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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萨特(1905—1980)是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是西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之一，萨特的匮乏理论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该理论认为，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在匮乏基础上开始的，阶级的对立是匮乏的必然结果；匮乏已经内化为人的非人性的人性结构，是人类历史发展可能性的基础，劳动既是匮乏的实现也是对它的超越，由此形成我们的历史。本文在阐释了匮乏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指明了在匮乏理论视域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论文关键词：匮乏,异化,农村公共物品
二战后，萨特深受战时战俘营经历的影响及东欧社会主义胜利和法国战后工人运动的鼓舞，积极投身社会政治运动，并且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使萨特的哲学从个人状态的描述转向社会历史领域延伸。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活的哲学”，只要产生的环境不改变，它是不可超越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实践脱节，变得僵化教条。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个人特殊生存的地位，他的存在主义就是用个体生存的关怀来填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他认为自然界不存在辩证法，提倡所谓的“人学辩证法”或“历史人学”，即一幅以前进-逆溯为方法、以个人实践为出发点、以匮乏——需要为动力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画卷。而在萨特社会历史观中作为“偶然出发点”和“推动力”的，正是“匮乏”范畴，萨特把它当作历史得以产生和运动的终极原因。萨特把从经济学上借用的“匮乏”这一概念，运用在他的哲学中，但不仅仅是用来说明某种商品的欠缺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的问题，而是用这一概念来理解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和历史的发展，用它来规定异化由以产生的客观情景的特征。
一、萨特的匮乏理论
“匮乏”，最初是一个经济学范畴，被译为稀缺性。匮乏这个术语最早是由意大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伽利阿尼创造并运用于经济学上的，匮乏的原本意义是指某种物品或商品等物质资料欠缺而无法满足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情况。
在萨特看来，匮乏首先是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物资的缺乏。其次，匮乏是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类社会而言，就是说，全社会拥有或可能生产的物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需要，匮乏是一种“客观的缺乏”，匮乏是一种环境，是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同时匮乏也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1.匮乏的根源
萨特认为，物质资料的匮乏根源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于人类的自我增殖而造成的对物质资料的需求日益增长，人类自出现之日起就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维持自身的生存，而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们对物质资料的需要也逐渐增加，而自然界的资源具有有限性，因而自然界的匮乏性就出现了。这种需要造成物的匮乏，虽然可以通过社会消灭一部分成员来暂时缓解，随着人口的增加，匮乏重新加剧，因而开始了新的循环过程。
另一种需要是由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人类的文明也会不断提高，而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人们逐渐产生出更复杂和更高级的物质资料需要，人的贪欲而引起的物质资料要求也是无尽的。因而，这便产生了有限自然界供给与人们贪欲的无限扩张之间的矛盾，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矛盾更为突出。而在有限的自然世界面前，人们无限的需要必然遇到物的匮乏，而且这种物的匮乏也会更迅速地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2.匮乏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萨特认为，匮乏既是“必然的偶然性”，又是一种“偶然的必然性”。在萨特看来，匮乏指的是一种外在的、非人为的事实，是既定的、与人的活动无关的东西。每一代人总是继承了前代人留下的一个匮乏的原初存在基础，匮乏的环境并不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是一种偶然的规定。历史的起源和基础就在于匮乏这样一个偶然的事实。同时，匮乏是一种必然性关系。萨特认为，我们所说的匮乏是社会的，这是指欲求的物体在某一社会是匮乏的。匮乏是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个原初现象。按照萨特的意思，由于人原初的和自然之间的匮乏的最基本关系，得以使社会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匮乏，则无从形成社会。因此，匮乏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3.匮乏具有普遍性
萨特认为匮乏的普遍性是指匮乏笼罩一切，渗透一切，无处不在，不仅出现在迄今为止的人的历史中，而且一直到可以预见的将来都要连续不断地影响人的命运。如果人类社会中不存在匮乏，那么历史就是不可理解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引起了对物的需要日益增长，而自然界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决定了它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匮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
4.匮乏的意义
(1)匮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基础。在萨特看来，人类生存的条件的匮乏首先是生产资料的不足引起人类生活必需品的贫乏，因而意味着人类劳动的不充分。因此，为了获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克服匮乏，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就要进行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实践活动，也就要进行劳动。匮乏的状态决定了人的有机体的存在对于劳动的依赖性。而人一旦发生了主动的实践关系，也就意味着历史的开始。因而，历史是从对匮乏的克服开始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匮乏为人类历史的生成提供了基本的可能性，是历史可能性的前提。
“匮乏是人类可能性的基础，但不是他的实在性的实在性的基础。换言之，它使历史成为可能，但是如果要产生历史，那么其它（尚未被规定的）因素就是必要的”。萨特这里说由于匮乏才产生历史可能性，人类社会存在的可能性基础是匮乏。但是他并不知道如果不是一定条件下的社会生产，人类的历史就不可能发生，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
(2)匮乏是“历史发展的消极动力”萨特认为匮乏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出发点，而物质资料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是历史存在的一个先在的前提，是一种既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的基础。先在客观的匮乏环境，自然成为一种被动和消极的动力，迫使人们去进行同环境作斗争的实践活动，去征服和改造既在的自然环境，以求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要超越这种匮乏。
萨特认为世界的匮乏和人类需要的无限必然导致人们联合起来进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使实践成为人类历史性的活动。在这其中也会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在这种实践中，矛盾、冲突和否定性关系将成为历史内容逐渐展开，也形成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的历史格局。匮乏是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张力关系，或者说是人的多元复合性的否定性统一关系。这种否定性的统一关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匮乏则成为历史发展的消极动力。
(3)匮乏造成了双重异化，推动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初开始。一是，人与物的异化。匮乏给人以威胁，人不得不进行生产，不得不发展生产力。人通过自身主观性的计划活动使物按照人的需要来生成，即外部的内在化。同时，人也对物有一定的依赖性，也要为物所制约，这样，人与物就形成了被动的关系，人被物所中介。人成了自己产物的产物，实践成了反实践，即实践具有反合目的性。萨特称这种反合目的性为“实践-惰性领域”。二是，人与人的异化。萨特认为，人类无法通过和他人联合起来克服匮乏，因为联合者中的每个个体都知道，他人世界的存在使得我变得匮乏，因为人互为“他者”。当我和我的他者联合起来一起劳动和匮乏斗争的时候，我的劳动产品可能会成为他者的占有物，并且通过我的劳动滋养了我的他者，这也就使实践产生了惰性。在萨特看来，实践的惰性特点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人们的生命经历就是在这种实践-惰性结构中展开的，这也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社会中阶级斗争发生的契机。
(4)社会也是匮乏造成的。匮乏必然在人群中分出有和没有的人，消费者和亚消费者，从而分出阶级，产生群体，群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共同事业的人临时在一起的乌合，如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人群，在这里“谁也帮不了谁，人人为自己。”另一类是有共同目的的人组成群体，如攻打巴士地狱的人群。但是，共同目的达到后，这种群体也就风流云散了。人们也可以立下誓约，这种誓约群体具有持久性，它可以代代相传，形成一种制度。群体不是有机体不能凌驾于个人之上，国家就是如此，它只是组织者和管理者的群体，它的职能就是保护其他群体和集体，但它没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总之，在萨特看来，人类的活动原本为匮乏所制约，在实际的历史条件下，实践不可避免地陷入异化的境地匮乏-实践-异化构成了历史的展开机制。而人类为了克服匮乏结成群体在社会这个惰性领域里进行实践，历史就是在不断克服异化又产生异化的循环运动。
5.解析与评价
一方面，由于萨特把匮乏作为社会的可能性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不见了，改造世界的武器重新退回到解释世界的纯思辨的理论。因为只有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人类社会才是可能的，并且是现实的。所以萨特的对于人类发展的阐释缺乏说服力。而且，萨特对匮乏的本体论说明还是悲观性的。他更多地强调匮乏在导致人的生存异化中的基础地位。匮乏说明人在匮乏的环境中产生出来，人的生存开始就是可悲的，是一种非人的缘起。就是人经过努力和抗争超越和填补起这种匮乏时，“他们的实践也使这种匮乏内在化”。在这种环境中存在的人必然是异化的。“匮乏作为每个人和所有的人同物质的单一关系，最终变成物质环境的一种客观社会结构’’，因此匮乏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敌对化，在萨特看来“他人是自己的地狱”；同时认为人类历史就是匮乏-实践-异化的循环运动过程。可见，萨特的匮乏理论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循环论和悲观论。
另一方面，萨特的匮乏史观向人们揭示了尊重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对我们理解和运用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萨特曾指出，中国农民为了获取更多的耕地，大肆砍伐森林，破坏植被，环境严重恶化，并且这种恶化随着森林的砍伐而不断加剧。他们看重的是暂时的收获，而对土地的荒漠化和水土流失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萨特看到的正是人类历史的困境所在，显示了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人学关怀，对个人实践的能动性和主动性的重视显示出萨特的人本主义的倾向以及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当前我国实行的科学发展就显示了国家领导人对环境和资源匮乏的清醒认识，这是对我们子孙后代十分有益的。
二、匮乏理论视域下我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处于严重的匮乏状态，这已成为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制约因素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日益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改变农村公共物品的匮乏对于促进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工业化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1.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
首先，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总量不足。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状况是：中低产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约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六成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人数是城市中学生4倍的农村中学生只享受到国家中学教育经费的38％，这导致了农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民只有不到四成，九成左右的农民是无医疗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服务不到位，涉农信息闭塞等等。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
其次，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不合理，信息表达机制不通畅。当前，我国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是政府，公共物品的决策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因此，这造成了农民急需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而有些对目前农业生产作用不大的公共工程却供给过剩，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村的发展。
再次，公共物品供给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目前，公共物品主要由政府提供，供给决策都是由政府做出，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了解很少，造成了许多的形象工程，大量资金没有用于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导致资金利用的低效率，从而也丧失了政府的信用。
2.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路径
一是建立民主科学的农村公共物品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机制。农民是公共物品的直接使用者，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否符合农民的实际需要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高低的衡量标准。我国现行的公共物品决策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起了主导作用，导致了公共物品的供需差距，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因而应当尽快建立“自下而上”的公共物品需求表达机制，使农民参与到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来，切实满足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二是改变单一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实现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主体化。我国当前公共物品只是由政府单独提供，这完全受制于当年的财政收入。往往财政收入少的年份，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会比较大，这样便形成了公共物品供给的较大缺口。应当放开政府对公共物品的管制，实行政府与市场供给相结合，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其中。实行“投资与收益相结合”和“量力而行”的原则，实行小型项目的“民办公助”，大型项目“公办民助”的政策。同时逐步允许民间组织和私人企业参与进来，通过贷款和土地等等给予反补。
三是建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我国当前公共物品供给缺乏效率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监督，许多公共工程作为展示业绩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应尽快建立起公共物品工程供给的监督体系，确保公共物品的供给的实用性。同时完善公共物品供给的评估机制，将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质量同政府绩效考评联系起来，完善各项考核指标，确保公共物品供给的成本与效率的兼顾。
四是进行土地制度创新，加快土地规模经营。基础设施等公共品投入大、收益慢,是分散的农户所不愿和不能承担的,“搭便车”则成为普遍选择。目前我国的土地产权具有不完全的排他性,所以不同的合约安排(包括形式和时期)影响着资源的配置效率。应加快土地规模化经营，在保证长期收益的前提下,引导私人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因此,虚化土地所有权,强化经营权,使农户耕地承包经营权永久化、物权化,允许经营权长期永久流转,并可继承、抵押,实现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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