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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逐渐步入后危机时代，东亚货币合作又被政界和学术界热议。特别是对中日韩三个重要国家能否进行更深层次的货币合作，成为近日争论的话题。以最优货币区相关理论为基础，从经济角度，对中日韩货币联盟的构建条件和可行性进行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可得出结论：目前不是中日韩建立货币联盟的最佳时期。但是，经过努力，在亚洲率先统一货币的次区域仍然将由中日韩三国构成。
论文关键词：中日韩货币联盟,指数,东亚货币合作,后危机时代
一、导言
世界经济逐渐进入后危机时代，具有“危机推动型”特征的东亚货币合作，重又引起东亚各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进一步加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意愿增强。2009年12月28日，“10+3”（东盟十国及中日韩三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正式签署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2010年5月29日，中日韩第三次领导人会议通过《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表达了三国在携手推进区域一体化方面的强烈意愿和共识。
从近期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比较乐观的结论是尽管亚洲最优货币区的建立尚存在大量障碍需要克服，但东亚地区已经初步具备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得到的基本共识是东亚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东亚的货币合作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但在次区域建立货币联盟是可行的，如可以建立日本和泰国，中国台湾、韩国和马来西亚两个子货币区。也有研究表明，中泰经济一体化的成本随着时间而逐渐减小，而收益随时间逐渐增加。中国和泰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有望超过日本和韩国。对大中华货币区的可能性的研究发现两岸四地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但可采用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的方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而在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四次峰会召开前夕，2010年6月19日，以“金融安全与东亚货币合作”为题的第二期“清华国际安全论坛”上，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率领的课题组发布了《构建A3货币联盟》研究报告。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该报告提出，东亚地区经济力量最强的中日韩三国主导建立“亚洲版欧元区”，以区域货币政策合作抵御金融危机，进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即三国率先统一货币，然后让东盟(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入其中，打造类似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东亚货币共同体”。对此构想，李稻葵、潘正彦等学者认为，虽然从理论上可行，但从政治方面很难实行。徐寒的研究也认为三国作为货币合作的核心国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在从政治基础条件的角度考虑，这三个国家在较短的时期内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能性较小。北大著名经济学者曹和平教授表示，不反对建立所谓的“中日韩货币联盟”,但更倾向中国—东盟建立区域货币。相比“中日韩”模式，也有人提出中国不如发展“中港新”模式。向松祚认为可以先创建一个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或许还可以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大中华货币区”，然后过渡到东南亚货币区（不排除与日韩合作），最后逐步扩展到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中亚国家。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区域货币比在中日韩之上建立的区域货币在政治上更具有可行性。
目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猛，成为继西欧、北美经济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区。其中，中日韩三国起到很大作用。据了解，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占亚洲经济总量的70％。截至2008年，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经济的17％，三国产生的总价值达到了约4.5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4％。中日韩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在货币合作上能否先行？本文抛开政治、文化等因素，从经济方面，对三国的货币联盟建立的条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最优货币区（OCA）指数法，对中日韩三国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结论。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进展
东亚货币合作经过了积极推进、消极和再积极推进的过程。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国家加深了对建立本地区金融合作机制尤其是金融救助机制紧迫性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早期亚洲货币基金设想和“清迈协议”，而2008年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清迈协议”得以进一步扩展，东亚货币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亚洲货币基金的早期设想
1997年9月，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大臣在世界银行和IMF年会上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倡议组成一个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参加的组织，筹集1000亿美元的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国家提供援助。AMF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亚洲国家对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处理方式上的强烈不满。该设想很快因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反对而搁浅。1998年10月，日本又提出“新宫泽构想”(NewMiyazawaInitiative)，倡议建立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用于满足遭受危机国家中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需求。遭受危机的国家对此非常欢迎，美国政府和IMF也表示支持。到2000年2月2日，按照“新宫泽构想”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提供了210亿美元资金，还为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提供了22目6亿美元的贷款担保。1999年10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建立“东亚货币基金”(EastAsianMonetaryFund)的倡议。他主张从东亚开始进行多边协议，然后逐渐扩大到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这些倡议为亚洲货币合作的实质性进展奠定了基础。
（二）《清迈协议》及其进展
当时AMF的设想比较粗糙，再加上美国和IMF的反对，这一设想搁浅了。但亚洲各国并没有停止区域合作。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MI)》。清迈协议的本质是在东盟“10+3”（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框架下的一种双边美元互换安排。在清迈协议下，各成员国两两之间各自签署一系列的外币互换协议，约定在一方陷入危机时，可以向另一方申请外币贷款。此次金融危机中，清迈协议的局限也显现出来。由于是双边的合作，合作所能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较小。而且参与互换的双边都陷入流动性危机时，这一安排就无法发挥作用。于是，各方开始推动清迈协议的多边化。
2009年12月28日，“10+3”（东盟十国及中日韩三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宣布正式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即亚洲外汇储备基金，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将通过货币互换交易向面临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的参与方提供资金支持。在1200亿中，中日韩三国占了80%的份额，其中中国、日本各占32%的份额。2010年3月24日，该协议正式生效。
“清迈协议”逐步由松散、双边性质发展成为解密、多边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超国家的独立管理机构，这与汇率协调和汇率机制阶段相适应，建立亚洲外汇储备基金，将成为迈向东亚金融合作的极为重要的一步，为未来建立汇率机制乃至货币统一进行机构和机制上的准备。短期来看，该基金的建立有助于捍卫“10+3”成员国经济和货币的稳定性。从长期来看，这是亚洲摆脱对美欧市场的依赖、走向自主增长的经济模式过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步。
二、中日韩货币联盟建立的条件分析
所谓货币联盟（monetaryunion）是指在一组国家中货币采用固定汇率制，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采用浮动汇率制。最优货币区（optimalcurrencyarea）是指从货币联盟中享受净收益的国家组合。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评价标准看，经济一体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区域是否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重要判断条件。最优货币区的相关理论认为，一国加入货币联盟所获得的货币效率收益包括所避免的与浮动汇率相关的不确定性和汇兑结算以及贸易成本等。一国与所在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货币联盟的收益就越大。一国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为“经济稳定性损失”，即由于放弃了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自主权，价格和就业波动可能引发经济不稳定。一国与所在货币联盟的经济联系程度越密切，加入货币联盟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
（一）中日韩宏观经济的联动性分析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中日韩的人均GDP、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表现出同步变动趋势，联动性在加强，但总量差距仍然存在，特别是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相比，经济发展水平有
很大差距。
图1中日韩人均GDP
表1中日韩相关经济指标数据
| | 投资/GDP | 储蓄/GDP | 银行贷款利率 | 银行存款利率 |
| | 2007年 | 2008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7年 | 2008年 |
| 中国 | 43.10% | 44.40% | 54.10% | 54.30% | 7.50% | 5.30% | 4.10% | 2.30% |
| 日本 | 24.10% | | 28.90% | | 1.90% | 1.90% | 0.80% | 0.60% |
| 韩国 | 29.40% | 31.40% | 30.80% | 30.70% | 6.60% | 7.20% | 5.20% | 5.90% |
（二）中日韩经济依存度分析
2008年，中日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中韩贸易额接近1500亿美元，日韩贸易额也接近1000亿美元。日益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为中日韩三国金融合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自2007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从一定意义上说，中日韩经济发展对东亚区域内贸易的总体依赖程度已然超过其他地区。2009年中国实际使用FDI金额为900.33亿美元，其中41.17亿美元来自于日本，列香港、台湾后的第三位，韩国为27.03亿美元，列第六位。2008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3.95亿美元，其中日本36.52亿美元列第四位，韩国31.35亿美元，超过美国列第六位。当前资本多是从日、韩两国流向中国，从中国流入这两个国家的很少。尽管未来中国的确存在资本输出的巨大需求，然而日本却似乎并不存在资本输入的需要。日本虽然资本项目是放开的，但其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公司也有许多限制，中国等一些国家的资本项目还未放开。可见，东亚短期内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还存在着一些障碍。
图2中日韩通货膨胀率
（三）中日韩产业结构等指标的收敛性
在中日韩三国的产业结构中，日本和韩国的第三产业比重最大，均已实现第三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中国仍为第二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工业仍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力量。虽然三个国家各自的第一产业比重在不断减小，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步增大，但目前三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不具备收敛性。三国存在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市场的结构性缺陷。
表2中日韩的产业结构
| | 农业增加值/GDP | 工业增长值/GDP | 服务业增加值/GDP |
| | 2007年 | 2008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7年 | 2008年 |
| 中国 | 8.90% | 8.60% | 48.50% | 48.6% | 40.40% | 40.10% |
| 日本 | 1.40% | | 29.30% | | 69.30% | |
| 韩国 | 2.90% | 2.50% | 37.10% | 37.1% | 60.00% | 60.30% |
（四）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
在金融领域，通过商业银行的对外融资活动和机构投资者对外证券投资，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联动程度得以提高。其结果，三国的利率和股价的联动性正逐渐提高，并有趋同。 但各国利率水平仍存在差异。由于中国没有完全开放资本市场，而日本和韩国均已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因此，三国在金融领域的一体化并不充分。
图3中日韩利率变动
而中日韩三国的在汇率制度上具有多样性。在贸易交易、实物交易、金融交易频繁地区，汇率稳定是维持实物交易很必要的条件。目前日本实行的是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而中国和韩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二者变动的幅度不同，韩国的变动幅度较大。2008年-2009年，人民币和韩元汇率均呈现升值趋势，而日元汇率趋贬值之势。汇率协调机制无法实现。
图4中日韩汇率波动
三、中日韩构建货币联盟的实证分析
（一）OCA指数方法
巴尤米（Bayoumi）和艾臣格林（Eichengreen）(1996)根据一般均衡模型的指导，创造了OCA指数法（OptiomalCurrencyAreaIndex）评估特定地区实现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认为最优货币区理论成为现实的关键在于能否分析决定汇率变动的因素。他们建立的解释双边汇率波动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是
国与
国之间年末双边汇率的标准差，等式右边表示根据最优货币标准所确定的各项指标在两国之间的表现。所得到的汇率波动的预测水平
可以近似看成是“OCA指数”，其数值越小，说明组建最优货币区的成本最小，各个经济体之间构成最优货币区的可行性越大。
（二）模型变量的选择与改进
笔者选取东亚各国中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国、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中日韩及台湾省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出发，选取了以下几个变量。
被解释变量：
使用两国年末双边名义汇率的波动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数值越小，说明货币合作的成本越小，收益越大，该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越高。本文选取了中日韩及台湾省年末双边名义汇率的标准差。
解释变量一：
其中，
，表示两国之间实际GDP对数变动的标准差，本文用实际人均GDP来代替。它反映了两国长期内产出增长差异上的对称性高低，该数值越小，说明两国之间的产出增长差异越小，冲击对称性较低，货币合作的可行性较大。
解释变量二：
表示两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差异，该指标反映了通货膨胀对汇率波动产生的影响，两个国家之间通货膨胀率的差异越小，其双边汇率波动越小。
解释变量三：
Bayoumi和Eichengreen使用
表示两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差异性对双边名义汇率波动的影响，但是由于各国对农产品、矿产品及制成品贸易的统计或口径不一，或者数据不全，在此我们使用两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值
来表示。一国的
值等于一国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该数值越大，表明该国开放程度越大。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差异越大，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越大，区域内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小。
解释变量四：
该变量反映了国家间规模大小差异对双边汇率波动的影响程度，本文中使用以美元计算的两国GDP对数的平均值。国家的规模越大，相互之间汇率的稳定性越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将Bayoumi和Eichengreen的方程改写为:
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Bloomberg，并参考了1989-2009年国际统计年鉴以及2009年中国台湾省统计年鉴。
（三）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选取中日韩及台湾省1985到2009年的数据，同时由于1997、1998年的数据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动较大，在此也将其剔除。使用Eviews6.0软件对数据进行首次回归，由于SIZE的t值（-1.306749）较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通过检验，故其系数比较不显著。将SIZE这个变量剔除以后，再次进行回归后，
为0.98522，t检验值分别为-8.553762，6.993910，6.787918。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模型所选取的变量具有比较好的代表性，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t检验和F检验，拟合效果很好，可以用来讨论中日韩及台湾省双边汇率波动的影响因素，故最终的方程可以表示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的差异、以及开放程度的差异，对中日韩及中国台湾省双边汇率波动率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国家之间的产出差异越大，国家间的汇率波动就越大。维护汇率稳定或实行单一货币的成本就越高。国家之间长期通货膨胀率差异越大，则国家间双边汇率波动就越大。只有区域内国家在稳定物价上长期趋于一致，区域内货币合作才能有效的开展。国家间的开放程度差异越大，则双边汇率波动性越大。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基础资源、产品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越容易受到不对称的经济冲击，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相应的就越高。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际货币合作是个长期过程，由低到高共分为五个层次，即国际融资合作、联合干预汇市、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联合汇率机制和统一货币。目前，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各国所建立的多边货币互换和区域储备基金分别属于第一和第二个层次，在国际货币合作中仍处于低级阶段。中日韩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国家，通过积极的贸易、投资等活动，增强了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宏观经济也表现出联动的趋势。但由于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产业结构多样性，以及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低下等问题，目前不宜建立中日韩货币联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强金融体系建设，是目前中国的首要任务。中日韩在各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开展了深入稳健的双边与多边联系，在未来，中日韩货币联盟率先在亚洲建立是可行的，亚洲货币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