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崖佛寺是佛教石窟寺艺术中国化的产物，是石窟寺的晚期形态。它是石窟寺发展和地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对研究我国宗教文化艺术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也是研究地方宗教文化艺术发展史的重要实物。
摩崖佛寺是怎样选址的？
巴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摩崖造像遗存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并遗存有多处以巨型摩崖造像为中心的佛教摩崖寺庙。其中以四川乐山凌云寺、荣县大佛寺，重庆潼南大佛寺、江津石门大佛寺、大足密宗道场等最具代表性。
背山面水的典型格局
印度的佛教石窟寺是带有单纯崇拜性质与浓厚苦修色彩的所在。但是，佛教传入我国后，逐渐受到本土文化氛围的濡染，佛教建筑和石窟不再作为单纯的宗教场所而存在，而是逐渐形成了与优美的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典型格局。
早在魏晋时期，佛教寺庙的选址就已经出现了向风景优美的自然山水景区转移的现象，石窟寺的选址也莫不与自然山水密切相连，如莫高窟有大泉，云岗有武州川，龙门有伊水，炳灵寺有黄河。巴蜀地区本就具备丘陵密布、沟壑纵横的地理条件，摩崖造像和摩崖佛寺的选址更无不在山水秀丽之处。石窟摩崖与山水林木、亭台楼阁一起，共同构成了奇丽的景观。
巴蜀地区修建较早的摩崖佛寺乐山大佛寺（凌云寺），位于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交汇处的凌云山顶，大佛开凿于高近百米的绝壁之上，山水隽秀，气象万千。潼南大佛寺位于定明山下，背依独云峰，面向气势磅礴的涪江，江面开阔，视野宽广。江津大佛寺、七檐佛阁背靠崖壁，层叠而上，俯瞰浩浩荡荡的长江，气势宏伟，庄严巍峨。这些佛寺都遵循了背山面水的选址原则。
摩崖造像对选址的要求
摩崖佛寺的修建既是浩大的建筑工程，又是伟大的艺术创作。佛寺的选址除了宗教本身的要求外，还充分考虑到摩崖造像的需要，因而与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高大的摩崖坐像及楼阁式摩崖佛殿为中心的佛寺，多选址于开阔型地段。潼南大佛寺所在的独云峰即是高２０余米的丘陵台地，沿江岸形成连续的天然崖壁，笔直陡峭，如同刀劈斧削，７重檐佛阁高约３０余米，佛阁和观音殿、玉皇殿等沿岩壁横向布置，气魄十分宏伟。婉转东流的涪江在这里形成平坦开阔的沱湾，具有良好的观赏视域。
内聚型的造像道场多选址于封围型地段。大足宝顶大佛湾密宗道场是最典型的例子。大佛湾是一个马蹄形的大峡谷，长３００米，宽约１００米，高约４０米，造像、佛殿建筑及窟檐建筑均布置在峡谷内东、南、北的三面悬崖上。峡谷东高西低，东、南、北三面绝壁耸立，惟西面出口正对着南北走向的龙潭沟峭壁。由于四周闭塞，西北风和东南风吹过宝顶山的时候，都很难进入峡谷内。而且，它的多数造像分布在南北崖壁上，阳光直射的时间很短。这对保护石刻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此之外，偶尔也有造于交叉地带的摩崖佛寺，如涞滩二佛寺就属此种类型。
选址中的“反风水现象”
摩崖佛寺既然是我国古代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选址布局上就势必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我国古代风水理论的影响。比如“背山面水”就是风水理论中建筑和城市选址的理想模式。但摩崖佛寺选址中更引人注目的却是看似与风水理论不符，甚至是相矛盾的地方。
摩崖佛寺的选址有个共同规律，就是这些建筑选址于“形煞”之地。这些形煞之地包括峭壁、怪石、山顶空间、江河的“反弓”处等等。几乎所有摩崖佛寺，都选址在水流的“反弓”一侧，潼南大佛寺、合川涞滩二佛寺、江津石门大佛寺等无一例外。又比如，一些摩崖佛寺如大足宝顶大佛湾造像和建筑选址在山坳之中、悬崖之下，还有像涞滩二佛寺下殿与峭壁怪石参差而生，这些均是一般民居、府第的避忌之处。在朝向的选择上，摩崖佛寺的选址更是与“坐北朝南、负阴抱阳”的理想模式相去甚远，摩崖佛寺的朝向不一而足，有的坐北朝南，也有坐南朝北的，同一寺庙中建筑朝向各异的也都存在，这些都反映了摩崖佛寺选址的特殊性。
出现这种特殊性的原因：一方面是雕刻造像的特定需要决定了佛寺的选址，例如整齐如削的峭壁、岩石围合的山谷等，这些都是摩崖造像的好处所。另一方面是由摩崖佛寺建筑的宗教性质决定的。我们平时所说的“坐北朝南、负阴抱阳”是风水理论中有关阳宅和城镇选址的基本准则，作为宗教建筑，摩崖佛寺选址的价值取向是不同于民居的。居住建筑的选址趋吉避害，尤其忌讳选在“形煞之地”；而在风水学中，寺庙本身就是“镇物”，认为可以“镇煞”，此非民居所能。从巴蜀地区修建较早的乐山大佛的开凿动机来看，募建人海通和尚是见到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之地水势凶险，常有沉船没舟的悲剧发生，“因作古佛像”（引自《凌云大像记》），其本意也是在于镇水消灾。寺庙选址于形煞之地，并将形煞之地加以化煞，将特煞转为特吉，是因为风水学基于易理，认为事物没有绝对优势，也没有解决不了的“绝地”。物极则反，转化之后，极劣可以变为极优，这是摩崖佛寺选址有异于民居的特殊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