一起》中流露的平民情感和底层目光，是陈凯歌电影中最明显的变化。而在《无极》这部总投资达两亿多人民币、集古典、武侠、魔幻、爱情于一体、探讨自由、爱情和命运的深刻主题的史诗性影片中，陈凯歌选择年轻的新生代少年作家郭敬明出任编剧，也说明了陈凯歌走近大众的愿望。
 放下“艺术家”的身份，回归家庭，回归市场，对年近半百的陈凯歌来说，这样的人生选择可能是自然的，但是我们无法肯定，中国曾经的电影艺术大师—张艺谋和陈凯歌，尤其是像陈凯歌这样习惯于精英电影制作的导演 纷纷转向商业电影的制作，这对中国电影业来说，究竟是一个福音还是一个不幸。
四. 结语
 陈凯歌是一个承载了中国电影文化特质的极富个性的导演，读书的嗜好带给他丰厚的学识，不断的思考让他的思想变得宏大深邃，文革期间的特殊经历强化了他对社会和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电影虽有晦涩难懂的缺陷，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和中国文人的精神追求。他对电影有着极高的抱负和期望，把它当作一种表达对世界和人生审美体验的媒介文化，希望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劳动来传达一种人文精神，希望用电影承担起社会批判、思想启蒙和文化先锋的使命，希望它能够渗透出更多的哲学思考。他的电影大多充满浓重的文化气息，有着极高的文化品格，其深沉和含蓄在国内电影导演中首屈一指。但陈凯歌最终放弃了或部分放弃了曾经的立场，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商业片制作。
 著名商业片导演冯小刚曾幽默地说:“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 虽然是开玩笑，却也不无道理。对中国电影来说，我们需要张艺谋这样的已经成功的商业片导演，也需要陈凯歌这样的极富人文气息和哲理思辨的艺术电影大师。
 在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陈凯歌经历了二次转型，对一个称得上是中国电影领军人物和大师级的导演来说，这样的转型速度似乎太快了。相对于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戈达尔等电影大师们电影一贯风格的延续和深化，陈凯歌的几次转型显得太过仓促甚至有些南辕北辙：之前那么执著于电影本体的实验和探索，之后却决绝地投身于商业片的制作；曾经以知识精英的面目示人，却忽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底层平民目光。陈凯歌(包括张艺谋)的数次转型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现象背后是中国尚不成熟的电影环境和虚假繁荣的现实处境。
 《无极》之类的大片培养了观众进电影院的习惯，但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只看大制作影片的习惯，而无数导演过度迷恋大投资、大制作的错误理念无疑加深了中国电影的畸形发展趋势。当大多数创作者专注于华美空洞的视觉效果，在无涉现实的虚幻时空里肆意漫步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量与现实相关的小成本影片的举步维艰。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似乎更需要充满丰厚的人文内涵和民族文化传统的电影作品，而不是味地追逐华丽影像掩盖下的思想失语。中国电影需要真正有思想有实力的清醒者，需要更多的《黄土地》和《霸王别姬》。而随着陈凯歌苍白无力的转型，我们看到过于强烈的商业企图已经损害了其影片中最为宝贵的文化品格，《无极》也因此被演绎成一锅用特技包装的奢华空洞的大杂烩和一幕由众多明星演出的浅薄幼稚的闹剧。陈凯歌在竭尽全力争夺商业电影的制高点，而结局却一败涂地。
 其实对陈凯歌来说，即使只有一部《黄土地》或《霸王别姬》，他也已经足够名垂中国电影的史册。但新时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动荡的中国电影环境，发展中的尚未成熟的中国电影产业和电影市场，以及尚不成熟稳定的电影观众和他们的接受心理，让陈凯歌的电影视点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转移.这种转移反映了整个中国电影文化的焦虑和不安。面对尚未定型的、正处于剧烈变动中的电影文化生态环境.我们唯一可以预言的是，对中国电影来说，一切还处在进行状态，期待中国电影出现真正的“大师” 仍需假以时日。在这个或许非常漫长的过程中，政府、投资者、导演、观众、评论者⋯⋯所有这些与电影发展息息相关的因素，都要怀着真诚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知，为中国电影的真正繁荣和发展付出自己的努力。
 
 
参 考 文 献
[1] 王人殷.众说凯歌[J].当代电影.2006(1): 38.
[2] 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M]，第12-1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3] 陈墨.少年的诗章[J].当代电影.2006(1): 53.
[4] 罗艺军.<霸王别姬>的文化意蕴[J].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5] K.柯兹洛戈夫.论娱乐和“解闷”--向评论界提出的几个问题[J].世界电影.1986(3).
[6] 倪震.“第五代”导演前世今生[J].南方周末.2006年2月4日“文化”版
[7] 罗雪莹.背负着民族的十字架— 陈凯歌访谈录[J].敞开你的心扉— 影视名人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