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与象征的辩证空间——朱丽娅•克里斯蒂瓦哲学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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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 论文(5页8401字)
说明：
内容提要：克里斯蒂瓦的哲学旨在促成一种情境的出现，在其中主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或一件“进行中的作品”，一种“向他者开放”的生成；由此能够同时带来我们自己身体的一种修正形式。她呼唤新的身份的形成，——但这不是象征的解构，而是它的转型。
著译者简介：波拉&
#8226;祖潘茨&
#8226;艾塞莫维茨（Paula Zupanc Ecimovic），斯罗文尼亚普利茅斯卡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著作为《斯罗文尼亚当代文化中的性与性别》。目前是著名法国哲学家露丝&
#8226;伊利格瑞所主持“语言、性别与公民身份”课题组的重要成员。译者金惠敏，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研究员。
标题英译：
A Dialectic Space between 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 A Critical Study of Julia Kristeva’s Philosophy
Paula Zupanc Ecimovic (Slovenia)
朱丽娅&
#8226;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1941-）不仅被公认是西方符号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而且在文学理论、美学，在文化批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也有着强劲而独特的声音。在英语文化圈，她被看作是“法国女权主义者”，与海伦娜&
#8226;西苏(Hélène Cixous)和露西&
#8226;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一道构成托利尔&
#8226;莫瓦(Toril Moi)所谓的“法国女权理论的新神圣三位一体”。尽管三位女权理论家的哲学观点、关注问题以及写作风格各异其趣，因而这样的归类或许不够确切，但是若与其他女权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相比，她们之间还是存在有较多的共同性的。
1966年，年方25岁的克里斯蒂瓦从保加利亚前往巴黎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是年，拉康的《文集》(Ecrits)和福柯的《词与物》出版。在保加利亚同乡、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Tzvétan Todorov)的帮助下，她不久即融入巴黎左岸的知识界生活，并在当时最富盛名的评论刊物《批评，语言》和先锋文学刊物《原样》(Tel Quel)上发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蒂瓦后来与《原样》杂志主编菲利浦&
#8226;索罗尔斯(Philippe Sollers)结为伉俪。60年代末，《原样》成为对写作政治学中再现理论进行批判的一股重要力量。这本杂志对克里斯蒂瓦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入的。
一、符号对抗象征
克里斯蒂瓦给法兰西知识界的第一印象除了其语言学论文之外就是她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米哈伊尔&
#8226;巴赫金著作的介绍和阐释。在《符号学，关于符号分析的探究》（Σημειτιиη: Recherche pour une sémanalyse, 1969）中，她用《语词与对话》一章分析和凸显了巴赫金著作的特色。这一章的写作方式是后结构主义式的，她从巴赫金那里借来了语言的另类特征如不敬、嘲讽、颠覆和狂欢等等，由于它们的冲击，结构主义那些优雅的范畴便土崩瓦解了。在此她引入了一个对她来说至关紧要的概念“言说主体”，将它作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这一概念产生于她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阅读，她认为，对话是主体文本与接受者文本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交换，由此她的一个重要概念“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é）得以成形。
本书还为她自己的“言说主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时是她对那不可分析的进行分析的出发点，所谓“不可分析”是指某些事物的不可表现性、异质性，以及个体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极端的他异性。再者，本书还表现出克里斯蒂瓦对另一主题的关注，即对此一领域的象征性挪用，如在其后期著述中所证明的，此挪用是通过对两者特质的不断编织而实现的。
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形式的发生”（L’engendrement de la formule）。在这一章里，她解释了她所特别使用的几个概念：如“文本”(texte)意指生产的某一类型，它在历史中占有一个确切的位置，并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科学定义；如“符号分析”(sémanalyse)是关于文本意指的理论，它视符号为一特别的要素，能够确保对这一发生（engenderment ）的再现，这个发生是符号发生的内在过程，是符号的另类场景。
目录：
一、符号对抗象征
二、卑污、爱与主体的形成
三、艺术是象征与异质的辩证空间
资料包括： 论文(5页8401字)
说明：
内容提要：克里斯蒂瓦的哲学旨在促成一种情境的出现，在其中主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或一件“进行中的作品”，一种“向他者开放”的生成；由此能够同时带来我们自己身体的一种修正形式。她呼唤新的身份的形成，——但这不是象征的解构，而是它的转型。
著译者简介：波拉&
#8226;祖潘茨&
#8226;艾塞莫维茨（Paula Zupanc Ecimovic），斯罗文尼亚普利茅斯卡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著作为《斯罗文尼亚当代文化中的性与性别》。目前是著名法国哲学家露丝&
#8226;伊利格瑞所主持“语言、性别与公民身份”课题组的重要成员。译者金惠敏，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研究员。
标题英译：
A Dialectic Space between the Semiotic and the Symbolic: A Critical Study of Julia Kristeva’s Philosophy
Paula Zupanc Ecimovic (Slovenia)
朱丽娅&
#8226;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 1941-）不仅被公认是西方符号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而且在文学理论、美学，在文化批评、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也有着强劲而独特的声音。在英语文化圈，她被看作是“法国女权主义者”，与海伦娜&
#8226;西苏(Hélène Cixous)和露西&
#8226;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一道构成托利尔&
#8226;莫瓦(Toril Moi)所谓的“法国女权理论的新神圣三位一体”。尽管三位女权理论家的哲学观点、关注问题以及写作风格各异其趣，因而这样的归类或许不够确切，但是若与其他女权主义作家和理论家相比，她们之间还是存在有较多的共同性的。
1966年，年方25岁的克里斯蒂瓦从保加利亚前往巴黎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是年，拉康的《文集》(Ecrits)和福柯的《词与物》出版。在保加利亚同乡、文学批评家托多洛夫(Tzvétan Todorov)的帮助下，她不久即融入巴黎左岸的知识界生活，并在当时最富盛名的评论刊物《批评，语言》和先锋文学刊物《原样》(Tel Quel)上发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蒂瓦后来与《原样》杂志主编菲利浦&
#8226;索罗尔斯(Philippe Sollers)结为伉俪。60年代末，《原样》成为对写作政治学中再现理论进行批判的一股重要力量。这本杂志对克里斯蒂瓦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入的。
一、符号对抗象征
克里斯蒂瓦给法兰西知识界的第一印象除了其语言学论文之外就是她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米哈伊尔&
#8226;巴赫金著作的介绍和阐释。在《符号学，关于符号分析的探究》（Σημειτιиη: Recherche pour une sémanalyse, 1969）中，她用《语词与对话》一章分析和凸显了巴赫金著作的特色。这一章的写作方式是后结构主义式的，她从巴赫金那里借来了语言的另类特征如不敬、嘲讽、颠覆和狂欢等等，由于它们的冲击，结构主义那些优雅的范畴便土崩瓦解了。在此她引入了一个对她来说至关紧要的概念“言说主体”，将它作为语言分析的主要对象，这一概念产生于她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阅读，她认为，对话是主体文本与接受者文本之间的永无休止的交换，由此她的一个重要概念“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é）得以成形。
本书还为她自己的“言说主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时是她对那不可分析的进行分析的出发点，所谓“不可分析”是指某些事物的不可表现性、异质性，以及个体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极端的他异性。再者，本书还表现出克里斯蒂瓦对另一主题的关注，即对此一领域的象征性挪用，如在其后期著述中所证明的，此挪用是通过对两者特质的不断编织而实现的。
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形式的发生”（L’engendrement de la formule）。在这一章里，她解释了她所特别使用的几个概念：如“文本”(texte)意指生产的某一类型，它在历史中占有一个确切的位置，并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科学定义；如“符号分析”(sémanalyse)是关于文本意指的理论，它视符号为一特别的要素，能够确保对这一发生（engenderment ）的再现，这个发生是符号发生的内在过程，是符号的另类场景。
目录：
一、符号对抗象征
二、卑污、爱与主体的形成
三、艺术是象征与异质的辩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