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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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 论文(3页4313字)
说明：
指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亦称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或哲学的最高问题。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
#8226;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对此作出了明确表述,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 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历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由此在哲学上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对立的路线。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意识先于物质，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先于意识，意识是物质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外，还有一种回答，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独立的、互不依赖的本原。持这种观点的哲学流派称为二元论，它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彻底的哲学，最终往往倒向唯心主义。17世纪法国哲学家R.笛卡尔就是二元论的著名代表。
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原则上是不同的。唯物主义是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的基础上，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心主义则把客观世界看作思维、精神的产物，认为认识世界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也有一些哲学家如D.休谟和I.康德，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他们是哲学史上的不可知论者。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只有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才可能科学地解决世界的可知性问题，也只有坚持世界的可知性，才可能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贯彻到底。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哲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①认识，即思维反映存在；②实践，即思维改造存在。人类从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自己的思维同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贯串于人类一切活动的基本问题，也是作为人类活动经验最高概括的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史上的表现形式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的问题。它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灵魂和肉体、灵魂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学知识贫乏，人们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无法解释做梦等现象，就把它看作是灵魂的作用，并认为灵魂在人死时离开了身体而继续活动，因而形成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是人类探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原始形式。到了奴隶社会，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产生以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成为哲学探索的基本问题。尽管这一基本问题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它贯串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并且围绕着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讨论。孔子讲天命,主张天有意志和意识,是世界的主宰，即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而管子则认为物质性的精气和形气是万物的本原，表露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荀子还针对孔子等人的天命天志说，提出了“戡天”、“制天命而用”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两汉时期，天人关系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董仲舒认为天有意志，宣扬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世界观；王充则坚持天地皆“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魏晋时期，与天人问题直接相承的有与无问题，是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王弼以无形的、超越一切的绝对的“无”为本，认为精神是存在的本原，表现了唯心主义思想。裴□主张崇有，认为有是根本,认为物质存在是本原,这是唯物主义的一种形态。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宣扬神不灭论，形神问题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范缜针对神不灭论提出神灭论，创立了形质神用的学说。神灭神不灭之争是当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一种形式。唐朝的刘禹锡、柳宗元强调天人不相予、天人交相胜， 反对 “天”能“赏功罚恶”的唯心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王充的唯物主义学说。宋朝以后，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是“理”与“气”、“心”与“物”的关系问题，亦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6章,第4、5节，结论第4,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再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
资料包括： 论文(3页4313字)
说明：
指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亦称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或哲学的最高问题。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
#8226;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第一次对此作出了明确表述,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 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历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由此在哲学上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营、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对立的路线。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意识先于物质，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先于意识，意识是物质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外，还有一种回答，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独立的、互不依赖的本原。持这种观点的哲学流派称为二元论，它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彻底的哲学，最终往往倒向唯心主义。17世纪法国哲学家R.笛卡尔就是二元论的著名代表。
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对这一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哲学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在原则上是不同的。唯物主义是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存在，承认思维是存在的反映的基础上，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唯心主义则把客观世界看作思维、精神的产物，认为认识世界就是精神的自我认识。也有一些哲学家如D.休谟和I.康德，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他们是哲学史上的不可知论者。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只有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才可能科学地解决世界的可知性问题，也只有坚持世界的可知性，才可能把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贯彻到底。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由哲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人的活动主要有两方面：①认识，即思维反映存在；②实践，即思维改造存在。人类从一开始就自觉不自觉地在处理自己的思维同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因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贯串于人类一切活动的基本问题，也是作为人类活动经验最高概括的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在哲学史上的表现形式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的问题。它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灵魂和肉体、灵魂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学知识贫乏，人们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无法解释做梦等现象，就把它看作是灵魂的作用，并认为灵魂在人死时离开了身体而继续活动，因而形成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是人类探讨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原始形式。到了奴隶社会，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产生以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成为哲学探索的基本问题。尽管这一基本问题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它贯串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并且围绕着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关于世界本原问题的讨论。孔子讲天命,主张天有意志和意识,是世界的主宰，即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而管子则认为物质性的精气和形气是万物的本原，表露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荀子还针对孔子等人的天命天志说，提出了“戡天”、“制天命而用”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两汉时期，天人关系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董仲舒认为天有意志，宣扬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世界观；王充则坚持天地皆“体”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魏晋时期，与天人问题直接相承的有与无问题，是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王弼以无形的、超越一切的绝对的“无”为本，认为精神是存在的本原，表现了唯心主义思想。裴□主张崇有，认为有是根本,认为物质存在是本原,这是唯物主义的一种形态。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宣扬神不灭论，形神问题成为哲学的中心问题。范缜针对神不灭论提出神灭论，创立了形质神用的学说。神灭神不灭之争是当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一种形式。唐朝的刘禹锡、柳宗元强调天人不相予、天人交相胜， 反对 “天”能“赏功罚恶”的唯心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王充的唯物主义学说。宋朝以后，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是“理”与“气”、“心”与“物”的关系问题，亦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参考文献：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6章,第4、5节，结论第4,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再版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