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及其实践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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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 论文(8页12482字)
说明：
[摘 要] 实践哲学的现代复兴是在哲学普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实践哲学不仅指示了哲学的出路,还体现了它的根本性质。要确立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首先要明确规定“实践”概念的哲学含义。实践不同于生产劳动,它涉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后者只是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马克思正确地把生产方式看作是人一定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没有充分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前提。非经济的实践不是从生产劳动中派生出来的,而是相反。亚里士多德将理论作为最高的实践的结果,他的第一哲学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实践哲学。因此,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必须超越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回到亚里士多德。
[关键词] 实践｜实践哲学｜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阿伦特｜马克思
一
近年来,实践哲学在我国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提倡。其实,实践哲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践哲学;而在古希腊哲学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其实际性质也是实践哲学。随着近代哲学的兴起,实践哲学的传统一度衰落,但终于在上个世纪开始首先在西方复兴。实践哲学的现代复兴,是在哲学普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暗示了,实践哲学可能是哲学的出路之所在。
其实,实践哲学不仅指示了哲学的出路,而且还体现了哲学的根本性质。与其他的科学和人类精神活动相比,哲学是从总体上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与追问。它的问题不涉及生命的某一具体部分,而是涉及一般生命,涉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根本前提与背景。哲学的问题不像其他科学的问题那样是从学科内部产生的,而是从外部产生的。哲学总是产生于我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根基,即文化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问题与动摇时,产生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崩溃时,“礼崩乐坏”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西哲学的几个高峰期,都有这样的背景。哲学是对人生根本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的根本思考与回应。哲学是对生命根本问题的引导。如果我们不把哲学讨论的认知问题与具体的科学认知混为一谈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哲学的认知性是派生于它的引导性。苏格拉底的命题“德行即知识”实际已暗示了这一点。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我之理性的全部兴趣(不但是思辨兴趣,而且也包括实践兴趣)统一为如下三个问题:1.我能认识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2—Ｂ832ｆ.]在《逻辑学》中他又补充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其中“我能认识什么?”自然不能指着各门科学说:“各门科学认识的,就是我们能认识的。”相反,这个问题问的恰恰是一般认知的可能性问题,它不仅涉及可知事物的范围或人认知的界限,而且还涉及认知的性质,即涉及每次认知的东西的确定性程度和可靠性,涉及真理和个别真理的内在关联。没有基本而全面的认知引导或导向(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作基础的话,以上这些都无从谈起。康德曾把哲学区分为学院概念(Ｓｃｈｕｌｂｅｇｒｉｆｆ)的哲学和世界概念(Ｗｅｌｔｂｅｇｒｉｆｆ)的哲学。前者是一个逻辑完美的知识系统,但必须导向世界概念的哲学。世界概念的哲学不是一种理论之知,而是一种实践之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在世界上行事的人。因此,康德认为哲学归根结底是道德—实践的;实践理性先于理论理性,是其基础,也是这个道理。
资料包括： 论文(8页12482字)
说明：
[摘 要] 实践哲学的现代复兴是在哲学普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实践哲学不仅指示了哲学的出路,还体现了它的根本性质。要确立实践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首先要明确规定“实践”概念的哲学含义。实践不同于生产劳动,它涉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后者只是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马克思正确地把生产方式看作是人一定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没有充分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前提。非经济的实践不是从生产劳动中派生出来的,而是相反。亚里士多德将理论作为最高的实践的结果,他的第一哲学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实践哲学。因此,作为第一哲学的实践哲学必须超越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回到亚里士多德。
[关键词] 实践｜实践哲学｜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阿伦特｜马克思
一
近年来,实践哲学在我国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提倡。其实,实践哲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就是一种实践哲学;而在古希腊哲学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其实际性质也是实践哲学。随着近代哲学的兴起,实践哲学的传统一度衰落,但终于在上个世纪开始首先在西方复兴。实践哲学的现代复兴,是在哲学普遍危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暗示了,实践哲学可能是哲学的出路之所在。
其实,实践哲学不仅指示了哲学的出路,而且还体现了哲学的根本性质。与其他的科学和人类精神活动相比,哲学是从总体上对生命意义的思索与追问。它的问题不涉及生命的某一具体部分,而是涉及一般生命,涉及我们日常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根本前提与背景。哲学的问题不像其他科学的问题那样是从学科内部产生的,而是从外部产生的。哲学总是产生于我们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根基,即文化的根基发生了根本的问题与动摇时,产生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崩溃时,“礼崩乐坏”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西哲学的几个高峰期,都有这样的背景。哲学是对人生根本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的根本思考与回应。哲学是对生命根本问题的引导。如果我们不把哲学讨论的认知问题与具体的科学认知混为一谈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哲学的认知性是派生于它的引导性。苏格拉底的命题“德行即知识”实际已暗示了这一点。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说:“我之理性的全部兴趣(不但是思辨兴趣,而且也包括实践兴趣)统一为如下三个问题:1.我能认识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可以希望什么?”[2—Ｂ832ｆ.]在《逻辑学》中他又补充了“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其中“我能认识什么?”自然不能指着各门科学说:“各门科学认识的,就是我们能认识的。”相反,这个问题问的恰恰是一般认知的可能性问题,它不仅涉及可知事物的范围或人认知的界限,而且还涉及认知的性质,即涉及每次认知的东西的确定性程度和可靠性,涉及真理和个别真理的内在关联。没有基本而全面的认知引导或导向(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ｏｒｉ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作基础的话,以上这些都无从谈起。康德曾把哲学区分为学院概念(Ｓｃｈｕｌｂｅｇｒｉｆｆ)的哲学和世界概念(Ｗｅｌｔｂｅｇｒｉｆｆ)的哲学。前者是一个逻辑完美的知识系统,但必须导向世界概念的哲学。世界概念的哲学不是一种理论之知,而是一种实践之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在世界上行事的人。因此,康德认为哲学归根结底是道德—实践的;实践理性先于理论理性,是其基础,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