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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师的医学人文情怀药理学家秦伯益院士访谈录[2]
大学毕业时，学校推荐一批学生去苏联留学，药理学专业有一个名额，给了我。留学回来后分配到部队。我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后，业务上一切都很顺利。1977年，中央批示恢复技术职称时，地方上提升了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的职称，此后，军队里树了四个标杆，我是其一。
工程院成立后，我被评为第一批院士。 “你的前途不取决于这次勒令退学不勒令退学，而是取决于今后你能不能成才_如果将来你能成才，这段历史就是光荣历史;如果你将来没出息，就说明你从小顽劣不堪飞” 记者:能否讲述一下，在您的经历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或事件? 秦伯益: 回过头来看，不管顺境还是逆境，只有几步对决定命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另外，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了。
1948年底，我因为参加地下学生运动(还未入党)，被原来的学校记者:目前，研究生扩招，大多数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报考条件未对临床工作经历作出限制，仅有少数医学院校要求考生需具备1一2年的临床工作经验。大批硕士生、博士 c日{NA CON7fNU‘NG MEDICAL EDUCATION 03 生都需要开展课题研究，却苦于没有思路。为完成论文，有些人重复前人的研究，毫无创新。而医院里，“诊断不明”、“病因不明”或“目前难以治愈”的情况时有发生。您认为，从事医学研究时，应如何确定医学科研的出发点，怎样实现科研应有的价值，秦伯益: 医学科研的出发点是临床需要，医学科研的最终归宿是临床疗效。现在有的人走得越来越偏，是因为越来越往深的方面去研究，而脱离了临床。没有临床经验的人在选题上往往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临床需要出发。 香港的范上达教授，在肝移植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就是从临床需要一步一步走，走了以后，再回到基础、基础再到临床、临床再到基础，需要很多次反复，也就是现在提倡的转化医学。 目前一些医学研究生培养方案对临床研究很不利。医学研究如果只想着发论文、出成果，紧跟分子生物学走，是不应该提倡的方向。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解决临床中的实际问题是应该的，但不能一味地依赖。比如SARS传染的问题，还是最古老的办法—“隔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分子生物学是一个发展方向，但不意味着一股脑儿地往这个方向奔，特别是三年硕士、三年博士，都采用这种模式只能是做模仿别人、套路式的工作，是体现不出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比如，哥白尼、伽利略提出“地球围绕太阳转动”，如果其他国家的天文学家也模仿类似研究，得出“我国的土地也围绕太阳转动”的结论，就没有什么创新意义了。
CH}NA CONTINU}NG MEDICAL EDUCATION 月呀血甘记者: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医院(三0一医院) 副院长范利呼吁“关注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据调查，28%的医护人员有焦虑、烦躁感，12%的医护人员患有抑郁症。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医疗卫生行业的人才流失隐患相当大:有 15%的医护人员正在准备离开岗位， 36%的医护人员在犹豫改行，58%的医护人员反对子女、亲属从事医卫工作。您认为，作为医务人员，怎样培养自身的素质，才能在平凡的工作中获得良好的职业满足感和成就感，秦伯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牵涉医学领域，也涉及医学外的工作。医学外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这是我们解放以来一直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是从“打天下”开始的，是以革命党的一些理念和行为方式来工作的。
我们把一个四分五裂的、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凝聚成现在的坚强的实体，思想政治工作功不可没。比如，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政治纪律是不可能成功的。 从整个社会大的背景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都很重要，政治纪律教育不能代替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天长日久、耳濡目染，形乎内、发乎中，深入骨髓、沁人心脾的，是反映在事事处处、体现在时时刻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