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性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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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包括： 论文(4页4027字)
说明：
首先声名，非典型性哲学与非典型性肺炎无关。
我们这些哲学的初学者们在读一些哲学著作的时候，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语言障碍。当然这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我们在读一些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时候，常常发现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论语》，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老子》，全书只约有五千字，甚至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却能从中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一样。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的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的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和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他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与西方著作相比，我们会觉得有些中国哲学著作，语言不够明晰。中国哲学家惯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他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他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字的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他不过是一部新书。他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他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新道家”郭象，是《庄子》的大注释家之一。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献的经典，他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把《庄子》的言语翻成他自己的散文语言。他的文章比庄子的文章明晰多了。但是人们会问，庄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二者之中，哪个更好些？后来有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作原文，要想对他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只读译文的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一种解释，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公元五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一个人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吃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胡适在他研究哲学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资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出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句子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做到这个地步，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出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述学，明变，求因，评判，这一大段话，经典极了。虽说表达的只是胡适先生在他研究哲学史时所用的方法，可这方法，实在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哲学便是非典型的了，因为可以“放之四海”。
参考文献：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著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著
资料包括： 论文(4页4027字)
说明：
首先声名，非典型性哲学与非典型性肺炎无关。
我们这些哲学的初学者们在读一些哲学著作的时候，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语言障碍。当然这再正常不过了。尤其是我们在读一些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时候，常常发现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论语》，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老子》，全书只约有五千字，甚至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却能从中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一样。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的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的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和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他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与西方著作相比，我们会觉得有些中国哲学著作，语言不够明晰。中国哲学家惯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他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他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字的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他不过是一部新书。他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他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新道家”郭象，是《庄子》的大注释家之一。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献的经典，他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把《庄子》的言语翻成他自己的散文语言。他的文章比庄子的文章明晰多了。但是人们会问，庄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二者之中，哪个更好些？后来有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作原文，要想对他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只读译文的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一种解释，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公元五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一个人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吃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胡适在他研究哲学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资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出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句子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做到这个地步，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出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
述学，明变，求因，评判，这一大段话，经典极了。虽说表达的只是胡适先生在他研究哲学史时所用的方法，可这方法，实在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哲学便是非典型的了，因为可以“放之四海”。
参考文献：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著
《中国哲学史大纲》 胡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