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规模家族企业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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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 论文(5页4146字)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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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指出我们在研究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时候，不能将经济生活从文化生活中剥离出来。这种想法是具有原创性的。但文化差异是否是社会信任程度差异的决定因素呢？对于书中所分析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企业以至华人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规模大小的决定作用的例证，我个人觉得是值得商榷的。
鉴于新古典主义“理性人”假设的局限，他强调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这里的社会资本指的是“在群体和组织中，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合作的能力” 。这种社会资本不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可以后天积累，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其中每个个体所共享的道德准则和文化，即书中所说“对经济的健康至关重要、有关起信任高低的社会资本有着深远的文化根源。” 建立在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程度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又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影响该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福山对比多个国家的信任情况，认为拥有“家庭主义的”文化的国家，如中国、法国、意大利、韩国，是低信任社会，因此经济结构中以小型的家庭企业；与之相反的德国和日本则属于高信任社会，它们较早的运用了现代专业的管理并产生了许多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型企业。
虽然经济学确实是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但与其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相比，福山的观点似乎更“社会学”一些。当下经济无疑迈入了信用经济时代，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信用状况如何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在《信任》中，福山为那些正在思考信任与经济发展的人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 即比较文化的视角。
《信任》中，福山的思路和观点都是十分新颖且独到的，没有人会否认一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不敢想象一个没有丝毫信任只有猜忌和怀疑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其导致的巨大的“交易成本”可能会是最简单的经济运作都没有办法进行。但福山将一个社会信任程度的大小归结于“文化根源”，从而得出的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其文化特征的结论则不免让人有些沮丧。 参考文献：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美]弗朗西斯•福山 海南出版社
《信用论》 曾康霖 王长庚 中国金融出版社
《信任论》 郑也夫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