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国胜利论”的完善和补充

作者：用户投稿来源：网络发布时间： 17/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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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列宁运用这一基本原理，提出“一国胜利论”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但是，自诞生之初，“一国胜利论”就不断遭到理论和现实的诘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在实践中检验了“一国胜利论”的科学性，丰富和发展了“一国胜利论”，使其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一国胜利论” 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就形式而言，反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应该在一国范围内进行;若就革命内容来说，‘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日益密切，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可能实现。当然，他们并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看成各国、各民族必须走的唯一道路。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如果把他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就“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俄国等东方社会的发展情况，指出，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下，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产阶级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他认为，革命的突破口不一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列宁分析了俄国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俄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俄国革命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他原本希望通过欧洲革命的胜利来帮助俄国革命的胜利。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使俄国经济濒于崩溃，激化了社会矛盾。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并立的局面。列宁因势利导,及时发表《四月提纲》，带领俄国人民进行了十月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占世界1/6的土地上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性飞跃，开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全力支持俄国境内的复辟活动并实施武装干涉，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进而扑灭欧洲日益高涨的革命火焰。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苏俄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成功地保卫了苏维埃俄国。然而，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热切盼望的无产阶级欧洲革命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反而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毁灭性打击。此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苏维埃政权，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既没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之中，也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面对这一情况，深信“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的列宁，从理论上深刻论证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实践中带领布尔什维克党及时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探索在资本主义占优势的情况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新课题。此后，苏联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了斗争的榜样，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亚非拉等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十月革命胜利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展开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很不充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在实践中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在特定时代，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同样能够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成为社会主义的新起点。因此，中国知识界开始广泛传播、接受并实践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中国具体实际，逐步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亚非拉一大批国家也纷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到1975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达到15个，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约占世界的2/5 和1/3。一战后至80年代初，宣布搞社会主义的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近50个。

　　二、“一国胜利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诘问

　　“一国胜利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是，在理论上和现实中，“一国胜利论”不断遭到非议和责难。十月革命时期，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磨出能够烤制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会给俄国带来历史性的灾难。社会主义“早产论”的鼻祖考茨基和苏列汉诺夫等人宣称，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将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十月革命就像一个“早产儿”，在现实中注定会夭折。“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也认为俄国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的阳光只能从西欧射出，首创社会主义革命的荣誉不该属于俄国。冷战时期，西方敌对势力把社会主义“早产论”作为推行“和平演变”的一柄利器，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进行大肆歪曲和攻击。1967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V·丹尼尔斯在《红色十月》一书中，把十月革命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怪物：“昭然若揭的民主放荡” ,“放任自流的社会动乱”“暴力血腥的政治斗争”“狂暴野性的赌徒行为”。1990年，英国学者爱德华·阿克逊在《十月革命的反思》一书中，宣称要“努力揭开1917年这出闹剧的神秘面纱”。

　　社会主义“早产论”，实质上是庸俗生产力论的翻版。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在晚年，恩格斯进一步批驳“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历史合力”的思想。事实上，在他们提出“两个决不会”的理论时，同时指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考茨基等人的错误恰恰在于只强调了“两个决不会”，而忽视了“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十月革命时，俄国尽管不是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已经发展了相当的资本主义。同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换句话说，俄国和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已经“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了。

　　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集中批判考茨基等人的观点，论证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不丝毫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面对西欧革命的沉寂，俄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指出：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在实践中，列宁逐步找到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他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觉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列宁看来，在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合作社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深刻揭示了“一国胜利论”的科学性，但仍需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其真理性。遗憾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毋庸置疑，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触摸到了如何解决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很快中断了“新经济政策”。1936年苏联宪法的制定，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确定，也标志着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模式适应了当时国际形势和苏联国内发展的需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农业穷国变为工业强国，推动了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国际事业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苏联模式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民主范畴过于狭隘，容易产生个人专权;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单一公有制形式和分配模式;等等。二战后，苏联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但是苏联领导集团并未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做出改革，反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大力推广苏联模式。最终，僵化的苏联模式导致了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挫折：前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分裂成20多个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5个国家;全世界除中国外的共产党人总数从4400万人减少到1995年的1100万人。

　　苏东剧变后，全球奏响了“共产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过时论”“共产党衰亡论”的“大合唱”。西方一些保守主义思想家认为，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阶段，应该主动退回到资本主义。他们踌躇满志地断言：“20世纪将以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21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一席之地，世界将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违背客观规律的预言终将被事实击得粉碎。诚然，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挫折，但既不是共产主义失败了，更不是苏东社会主义“早产”了。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因为，人类社会并不是简单地沿着直线向前发展，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型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一国胜利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事实表明，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建立的“纯而又纯”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脱离了基本国情，必将在现实中遭到抛弃。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苏联逐步从发展顶峰走下坡路的时候，吃尽了“左”的路线和政策苦头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酝酿着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思考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一首要问题，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就要学会“与狼共舞”，特别是在现实社会主义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毕竟社会主义的大厦是在人类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它不是“世外桃源”，它与资本主义共生于一个地球，它无法割裂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关联，不能简单地摒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但是，深受传统思想禁锢的广大党员干部一时还难以接受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对此，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 的方式，在实践中逐步使人民群众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80年5月，邓小平在肯定小岗村经验时，提出“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市场调节” 的概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等概念。党的十三大提出“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在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有力回击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质疑，提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根据这些思想，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中国再次开启高速发展的时代列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之前，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论”，在实践上遗留了一个问题，即在“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与其他制度的国家共存，并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苏维埃之间“出现了一种均势”的情况下，苏维埃“已经取得了能够同那些现在不得不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苏维埃政权“不仅有了喘息之机，而且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苏维埃与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互利、双方平等的基础上” 共处，通过经济上的竞争积累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既然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那么实行新经济政策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惜的是，新经济政策在苏维埃俄国尚未完全巩固下来，就被当作权宜之计放弃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重新反思新经济政策和苏联模式，认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之后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深化改革，不断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健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