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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投资拉动，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政府投资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资，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投资拉动，政府主导的投资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引擎。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机制都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国内体制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中国经济面临着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寻求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模式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净出口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根据它们作用力的大小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首先，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日韩”是典型的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国家，但这种增长模式过多依赖国际市场，风险较大。其次，投资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一般常见于发展中国家，且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占主导地位。最后，消费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障体系较完善，社会福利事业发达，人民生活水平高，消费往往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从我国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透露，在2010年上半年里，消费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35.1%，投资的贡献率为59.1%，净出口的贡献率为5.8%。同时，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14187亿元，同比增长25.0%，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98047亿元，同比增长25.5%，二者的增长幅度几乎相当。由此可见，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且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仍起着主导作用。
一．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挤占了民间资本，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非政府投资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社会财富总量是一定的，政府动员的社会资金越多，私人部门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少。政府权力过分参与经济发展，必然会挤占私人投资空间。除此之外，政府投资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调整，会提高利率和国民收入，私人部门投资成本会增加，也会引起私人投资的减少。政府投资的这种“挤出效应”，减少了民间投资，从而降低了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投资重复、盲目，出现产能过剩，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政府投资多少是由政策决定，几乎不受社会需求影响。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高增长，动用大量公共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搞重复建设。相比之下，重工业领域投入较多，而轻工业和服务业这些人们消费需求较大的领域却投入相对不足，这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甚至在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领域也出现了过剩迹象。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势必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三）滋生腐败，投资效率低。
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社会的顽疾。由于干部政绩考核标准的偏差，地方官员为了晋升过度看重GDP的高增长，热衷于搞所谓的“政绩工程”，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这些“形象工程”只不过是一个摆设罢了，投资难以“落到实处，收到实效”。为了解决地方财政拮据问题，有的地方政府把投资作为了解决“税收财源”的渠道。目前中国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储蓄率为 GDP 51%。因此，我国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还比较低，而投资乘数的大小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因而投资乘数偏低，又进一步影响了投资效率。
（四）经济增长依赖于政府投资拉动，内生增长机制缺失，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多年来，政府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政府投资刺激，结果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增长随着政府投资的波动而波动，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增长。政府的四万亿投资经济刺激政策使我国率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经济继续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但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四万亿投资能量的逐步释放，而现在又面临出口低迷，国内消费还未完全启动起来，如果没有新一轮投资计划的上马，中国经济可能会因投资不足而陷入衰退。
（五）国家集中的社会资源比重较高，易造成社会分配不公，抑制居民消费。
政府附属下的国有企业主要聚集于能源、金融、重资产、城市基础设施等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的垄断领域，而近年来政府政策又更多的倾向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得天独厚优势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面临国有企业的垄断优势，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民间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是处于不利地位。国有企业虽然占据了较多的优势，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多。相比之下，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吸纳了90%以上的劳动者就业，已经成为了中国劳动者就业的主渠道，但得到的政策支持并不多，结果使国内就业相对较少，压抑了国内居民的消费增长空间。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高额垄断收入也是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按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基尼系数位于0.4~0.5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国际公认警戒线是0.4。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 ，已经超过了这个警戒线，并且收入差距继续呈现扩大趋势。虽然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但是减少垄断行业可以实现社会更公平的分配，更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
总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逐步完成，昔日创造辉煌战绩的政府主导的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甚至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如今，我国的财政赤字已突破万亿元关口，地方政府又面临债务危机问题，政府要启动新一轮的投资计划比较困难，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目前，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我国出口还比较低迷。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配套政策的改革和完善还不到位。从近期来看，国内消费还不足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从我国目前状况来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投资仍将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政府的投资主体地位应逐步退出，政府应重新定位自己的职能，让企业和个人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我国应逐步确立起民间投资的主导地位，同时兼顾居民消费，稳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二．政策建议
探索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实质就是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与市场职能的重新定位问题。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监管人，要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彻底扫除障碍。这对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挖掘国内巨大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参考。
（一）重新定位政府职能，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是市场的参与主体，而要实现最高效的市场充分竞争环境，必须让三者各司其职，合理协调。政府主要承担市场监督者的角色，为市场形成良性竞争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企业与个人则作为市场主要参与者从事投资和消费。如果三者彼此篡位，必然导致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被打破，市场效率就会下降。论文参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逐步取代民间资本成了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力。政府既然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过多涉足经济活动，必将扰乱市场秩序，降低市场效率。因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凡是市场配置有效率的领域由市场去做，市场失灵，政府弥补，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换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切实维护社会正义和公平。其次，要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效率；以立法形式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规范市场投资秩序。同时，健全产权制度，确保市场主体的利益，真正发挥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二）转变单一的“富国”发展观念，确立“强民”的指导方针。
“增长优先论”曾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指导方针，不可否认它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任何指导思想都必须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结合，与特定阶段下人民群众的需求相适应。如今，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我国已迈入后工业化时代。但我国的收入差距仍呈现扩大趋势，老百姓并未得到GDP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国富民弱的状况又反过来抑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随着我国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除了“保增长”之外，政府应更多的致力于民生事业，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国统筹，落实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民富”了，我国居民的巨大的消费潜力才能释放出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产生并发挥威力。
（三）优化干部政绩考核标准，把“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长期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对地方官员选拔和提升尤其看重地方GDP增长绩效，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只注重GDP的高增长。对地方政府来说，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因重在“务虚”，对经济增长见效慢，而投资重在“务实”，对经济增长具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从而助长了地方的“投资热”。在当前地方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地方投资的大幅膨胀无疑会加热地方债务危机。因此，转变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标准势在必行，要把对地方政府的考核由单一的经济绩效指标，转变到更看重收入分配的公平、社会服务均等化等这类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指标上来，使政府切实履行“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
（四）健全监督机制，防止腐败，打造“廉政政府”。
由于权力天然具有自我扩张的倾向，如果对权力监督不力，就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力度较大，同级监督和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则力量薄弱。内部监督力量较大，而外部监督则影响力不强。因此，首先要从加强监督机制的薄弱环节入手，构造严密的监督网。其次，切实保护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力，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同时，抓好政府的廉政建设，特别是与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基层政府，从源头上防止腐败问题。对政府投资来说，政府要公开投资资金数额、使用方向、保管人、剩余额这类信息，以便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确保投资落到实处。
（五）限制垄断，适当放权，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首先，打破各行各业的垄断，向垄断领域引入竞争机制。限制国有企业的资源垄断局面，对其进行充分股份制改造，彻底去除国有企业的行政色彩，使其真正以独立法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自负盈亏。论文参考。其次，要通过立法维护市场秩序，逐步放宽民间投资领域，给市场主体更多投资权利，使经济社会形成充分竞争局面。最后，限制外资的过度扩张，给民营企业更多关怀，提升民间资本的经营活力。坚决扫除地方保护主义，促进资本、技术、人力在国内市场的顺畅流通。
（六）完善社会法律法规体系，稳步推进旧体制的改革
首先，要不断完善农村与城市的社会保障政策，逐步建立统筹全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真正实现全社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局面。其次，推行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监管，坚决惩治违法收入。同时也要鼓励富人更多从事慈善事业，切实履行“先富带后富”的社会承诺，防止财富过分集中。最后，完善产权制度，切实保护私人合法财产。总之，社会经济的有序开展离不开健全的法制，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实现市场经济有序进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证。
（七）优化政府支出结构，防止经济内生性失衡。
长期以来，推动中国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是政府基本建设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近年来，国家对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等重工业领域投入比重较大，轻工业和服务业投入相对不足。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轻工业和服务业。这样一来，一边是重工业领域因投资过热而部分出现产能过剩，一边是轻工业和服务业部分出现供给不足，从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因此，要加大对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投入，增加这些行业的供应能力。同时，加大开发高科技的新兴产业，用新的供给来刺激新的需求，逐步启动居民消费潜力，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做贡献。
2010年即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年，更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消退，国际经济形势变得更不确定。从其他国家的经念来看，经济的转型难免会伴随着短暂的经济下滑。但从长远来看，搞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把投资的“接力棒”交给企业，把经济增长的“蛋糕”分给百姓，从而使经济增长逐步转移到依靠内生动力上来，这样中国经济必将迎来下一个黄金周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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