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将西学的格致纳入儒家格致的“器数之末”，其原因是仅注重西方技术的应用价值，对抽象原理的研究则甚少关心。确实，正如英国学者斯诺所说，“学术界没有为工业革命做任何事情，……109世纪工业而论，1切想法来自富于幻想的狂热者和聪明的工人。”（注：斯诺著，陈恒6、刘兵译：《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4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1页。） 纯科学的研究与当时应用技术的革命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
然而，科学知识的增加，使得儒家的格致越来越难以包容西学的格致。王佐才就格致的“物理”和“义理”间的区别，提出“中西相合者，系偶然之；中西不合者，乃趋向之歧”。他认为，中学格致“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并且明确指出历代学者所谈的格致“从未有及今之西学者”（注：王佐才：《中西格致源流论》，《陈编》，卷11，学术11，格致下。）。他还注意到儒家的格致因“厚古薄今”之风而成为几乎停滞的学问，而西学格致在他眼中是变化的、发展的、切乎实际的学问，1静1动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差别。于是，西学的格致有了独立于传统格致架构之外的倾向。
人们也逐见看到近代科学本身的1些特性。如《格致论》认为格致本身有“体用”和“本原”，指出“苟习于日用之常而不察其体用，或惊为罕见之品而不溯其本原，类分飞、潜、动植而不辨其宜性，判燥湿刚柔而不别其等”是不行的。“尝考天文、5行、食货等书，言物性者或未竟其本原，论物理者或未推其变化，传疑者不敢强解，志怪者无从索解，学者于此安能冀其玩索而有得乎。”（注：《格致论》，《邵编》，卷95，格物部1，格致。） 这里实际上已涉及了近代科学研究的1些要素：观察、怀疑、辨别、归纳等等。于是，作为近代科学的西学格致成为1种有自身本体和方法的独立学问。有人指出西学的格致是“会通”的整体：“泰西之格致，悉为天然之公理，由人事之试验，渐推渐广，以神其运用也。分而言之曰算法、几何、热、重、电、化、天文、地理、声、光、汽、水、动植、全体、医、农、测侯、矿产等学；合而言之，皆1理之贯，各有相关。徒知1学无以得要旨，泛览各学无以造精深，贵交通以明其理，专1以见储用，循序渐进乃有实获。”（注：《格致会通说》，《甘编》，卷20，学术。）
西学的格致超脱传统的格致概念，使近代科学成为人们独立的认知对象，但要具体掌握科学知识，人们还必须跨越这些知识背后的中西文化畛域。
3、跨越中西文化畛域的科学认知
虽然科学知识本身没有国界，但是承载科学知识的人是有特定的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于是，人们在理解来自西洋的科学知识时，1个通常不可避免的步骤便是试图将这些知识转移到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
“西学中源”说就是这种转移的最常见表现。此说虽源于清初，但在除《贺编》外的《经世文编》各编中大量涌现，1方面是出于文化至尊心理，使引进西方科学不被斥为“用夷变夏”，另1方面也出于寻找中西学会通的路径，尤其在涉及具体知识的问题上。例如，姚模就代数学与4元法间的关系说：“从来理溯渊源，必由乎旧，术求敏捷，必出以新。数学自河洛图书，而后门类日增，精义日出，诸法繁多理甚精奥入者，未深迷眩矣。至本朝西人以借根方法传入中国，借根方者即西国代数也。至近年而代数盛行，其式虽繁而理尚明，晰然西法代数即中法4元，阐而明之，集而补之，故曰代数本于4元。”他认为，“盖4元之法中国失传而后流入天竺，由天竺而传入欧西，经西人推阐增详，创为代数，复行于中国，习算者以4元简而深为难，以代数繁而浅为易，遂谓4元不及代数，中法不如西法，是未知代数之渊源与4元之奥旨也。”（注：姚模：《西法代数本于中法4元说》，《求是斋编》，卷14，解释。） 虽然这种代数源于中国的考证全部出自臆测，但将西洋代数学与中国4元法互相参照，无疑有助于加深对代数学的理解。而随着人们对科学知识了解的深入，这种初期“中源”说的谬误也日益显现，于是又有人再为其正本清源，以求得更准确的认知。如有人就早先代数称为“东来法”而证其“中源”的说法指出：“所谓东来法者，系当时译书之误，西名阿尔热巴拉，系天方国方言，言多少2数等而相消，即今之方程式也，并非为东来法。世传借根方本于天元，其言之不确。”（注：《跋中西算学源流考后》，《何编》，卷8，学术，算学。）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转移而得出有创新意义的解释。徐有壬就是1例。他将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中求球台侧面积的公式在参照唐代李淳风的《9章注》后，提出了“截球术”：“《几何原本》谓：球与同径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