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逻辑的输入与明末文化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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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教士；西学；逻辑；输入 

晚明时代，生产技术与自然科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与其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在东南沿海一带稀疏萌芽。反映在社会历史领域，商品经济初现端倪，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在思想文化领域，一些思想家、科学家逐渐跳出王学末流与佛教末流的空疏学风，转而主张并注重“实学”“实行”的经世思潮。而在世界范围内，航海技术的发展以及地理大发现，全球范围的经济、文化交往成为可能，西方的冒险家开始踏上东方这片童话般的乐土，紧随其后的是传教士，他们要把心中的“天学”播种到“智慧之源”的中国。于是，东西两大古老的文明系统第一次发生剧烈的碰撞。随着基督教的东进，西方的逻辑学也挺进中国这块古老的文化土壤。徐光启发端于前，翻译《几何原本》，第一次把一种全新的演绎方法介绍给中国知识界；李之藻紧承其后，穷数年之精力，与西方传教士傅泛际合作，把反映亚里士多德逻辑思想的《名理探》翻译成中文，这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西方逻辑的学术著作。

一、徐光启与《几何原本》的翻译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当时的上海县，是手工业较为发达，商品经济相当繁荣的地区。受社会经济环境的熏陶，徐光启的父母明显具有市民思想意识，这对徐光启的思想有着很大影响。然而，封建科举制度犹如一张无形的巨网，年轻的徐光启依然走着一条读书求仕的道路。明万历九年，十九岁的徐光启中秀才，可是，其后的举人、进士之途却耗费了他二十三年的时光，直到万历三十二年（1614年），他才列名进士之中。艰难的求仕路途，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像范进一样贪恋科举功名的书呆子，反而使徐光启大脑中本已潜藏的经世思想凸现出来。据《农政全书·张溥原序》记载：“公初筮仕入馆职，即身任天下，讲求治道，博极群书，要诸体用。诗赋书法，素所善也，既谓雕虫不足学，悉屏不为，专以神明治历律兵农，穷天人旨趣。”

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徐光启受聘赴广东韶州任教。在那里，他曾见到意大利籍传教士郭居静（原名Lazarus cattaneo，公元1594年来华）,这是徐光启第一次与西方传教士接触。1601年，他又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并在1603年由罗如望（原名Joɑo de Rocha,葡萄牙人,1594年来华）主持受洗加入基督教会。与传教士接触，使徐光启眼界大开，他加入教会，主要的动因就是受西方科学技术的吸引。他在《泰西水法序》中说：“泰西诸君子，以茂德上才，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i]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秋 ，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西方古代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第二年春译出前六卷并刊刻出版。这是西方数学著作首次被译为中文。《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总结前人的成果，于公元前三世纪编纂而成的。这部数学名著，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总结整理成为一个相当完备的体系。

徐光启选择翻译《几何原本》绝非偶然，他是有着深厚科学素养的科学家，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挑选这部西方古代数学名著，“算术者工人之斧斤寻尺，历律两家旁及万事者，其所造宫室器用也。此事不能了彻，诸事未可易论。”[ii]他又说：“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定其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iii]这是对《几何原本》的极高评价。他还说：“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正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矿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练丝染缕，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其要欲使人人真能自绣鸳鸯也。”[iv]在这里，徐光启生动形象地说出了翻译《几何原本》的目的。

与徐光启热衷于译介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同，传教士们对西方科技的翻译是很有选择的。对于传教士们来说，“科学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他们的目的自然是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这种新科学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传教士们来说，重要的是它发源于基督教国家。这里有个暗含的逻辑，就是只有基督教才能够发展出这样的科学。因此，每一次正确的交食预报都被用来间接证明基督教神学是唯一的真理。”[v]利玛窦等传教士并非传播文化的使者，而是具有较高人文素养的虔诚的教徒，译介西方科技只不过是作为叩开中国大门的手段，传教才是其真正的使命。所以，当《几何原本》译好前六卷之后，“徐保禄（即徐光启）还要继续欧氏的其余部分，但利玛窦神父认为就适合他们的目的而言有这六卷就已经足够了”[vi]。再如，当徐光启再三要要求向熊三拔学习水利知识时，熊三拔“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故有怍色也”[vii]

对于徐光启来说，译介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决不仅仅只有《几何原本》，但是，就逻辑史的意义来说，《几何原本》的意义却非常重大。它虽然是数学著作，却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整理为一个完备的体系。它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曾被许多学者看成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也就是说，《几何原本》对于近代科学而言，其重要意义不仅是在数学方面，在逻辑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viii]它从这些基本的公理、公设出发，再给出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定理，这种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中国古代是从未有过的。徐光启以“不用为用，众用所基”[ix]来说明它作为一门基础科学理论的本质。徐光启对《几何原本》极其推崇，指出“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所谓的“欲驳之不可得”，即说明了它的严密的逻辑性。徐光启还把《几何原本》的原理运用到实际研究中，他的《测量法义》等就是其产物。他在《题测量法义》中说：“法而系之仪也，自岁丁未始也，曷待乎？于时《几何原本》之六卷始卒业矣，至是而后能传其义也。”他还比较中西古代数学著作的区别，“是法也，与《周髀》、《九章》之勾股测量异乎？不异也。不异，何贵焉？亦贵其义也。”这里的“义”就是指《几何原本》的公理、公设及命题推演的严密逻辑体系。在他看来，我国古代数学缺乏这种逻辑推理系统，“第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x]

虽然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它与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方法相去甚远，很不容易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接受。它的方法意义在近代才得到重视。

二、《名理探》译介的文化背景

如果说徐光启译介西方演绎推理是译介西方科学的附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介绍西方逻辑学，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李之藻（1565－1630年）字振之，又字我存，浙江仁和人。明万历年间举人、进士。先后出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福建学政、北京光禄寺少卿、修历等职。晚年曾退居杭州专事著译。1630年病逝于北京。与徐光启一样，李之藻也是晚明相当重要的科学家。160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北京，李之藻与他交往密切。利玛窦对李之藻称赞有加，他曾说：“自吾抵上国，所见聪明了达，惟李振之、徐子先二先生耳。”这个以古代诸子和魏晋玄学的术语而介绍《寰有诠》和《名理探》的译者，感到“彼中先圣后圣所论天地万物之理，探源穷委，步步推明，由有形入无形，由因性达超性，大抵有惑必开，无微不破”，“盖千古以来所未有者”。[xi]对西方科学称赞不已。驱使李之藻去追求西学的，首先也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对科学的热情。李之藻自己明白地表示过他对科学的愿望：“秘义巧术，乃得之乎数万里外来宾之使。……夫经纬淹通，代固不乏玄樵；若吾儒在世善世，所期无负霄壤，则实学更有自在；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xii]他倾慕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并大量地介绍给中国人。从1613年至1631年中国出版的50余种西方译著大多经过李之藻之手，或作序或同译，或润色，涉及天文、数学、哲学等多门学科。《名理探》是他的最后一部译著。1623年与葡萄牙籍传教士傅泛际（P.franciscus Furtado,1621年来华）合作翻译，历经数年，由傅泛际译义，李之藻达辞。

那么，李之藻为什么会耗费五年精力，选择翻译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没有任何渊源的《名理探》呢？嵇文甫曾指出：“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是直指本心，以不读书为著名。然而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在不读书的环境中，也潜藏着读书的种子；在师心蔑古的空气中，却透露出古学复兴的曙光。世人但知清代古学昌明是明儒空腹高心的反动，而不知晚明学者已经为清儒做了些准备工作，而向新时代逐步推移了。”[xiii]李之藻就是那些读书人中的一个。他尖锐地指出明末读书的弊端：“学者之病有四：浅学自奓一也,怠惰废学二也，党所锢习三也，恶问胜己四也。”[xiv]他之所以要翻译《名理探》，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矫正明末那种空疏的学术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