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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少年时即疑敏伦，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旋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隆庆元年（1567），穆宗即位，迁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政事。神宗即位后，代高拱为首辅，执掌实权达十年之久，为一代权相。张居正执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对于振兴朝纲，缓解财政困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由于他推行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许多贵族官僚的利益，故而引起了一些不满，加以他刚愎自用，秉权过权，更成为朝野“清议”之的。据《明史》本传，他死后遭谮毁而被削爵夺谥，籍没家产，其长子自缢身亡、次子和他的弟弟“俱发戍烟瘴之地”。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朱东润在其名著《张居正大传·序》中概略性地评述道：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象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持到清明的时代，敌人由分化到崩溃，中国由安定走到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他就是张居正，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
问题在于：既然“张居正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1］，那么，风行于当世的阳明心学对他思想有无影响？他本人的思想与阳明心学有何异同？他与阳明后学有着怎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阳明学的发展走向又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不仅关涉到对张居正其人其学的评价，而且在研究明代中后叶思想史时也是很值得认真论究的。
一
大凡形成比较完整体系的思想理论，总是对应着现实社会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明代中后叶先后出现的王阳明“良知”之学和张居正“敦本务实”之学就是如此。
王阳明（1472—1529）把其所处时代出现并愈演愈烈的“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为困穷，恣肆交作”［2］的社会现实问题，归因为“良知之学不明”。他说：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风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寻于无穷矣。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3］
在他看来，“纪纲凌夷”的现象反映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4］则是普遍存在的“纪纲凌夷”的社会现实在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至于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乃在于“良知之学不明”。因此，他认为，只有讲明“良知之学”才能使“天下可得而治”。这样，一切社会矛盾都被消融为伦理问题，似乎现实社会危机的解决并不在于更新伦理规范，也不在于依据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对政治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而仅仅只在于使人们的道德实践怎样好地与纲常规范一致，从而更有效地维系现实政治体制，化解客观存在的社会危机。这在逻辑上虽有因果倒置之弊，但确使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同于程朱理学的纯经院之谈，而具有十分显明的政治实践意义。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阳明力纠程朱理学“析心与理为二”之弊，重新诠释“格物”之义：“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5］格物即正物，而物乃心之外化，“心外无物”，故“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6］正物即正心，亦即“致良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7］同时，他又反对陈献章提倡的那种一味“静坐”，期图“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或通过天长日久静坐，“然后见吾此心之体”［8］的做法，认为：“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这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法人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是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9］可见，阳明真正重视的是要实实落落依照良知去做。这样，他便将封建纲常伦理由外在的“天理”转化成内在的“良知”，在此基础上来强调道德实践，甚至进而把认识上的是非也纳入道德实践范围，与主观上的好恶相等同，所谓“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10］这就使得“良知”内涵的封建道德规范成为了人们的选择及行为标准。只要人们真正依照“良知”生活，就能在思想上、行为上与封建统治者的要求保持高度统一。
作为一位忠实于王权的封建官僚，王阳明一生积极镇压民众的“叛上作乱”，致力于“破山中贼”，但他认为武力镇压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杜绝民众的反叛，“民虽格面，未知格心”，比“山中贼”更为厉害的是是“心中贼 ”，而他的“致良知”学说恰恰具有破“心中贼 ”的功效，因为即使愚夫愚妇，倘真能“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石成金。”［11］“致良知”说之所以具有如此功效，是因为其并非什么深奥的理论，而只是要人们“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12］换言之，“致良知”是以“存理灭欲”为目的。这表明王阳明认为只要通过唤发人们的“良知”并使人们各致其“良知”，从而使每个人都无丝毫私欲牵挂，而只存留天理于心中，就能够真正破“心中贼”，化解现实社会的危机，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了。
然而，现实的社会然而既未因王阳明力“破山中贼”而有所消解，也没有因阳明提出“致良知”说以破“心中贼”而得以解决；相反地，社会危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加深重了。“意主苛刻”、“益肆诛戮”［13］的世宗屡兴大狱，制裁异己，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统治阶级的向心力，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君臣上下勾心斗角，朝廷内外纷争不已。至于“当国者政以贿成，吏腴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捕负渊薮，以成兼并之私”更造成“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的弊害。［14］
生长于社会底层而深知时艰的张居正，是怀抱着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志向开始其政治生活的。嘉靖二十六年，他方中进士、入翰林院，即撰《翰林院读书说》，明确表白了自己的为学宗旨和政治抱负。他说：“善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之儒也。造化之运，人物之纪，皆赖吾人为之辅相；纲纪风俗，整齐人道，皆赖吾人为之经纶；内而中国，外而九夷八蛮，皆赖吾人为之继述，故操觚染翰，从骚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业习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务实，经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为，而欲蒲一技以自显庸于世，嘻，甚矣其陋也！”［15］二十八年，他给世宗皇帝上《论时政疏》，初次陈述自己的政见，指出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血气壅閼”，并非无法救治；而所谓“血气壅閼”指的是世宗长期移居西苑，不理朝政，是夕与宦官宫妾为伍，致使上下不通、君臣道隔，政治处于瘫痪状态。所以，他认为世宗帝如再不励精图治，“广开献纳之明，亲近辅弼之佐”，使“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国家政治则将病入膏肓，虽有良医扁鹊也无可挽救。［16］隆庆二年（1568），已晋升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给穆宗皇帝上《陈六事疏》，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开篇即谓：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之善治，譬之琴瑟之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践阼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倦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亟重难迫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他以“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为六大急务，认为解决了这六大急务就能刷新政治，“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17］如果说他嘉靖年间所上《论时政疏》着重于列举时弊，从“内圣”方面要求世宗帝励精图治，那末，隆庆年间所上《陈六事疏》则在肯定穆宗帝求治之心的前提下，重点要求其解决六大急务以刷新政治，做到“外王”。张居正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以儒家“内圣外王”的经世之学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身踞决策高位的世宗和穆宗都怠于政事，只顾追求个人的腐化享乐，而锐意改革的张居正所提出的救世良方被他们束之高阁。这使居正深切地感受到各种政治积弊及由之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其病根乃在于封建专制权力机构功能的严重失调。因此，尽管他也很看重“性命之学”，但并不认为依靠“性命之学”（如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之类）就能够扫除时弊，拯救现实危机，故而把调整权力机构功能，自上而上并有针对性地推展经济、政治改革，作为化解社会危机，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