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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当然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但不能总是跟着问题跑。问题往往是散在的、复杂的和流动性的，并且杂陈于不同的层面，而哲学研究则带有相对的确定性，敏锐的问题意识当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驾驭问题、剖析问题并获得实际的解决问题的理论思维能力。可见，问题意识，乃是进入哲学研究的入口（往往也是调整和变革既有哲学研究路数的助推器），但还不能代替实质的哲学研究。而且，并不是所有现实问题都可以看成是哲学研究的直接前提，现实问题需要经过某种筛选、甄别和提炼，方能成为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当然十分重要，但坦率地讲，提出问题还只是一个开始，哲学研究应当以问题为先导，但更重要提要提升到一个相对确定的研究领域，并进行相应的理论清理、探讨、分析与思想引导。问题本身只是话题，还不是课题，从话题转化为课题，需要经过一种学术及学科的转换与提升，但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常常是直接把话题当成了课题。
哲学的研究成果必须与相应的学科领域结合在一起，并且要求对该学科领域研究的推进具有学术积累与学科建设意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固定于一定的学科领域，在问题与学科领域之间原本没有一一对应关系。问题是真实的，但学科领域常常是设定的，问题的形成是实践的产物，它并没有、也不可能遵循领域既定的规则，但人们会时常把领域看成是一个确定的东西，而且在这样看时，常常有一个所谓学科领域的依据。目前在某些哲学研究领域的确存在一种研究倾向，即在对问题进行研究时，过于将问题学科化，甚至于削足就履，把问题处理成学科领域所要求的样式，但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其意义显然就要大打折扣。同一个问题，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甚至超出哲学学科进行研究，而且，重大问题之所以重大，恰恰就在于涉及到哲学的全部问题，并由此带动不同哲学领域、甚至于整个知识学科研究的深化或创新。有些新的重大问题的提出，往往也会形成一些新的学科领域。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到近代哲学认识论，再到随着现代性社会与文化状况的重大变化而形成的诸多哲学领域，本身也见证了由问题到学科领域的凝结与提升。
我国现行哲学学科乃至整个理论学科的学科制度安排模式及研究范式，亟待进行一场全面的反思及调整。我国的哲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下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八个二级学科，上述八个二级学科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如何系统性地体现出与哲学的关系？都是难以说清、也不可能说清的问题。哲学就是哲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领域，如形而上学、知识论、价值论、社会理论，等等，对任何一个领域而言，不同的哲学思想及学术都是向它开放的，研究者也应当享有获得相应哲学思想及学术的权力——至于能不能做到，则属于研究者的兴趣与能力了，但目前，相应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总是与某一二级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某人的研究领域，在同仁心目中总是首先与他（她）所从属的那个二级学科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领域被完全二级学科化了，从而既失去了哲学的整体性，也失去了应有的跨学科性。应当说，时至今日，我国哲学界的学科壁垒现象仍是相当严重的，某一二级学科领域的专家，一旦涉足另一个二级哲学学科，往往会陷入学科认同麻烦，通常会被看成是“不务正业”而受到本二级学科领域专家的轻视乃至蔑视。但事实上，这种二级学科式的哲学研究模式，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哲学研究的总体质量与水平，也影响到哲学学术成果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
由相应的二级学科设置，来确定研究领域，的确是中国的特色，这种情形据说在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且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整个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整合以及研究水平。但是，由于这种学科划分结构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并与既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深深地牵扯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道理与利益向来是两回事，道理是“讲得通”的，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但一旦与利益挂钩，大概也就“行不通”了，因而也只好“将就”既定的利益机制。
哲学研究领域难以从量上确定，这正是由问题的杂多性决定的。由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刺激而形成的诸多哲学领域的活跃，应该说是当代哲学的特征。相对于当代哲学林林总总的领域，传统哲学的领域显然要单纯得多，这是由整个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决定的。但现在看来，问题丛生的现时代带来的难以计数的哲学领域，同时也是当代哲学的一个症候，是当代哲学失去自我把握、理解与引导能力的病症所在。
一般而言，一定的哲学领域包含这样几个要素或内容：问题意识、哲学资源及方法的利用与整合、哲学信念的论证或调适、对问题本身的求解。问题意识是贯穿始终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领域的具体理论结构与环节中，作为前提性与求解方向的问题往往是隐性的和不在场的，因为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在场会干扰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过程。问题总是具体的，并带有意向性与倾向性，但具体的理论论证与求解却要求理性推导与必要的抽象，并保持适当的中立立场。有些领域哲学研究之所以难以让人心服，问题就在于被过多的问题及情绪缠绕，其研究既难以使问题本身得到清理，也难以形成一种解答问题的方案，不仅如此，最后从“学术”层面摊开的“问题”远比“问题本身”更复杂。这里面同时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即看似中立的理性推导与思维抽象，实际上隐含着一种超越于问题层面的旨在解决问题的思想信念，一种好的哲学，不仅要提供理解问题的方法，还有义务提供解答问题的信念，但如果过多地沉湎于问题的复杂性与不可理解性，就可能出现上面这种糟糕的情形，即从理路与信心两个层面封住了问题解答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和令人失望的研究路数，是不应该提倡的。业内人士常常讲，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只是强调了问题的重要性，看来，能够解决问题、甚至至少从问题的提出及剖析向问题的求解开放，同样是值得重视的。人们经常批评某些哲学常常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看来应当引进业内人士的足够反省。
由一定的问题意识引导的领域哲学的背后，都包含着一定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硬”的内涵或结构。在这里，传统哲学的经典领域与现代哲学的复杂领域之间构成一种内涵上的关联性，问题是通过领域支撑起来的，而领域又是建构在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应有的关联之上的。这对于现代繁杂的领域哲学的兴起提出了实质性的批评。一个时代的问题多多，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哲学问题，即理性的时代际遇问题。而现时代诸多领域哲学，其实也是一样，我曾提出，目前哲学界诸多领域哲学之间虽然使用了不同的称谓形式，并且都蕴含着这一时代特有的社会与文化问题，但在话语与概念操作系统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邹诗鹏：“‘领域纷呈’与‘家族相似’”，《学术界》2002年第2期）。实际上，在更大的程度上讲，诸多领域哲学，都可以归结为这一时代形而上学的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形而上学在现代性社会与文化处境下的不同体现与运用形式。
领域哲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的繁荣，而且，应当承认，最近这些年来哲学界出现的诸多哲学领域也都有其兴起的问题背景及学理依据。但是，看来，没有、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新的哲学领域，声称确立了一个个新的哲学领域，恰如以前所说的创建了“××学”，甚至于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一样，恰恰表现了当代哲学的不成熟。而且，领域哲学的兴起，一旦与某种学科建设上的需要及其正当性关联在一起，必然会造成种种学术泡沫，于健康的学术研究及其积累有害无益。我们发现，更多的哲学领域，看来是夸大了所在领域的问题意识与学术价值，这的确是值得学界深入反省的。我个人近些年来一直在从事生存论问题研究，最初甚至也有建构一套生存哲学的设想，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感到，我对生存论的研究，不过是通过生存论这一领域而展开的形而上学研究，或者说是对形而上学的当代境遇研究。所谓生存哲学，就是哲学本身，但哲学却不限于生存哲学。
当代哲学诸多学科领域与传统哲学领域的关联，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而是内在的和思想意义上的。一般而言，任何一个课题，都有该课题的“前史”，这是研究者需要充当重视的，也应当花足够的精力去整理和梳理。在这一意义上，哲学史的追溯与训练工作是相当重要的，忽视不得。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并不是任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都存在一条可见的哲学史线索，现在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但凡发现一个自认为重要的领域，都要花去相当多的精力进行哲学史的清理，好像不做这种工作，就显得没有学术价值。事实上，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许多研究成果中，对哲学史相关理论的考察，与论者本人关注的问题及领域，完全是风马牛不及，由此形成的东西，当然也就成了伪学术，害人也害已。应当说，大多针对现实问题的领域哲学研究，哲学史往往是不在场的，或者，要进入该领域研究，本身就需要反思和处理相关哲学史资源，并转换问题的思考角度，进而深入相应的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本身才显出学术含量与学科积累意义。
问题本身也是需要区分的，有现实的问题，也有理论的问题。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之间没有原则上的区分，但却有形式上的差别，有表现方式和层次上的差别。现实问题有其偶然性，体现着实存性，而理论问题则蕴含着理论把握或解释现实的问题性，并体现出理论发展本质要求的实然性；理论问题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映，同时也必须是一种提升。哲学的问题主要说来是理论问题，或者说是被一定的现实问题激活的理论问题，是融汇了现实问题的理论问题。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提醒甚至警醒着哲学家的工作，这意味着哲学家总需要对现实问题高度自觉，但这种自觉并不在于要时时刻刻关注和思考现实问题，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通过特有的方式实现的，这就是通过思考形而上学的命运反映时代的现实问题，这是哲学家的主业。因此，相对而言，哲学家这一群体对于现实问题的反映向来较迟钝，这种迟钝里面其实包含着哲学学科应有的沉静与从容。因此，大可不必抱怨哲学家们对现实问题“失语”，其实，如果哲学家们一窝蜂地关注和介入社会现实，倒真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当然应当鼓励哲学家积极关注现实问题，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现代公民社会，哲学家作为普通公民，而且应当说是具有较高素质与身份的公众人物，本身就承担着相应的社会参与义务与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公共参与变成哲学家的主业。实际上，大体上说来，哲学家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角度关注着不同的现实问题，而且，具体的关注样式也不一样，有的是直接的关注（甚至是直接介入），他们对现实的关注与他们哲学的“本文”工作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但更多的还是间接的关注，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潜在的、不在场的，包含于字里行间，或者干脆在话语之外。
哲学疏离生活的情形当然是有的，传统哲学就是如此，这一点马克思已经做出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不过，马克思是不是就由此认定传统哲学缺乏生活的理解与自觉，看来还值得重新审视。我觉得，马克思主要是批判了两种情形：一是抽象的理性形式肢解了人的生活；二是直观的经验没有达到人的生活的深度。至于传统哲学所强调的超越性对人的生活意义的肯定，马克思部分地认可，只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借助于超验性的宗教实现的对人生生活的肯定，仍然只是一种外在的规定性，而马克思强调的则是人通过自我解放的方式实现的超越性。因而，在传统哲学看来的超验的形而上学，在马克思看来则是通过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实现的生存论形而上学。对于传统时代而言，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是自在的，并不存在哲学与生活的疏离，换句话说，哲学家们纯粹的精神构造所反映的正是对应然生活的构想，对自在生活的内在理解与超越，恰恰是通过哲学表现出来的。传统哲学的超验性与传统生活世界在本质上的自在性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哲学精神的超验性从绝对性上表明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超越性诉求，同时也映证了人们具体生活样式的自在性，一种自在的生活世界必须需要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学。在这一意义上，现代人对传统哲学与生活样式的疏离的批判其实只是基于现代人的哲学观与生活观，对于传统哲学而言，这种批判其实是外在的。“当生活以其自在的方式展现出来时，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并不成问题，反倒是：当自为的生活成为时代的主题时，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才变得问题重重”（参见拙作：“生活世界转向：意义及其边界。”（《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因此，当我们说当代哲学疏离生活时，其实是说当代哲学尚未达到对当代生活的内在理解。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哲学主张，但是，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把时兴的问题及话题转换为课题性的学科领域，依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