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农民起义的口号与理学的产生没有必然联系。既然农民起义的“均平”口号产生于唐代后期，那么，理学为什么要等到北宋立国的80年后才产生？2者在时间上难吻合。同时，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口号前期“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后期“转而为财产平均”，也说不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真正口号1直是直指封建政权，根本不是什么“偏重人身安全的保障”和“转而为财产平均”。如秦末陈涉首次起义就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6）黄巾起义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亦如此。（7）而“人身安全的保障”、“财产平均”等，只不过是义军在起义过程中，争取民心的某些具体政策而已。
第4，民族矛盾尖锐也不能说明理学的产生。中国古代1直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矛盾1直较尖锐，如春秋战国、南北朝等时期。而且，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的尖锐程度1点不亚于宋、明时期，为什么南北朝时期没产生理学，偏北宋产生了理学？尤其是，北宋中期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当时的民族矛盾并不尖锐，而是处于平缓时期。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8）即可为证。怎么能说理学是在民族矛盾尖锐时期产生的呢？
从学术思想条件看：第1，“以己意解经”非自北宋才兴起的学风。应当指出：“以己意解经”作为1种思维，不是自刘敞著《7经小传》始，而是古已有之。早在先秦，《公羊》对《春秋经》的阐发，就已完全抛弃了笺注，取而代之的便是“微言大义”；汉代董仲舒、何休对《公羊》的解释亦如此。那时为什么未产生理学？偏北宋中期的“以己意解经”才产生理学？而且，刘敞著《7经小传》时，理学已产生。因为理学产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刘敞生于公元1019年，他不可能21岁就著《7经小传》。所以，他的《7经小传》只是对理学思维方法的迎合，不是理学产生的思想前提。
第2，“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亦然。佛学与道教思想对儒经的渗透，不是宋代特有的现象，早在汉末至唐代，这种渗透关系就1直存在。将“佛学与道教思想的渗透”作为理学产生的1个思想根源，不妥。而且，理学先生们基本都排佛、道，标榜自己是纯儒。
第3，宋、明在数学、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上的发展与理学的产生亦无关。要知道，理学的创立者们，都不关注科学。即使是后来的1些理学先生如邵雍，最精通的是数术，而数术非科学。特别是，在理学先生们创立理学时，侯外庐等先生所说的《梦溪笔谈》、《营造法式》、《洗冤录》、《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都未问世。如其中最早的两部著作《梦溪笔谈》和《营造法式》，前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090年左右，后者成书的时间约在公元1100年；而北宋3先生创立理学，则在公元1040年左右。它们怎么能做为理学产生的科学基础呢？更有甚者，宋、明时期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反理学的！当时，对理学的产生具有决定作用的著作是陈抟道士的《无极图》，但《无极图》不是科学，侯外庐等先生对此只字未敢提。
另外，在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关于理学产生的政治条件，还有1个“新旧党争”问题，即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等人为代表的守旧党的斗争。（9）不过，在《宋明理学史》绪论中，此说没再出现。可是，在《宋明理学史》的正文中，此说又多次被提及。如该书在谈到胡瑗时说，“要理解宋代理学，必须从理学与新学的对立这1线索着眼。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在政治上即是旧党与新党的对峙，双方分别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首”；在谈到石介时说：“石介对王安石新学颇多不满”等。必须指出，王安石是在公元1042年登科，他的新党与新学是在公元1069年前后才形成的，因为他是在此年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而理学产生于公元1040年左右，理学与新党的对立怎么能做为理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呢？尤其可笑的是：石介死于公元1045年，他连王安石新学的毛都未见过，怎能“对王安石新学颇多不满”呢？对此，《宋明理学史》还解释说：“他们（司马光、王安石）的活动时期约晚于‘宋初3先生’210年左右，但是3先生已经揭开双方对峙的序幕，新旧党争的正式开场是在神宗熙宁年间，但其整个酝酿和发展过程却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仁宗庆历年间。”如，当时“胡瑗所讲是‘明体达用之说’，不同于王安石只讲‘用’而不讲‘体’。这样说王安石是不公允的。”（10）应当指出，这种说法不能自圆其说。因为此时王安石的新学尚未形成，此时王安石也未反对过胡瑗，此时只有胡瑗的“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