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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初秋的一个早晨，一群身着“的确良”绿军装的解放军干部，离开他们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10号院9号楼的住房，走向附近的京密引水渠。他们操着不同口音边走边谈，像是在例行去出早操。这些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军队干部，都曾经共同隶属于一个刚刚撤销番号的部队：“后字238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20研究院”。这时的他们，不再是原单位院务部、科研部、政治部和军务处、器材处、情报所的部长和处长，而是一群没有职务的“待分配”现役军人。比起他们从战争年代参军后，在八路军太岳纵队、在新四军4师、在抗大分校、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在二野17军、在总军械部等部队的光荣征程，现在却经历着最为尴尬的一段日子：随着原单位部别脱离军队编制划归地方，这些军人们即将告别这里，重新出发，前往新的部队报到。虽然他们此时距离车道沟10号院那个曾经工作的单位近在咫尺、昔日的部下犹在，但是如同从一块曾战斗过的阵地向远方大转移，这些老战士们知道，恐怕自己此生将一去不回头。他们这时的集合，没有任何人要求，完全是习惯和自愿。不久后，这些早晨一同去散步的军队干部人数逐渐减少，随着一张张调令下达，他们或带着家属或只身一人，陆续前往新的单位任职：有人去军政大学、炮兵科研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有人去第31试验基地、309医院、第四军医大学；还有人去了总后直属单位、后勤学院、炮兵研究所，等等。终于，车道沟10号院褪去了橄榄绿色，办公室里不再闪过红色的帽徽和领章。许多年之后，这些当时从“238部队”出发的军人中，有一部分人又曾会面，那是在总后丰台干休所，此时的他们都已经垂垂老矣。
从1969年开始准备到1975年结束，按照年头计算，在“文革”期间，车道沟10号院这块土地，归属人民解放军建制只有约短短的5年时间。当时，这里的人们用“北京市第2418邮政信箱”的邮政地址与外界联络，南营门外的收发室、9号楼南的小邮局，维系着这里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路对面的车道沟8号院，是公众知名度略高一些的解放军军乐团，比起乐器来，武器的研究还是让“238”和车道沟10号多了点神秘。作为那一群在这里成长的少年，他们只觉得，那个喇叭里每天传出起床号和熄灯号的日子最为难忘。从9号楼宿舍区、办公区“工字楼”和3个营门前的卫戍区哨兵，到总后勤部“辰4”序列的军车车牌；从两位55年授衔大校军衔、分别来自八路军和新四军序列的院长和政委，到一群正当盛年的师团级干部；从北京的院领导机关，到位于京郊南口、槐树岭以及西南“三线”地区的研究所和试验场，那是车道沟10号院戎装行进的辉煌年代。
在少年人的记忆里，这时“238”营区的架构和氛围，与北京西郊众多标准化的解放军机关大院似乎差不多：这里办公楼和住宅楼前，都有哨兵站岗；这里有礼堂、食堂、幼儿园和澡堂等设施；这里有放映内参片和露天电影的预告；这里有在“工字楼”进进出出的各级首长和众多技术军官；这里有按照单位职级配备的“伏尔加”轿车，还有电话总机班和门诊部的年轻女兵。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军人，为营区带来热情。门诊部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兵，机关办公楼里有一位浓眉英俊的男兵，忽然有一天，他们俩一块消失了。据说是因为女兵还没有提干，他们违反纪律偷偷谈恋爱，在京密引水渠附近散步被人看见，后受到组织处分，被勒令提前退伍。再后来又传来消息，说那位女兵的父亲，是某省会城市警备区的领导，他动用权力，设法让这一对青年人在离开北京后，在外地又重新入伍，呵，真是不简单！
不过，与其他部队大院相比，“238部队”还是有两个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在“238”这个院子里，有着许多不穿军装的工作人员，其中既有院领导，还有其他部门的许多人。这些人也大多都曾是军队干部，随着早些年单位的体制变动集体转业，现在又随着新的改制重回部队管辖。他们穿着便装与现役军人们一起工作，昔日的“55”式军装被他们珍藏在衣柜里。有一位少年朋友曾说：“我父亲也穿过几天65式军装”！走在车道沟10号的“238”营区，这些不穿军装的干部里其实藏龙卧虎，其中就有著名的红色兵工专家吴运铎，沉默消瘦的他，就是名著《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这种军民之间人事体制变化，在当年国家国防科研机构频繁调整的年代屡见不鲜，尤其是在与“两弹一星”、航空航天和常规兵器研究相关的单位里。也许一夜之间，一个解放军的科研单位就奉命集体转业，例如当年著名的国防部某院、某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某研究所等都是如此。对于离开军队转到地方的人们，他们称之为“脱军装”。“238”这些不穿军装的转业军人们，所经历的是1965年的那次集体转业，而10年后到了1975年，“238部队”的这群现役军人们，同样面临着是否脱军装的选择。车道沟10号院这个已经转为政府部委所属的单位，同样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来。接下来一些日子，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一幕：一位穿便衣的负责干部（以前也是军人），晚上来到一位军人的家里，希望说服对方，脱军装转到地方工作。当然，这些军人中的大部分人，最后还是选择继续在部队工作，这些老战士终生不舍军籍，坚持到离休进入军队干休所。直到人生最后一刻，一定要穿着马裤呢军装，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几乎一致的是，这些军人的孩子，后来都赞成父亲的选择，也许他们中有的人，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已经无法习惯面对一位不穿军装的父亲。
第二个不同是，在“238部队”这个单位里，似乎一切都是在临时或临战状态下运行，仿佛每个人都在准备应对下一次变化（事实上这块土地上变化确实不断）。这里的干部调动频繁，出差频繁，小伙伴的父亲忽而举家调往昆明，或者调往西安，9号楼前常有送行的人群。这里的军人，是各个试验基地的常客；这里的展览大厅里，常年举办着兵器展览。夜晚，大型拖车彻夜轰鸣，天亮后人们看到院子里的空地上，停满了装甲车等军用车辆。这边，技术人员和主管领导前往南口，试验新一代反坦克火箭筒；那边，一位干部正在给上级写信，要求仿照“第二炮兵”模式，成立“第二国防科委”。
“238部队”营区的办公和生活用房，完全沿用前一个单位留下的摊子，在“238部队”存在的约5年里，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对于所有的军师团三级干部，在他们的部队履历中，这里恐怕是办公和生活住房条件最差的时期。一些干部包括一位军职干部，只能长期住在招待所。几个正副军职干部，同挤在一个小单元里，和另一位正师职红军干部的住房一样，只有区区3个小房间，面积与职级规定的住房标准相差甚远。不但无法与北京万寿路、太平路一带的军队大单位相比，也无法与另一个同级兄弟单位、番号为“236部队”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相比。
作为“238部队”的领导机关，从车道沟10号发出的号令，指挥着远方的研究和试验。这里的情报所，专业人员在关注着世界各国军工业和兵器技术的进展，工程师和翻译聚集在礼堂，观看“北约”和“华约”军事演习的黑白影片。9号楼前，一位西装革履的翻译，随军工代表团出访归来，被专车送到家门口。同一时刻，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午版从南营门送来，上面有一行文章标题是“北约演习代号‘部队重返德国’”，这仿佛为“238“营区的气氛，又增添了一些微妙想象。不断的有年轻军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选送到北京工业学院，等他们完成了在这所学校以数字为代号的火炮、自动武器、炮弹、坦克车辆等军工专业的学习，又重回“238”。有趣的是，在这个飘着兵器研究气味的地方，曾经有一年，在苏式办公楼“工字楼”旁，居然还曾经开垦出一片农田播种，并在土方作业时，挖掘出过一座古时候的巨幅汉白玉石人像。由于存在的时间较短，“238”留下来的标志性物件并不多，小孩子们都有一个浅蓝色的家属出入证，还有父母发的红色工作手册，封面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在“工字楼”阅览室借书时，有人还记得，会议室里有一排特制的茶杯，上面印着一行字“最高的奖赏”。有的小孩子，因为参加学校组织的香山春游，托父亲到军务处借来民主德国制造的军用望远镜，不知道当军人后来撤离时，一片忙乱之间，这些精制的军用装具去了哪里。那时，对于孩子们，乘坐军车外出是件高兴的事情，去大白楼参观王国福事迹，去十三陵游玩，去总后大礼堂看节目，去西四影院看“全军文艺调演”。
如同一座舞台，半个多世纪以来，车道沟10号这块土地上，延续着兵器研究的主旋律。随着国家国防科研体制的改变，这里的单位曾走马灯般不断变换着名称和归属。有人对于那个时期的体制变化这样总结：“1965年4月,根据中央决定,解放军炮兵科学研究院、总后勤部轻武器研究所与兵器科学研究院合并,称为五机部科学研究院。196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加强国防科研的报告》,将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划归国防科委建制,分组成为解放军第十一(常规兵器)、十二(装甲兵)研究院。1970年1月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第十一、十二研究院合并为解放军第20研究院(常规兵器研究院,番号后字238部队),隶属总后勤部。1975年2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第20研究院由总后勤部移交五机部领导,7月7日完成交接工作”。 看过这样的介绍，也就明白了当年“238”那些孩子口头上“老院”、“新院”之类的称谓。
现在的车道沟10号院里，原来的“工字楼”已经拆除，原址上建起了超豪华写字楼，不远处还建起高标准的住宅楼。“238”时期那一代兵器人早已经离场，艰苦的年代也已经过去，全新的一代人及其子女在这里享受着优厚待遇，兵器系统那个央企的霓虹标志居高临下。但是，只有在那一代少年人心中，这一切都无法与“238”时代的记忆相比。尤其对于其中的一个人，“238”是他识别北京的记号，“238”是他重回少年的路牌，“238”是他和父亲的约定。永远的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