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学术分类上，儒家格致的自然研究体现出某种功利性。在经史子集4部分类法中，与自然研究相关的门类多被置于子部之下，其中，“农家”以“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医家”以“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天文算法”以“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术数”以“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艺术”以“游艺亦学问之余事，1技入神，器或寓道”（注：《子部总》，《贺编》，卷5，学术5，文学5。）。由此可见，虽然自然研究已成为儒家行为的1部分，但自然研究与理学是1种依附关系。假如有关自然研究的知识对儒家格物的终极目标无益，那么这些知识也许就失去了意义。这种情况制约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研究向近代科学的转变。
于是，当近代科学以“西学”的形态输入时，这种儒家格致的认知架构便面临着挑战。人们在将西学进行“格致”的归类时，自身的格致概念也便在不断调整。
2、中西格致之别
《4库全书总目提要》为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西学凡》所写的提要《西学》，以儒学为参照，认为西学是：“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与儒学次序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数之末；而所穷之理，又支离神怪而不可诘。是所以为异学耳。”（注：《4库全书总目提要·西学》，《贺编》，卷69，礼政16，正俗下。） 这1评论反映了人们将包括近代科技的“西学”纳入儒家的格致架构中来理解，其“次序”在“器数之末”。
这种评价也为晚清知识分子所继承，体现在他们专门讨论中西格致之别的文章中。这类文章主要收在《陈编》的“格致”门类下。辟出独立的“格致”门类，说明人们已有将格致视作独立学问的倾向，然而从其讨论来看，这些议论虽已承认西学格致在实际应用上的优势，并倡导学习近代科学知识，但最初对两者之间本质差异的认识没有大的进步。如李鸿章的《格物入门序》，还主要是从训诂而不是学理的角度来看待两者的差别：“如以西学‘界’字之义诘大学‘格’字之意，则界以内皆所当穷至者也，界以外皆所当扞御者也。2家之说，无事纷拏矣。”虽然他没有将西学格致视为“异学”，但在他看来，近代科学也仅是有关“象纬器数”的学问，价值在于“开物成务，利用厚生”。另外，从他强调“西学格物之说，不背于吾儒”（注：李鸿章：《格物入门序》，《陈编》，卷10，学术10，格致上。） 的观点可知，近代科学要为人所接纳，就必须首先融入儒家的思想体系。
曾就学于上海广方言馆的钟天纬，认为“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注：钟天纬：《格致说》，《陈编》，卷11，学术11，格致下。） 在这里，格致的物理与义理已经分开，但钟天纬认为中西格致的差异只是侧重点不同，因而声称“苟稍分制艺之精神专究格致，不难更驾西人而上之。”（注：钟天纬：《西学古今辨》，《陈编》，卷11，学术11，格致下。） 显然，钟天纬虽意识到“艺”的重要，但道、艺仍不是地位完全平等的学问。彭瑞熙也持同样的观点，称“世有求格致者，以道为经，以艺为纬，则中西1贯，亦何异之有哉。”（注：彭瑞熙：《中西格致异同辨》，《陈编》，卷10，学术10，格致上。） 这就是说，儒家知识分子只要对“艺”多重视1点，中西格致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葛道殷也认为两者的差别很小：“格致之理固无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