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敦煌石窟遥相呼应，京郊房山一万多块石刻经书，是文化史上存亡续绝的又一壮举——
石经回埋：留得青山慰后人
要想读懂古都北京，你不妨绕过京城的雕梁画栋、繁华市井，往西南跑一趟房山。房山是古都一座静悄悄的后院。四五十万年前，“北京猿人”在房山的周口店渐渐挺直了腰板，举起粗砺的石块叩响了文明社会的大门。3000多年前，西周燕人在房山的琉璃河垒筑成地球上现存的最古老的都城之一。说起我们这个黑眼珠、黑头发、黄皮肤的文明，房山无疑是一个重要源头。当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早已香消玉陨的时候，中华文明从周口店、琉璃河的筚路蓝缕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一脉相承，虽历尽劫波却始终香火不绝。如此坚忍而强悍的生命力从何而来？同样座落在房山的云居寺可能就是解开谜底的一把钥匙。
“法难”过后，静琬和尚发愿刻经于石，僧俗接力，默默地刻了一千多年——
先秦诸子奠定的中国文化，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佛教的传入使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宋明理学就是儒与佛交接融合的思想结晶。对思想学术握有生杀大权的皇帝，对外来的佛教怀有复杂的心态。有时他们崇佛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像南朝梁武帝萧衍曾四次舍身寺院为奴，每次都是由群臣向寺院捐重金赎还；有时又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北魏的太武帝、北周的武帝都曾下令灭佛，没收寺庙、焚毁经像、杀害僧人或逼其还俗，佛教史上称之为“法难”。
鉴于大批手写经卷被付之一炬，人们希望找到一种不易毁灭的载体来传承佛学经典。公元615年，也就是仇佛的北周武帝死后37年，静琬在房山的白带山下发愿刻造石经。从《涅盘经》到《华严经》，他挥动斧凿，一刀接一刀、一帙接一帙刻下去。刻完一批就悄悄埋藏在洞里，没有也不需要旁人喝彩，甚至来不及自我欣赏和陶醉一番。白带山外的世界已是人声鼎沸：隋炀帝从大运河南下，巡幸扬州时被杀；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逐鹿中原；玄武门之变，开始辉煌的“贞观之治”，八方来朝……消息偶尔也传到静琬的耳边，他从容如初，仍埋头在石碑间。人世间的沧桑之变，在他看来已是花开叶落、寻常事也，何必感慨唏嘘。他的双手只为后世而劳作，他的心灵只与后人对话——
“琬敬白：未来之世，一切道俗，法幢将没，六趣昏冥，人无慧眼，出离难期，每寻斯事，悲恨伤心。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劫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慧灯常照，万代之后，法炬恒明……”
用佛教语言写出的这段话，浸透沉痛的文化忧患意识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足以感地动天。传说静琬想就地建寺庙却缺少木材，于是，“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
[NextPage] 静琬之后，他的弟子玄导、仪公、惠暹、法玄等继承了他的事业，“凡五代不绝”。再以后，房山石经成为轰动幽燕十六州的盛事。历朝历代赞助者的名单都可以排成一个长长的系列。其中，自然少不了僧人，也有官员、百姓，甚至是道士；有汉人，也有契丹人、女真人，甚至是高丽人。到明末大书法家董其昌为第五藏经洞题写“宝藏”二字门楣时，已经刻了1．4万块石板，包括佛经1122部3572卷。它们立起来可以排成25华里长，是一道蔚为壮观的文化长廊。92岁高龄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去过无数次云居寺，如今在北京医院谈起房山石经还连声赞叹：“了不起!了不起！从静琬到董其昌，刻了1000多年没有中断过，房山完全称得上是北京的敦煌。”
从房山到敦煌，中国的优秀儿女面对苍山背靠原野，奏响了同一曲存亡续绝的悲歌。静琬房山发愿的几百年后，在西域敦煌，眼见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那些不知名的士子在山洞里匆忙埋下一批文化典籍，1000年后一出土便震惊了世界；在抗日战争的颠沛流离中，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冬天戴着两顶帽子御寒，培养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大批科学文化栋梁之才，包括两名诺贝尔奖得主；在本世纪中叶阶级斗争的风声鹤唳中，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经济学所，蒙冤受屈的张闻天、顾准和孙冶方等人切磋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为今天的经济改革发出先声；在连识字课本都十分稀缺的“文革”期间，出版家姜椿芳在秦城监狱里萌发编写中国第一套大百科全书的设想，出狱后又为之奔走呼号，直到梦想成真。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有如火中凤凰，多灾多难而一次次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如此珍爱自己的文化，哪怕是点燃自我也要保证文明薪火相传。房山的1万多块石经可以作证，还有同存云居寺的明代僧人刺舌尖血书成的3本血经也可以作证。
1957年，埋藏地穴的辽金石经重见天日，竟是久已失传的《契丹藏》——
1956年，为纪念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组织对房山石经进行大规模发掘整理。赵朴初、周叔迦等中国佛协领导给予了极大关注。原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黄炳章、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阎文儒等人参加发掘工作。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先是在雷音洞栖身，后来搭起简易工棚，但还要挑水上山，骑毛驴去买菜、买米。
除了清理一直向游人开放的雷音洞，他们还打开了另外8座久已封存的藏经洞。9座山洞里的4000多块石经主要是隋唐时代所刻，也有少数宋元人的作品。唐开元十八年，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新旧译经4000余卷，由长安沙门的版本专家亲自送到云居寺。皇帝赐经当是稀有善本，可供校勘历代藏经的字句脱误。
一座辽代碑铭上说，云居寺已被毁坏的南塔“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藏有石经碑4000多块。1957年夏，黄炳章等人在南塔的东、南、北方向各掘一道探沟，塔西因挨着山崖而无须开掘。一周内在南边发现了地穴，有大半个篮球场那么大，深5米，埋藏着经碑6层。他们按经碑排列顺序就地编号，再抬出拓印。等拓印完毕一清点，发现经碑1万余块，比碑铭上的记载多出一倍以上！这是因为自那块碑铭之后，地穴又开启了两次，埋进了辽后期和金代所刻的经碑。到辽代，唐玄宗所赐经书应已刻完，此后依据的是什么底本呢？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内发现《契丹藏》残卷，与房山地穴石经一对照，连每行字数和个别字体都完全一样。辽代石经原来竟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契丹藏》复刻本！辽占据幽燕一带后，国运日隆，人才济济，很快就编出《契丹藏》。这是我国官修的第二部集佛教典籍之大成的“大藏经”。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是北宋编纂的，但不如《契丹藏》制作精美。契丹王室很有气派，送了一部给高丽，成为新《高丽藏》的重要依托；也送了一部给房山。纸介《契丹藏》已经失传，而以此为底本的石刻就成了稀世之宝，它比《高丽藏》和日本的《大正藏》更为准确，佛教国家和国际汉学界向房山投来欣羡的目光。前些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也是以房山石刻《契丹藏》作为重要校本。
1999年，拓印完毕的辽金石经将归藏地穴，静琬等前辈可以心安了——
人们注意到，经碑在地穴中保存普遍要比在地面好，字迹清晰，极少漫漶不清。这向当代人无言地提示了石经收藏之道——黄土掩埋，最简单的可能也是最科学的。3年前，云居寺曾尝试在经碑上涂一层无色、无毒的有机硅，以隔绝空气，后因有专家对此举的长远效果表示怀疑而作罢。岁月无情，存放于云居寺库房的经碑与41年前刚出土时的照片对比表明，大气污染等因素已在悄然销蚀石经上的字迹。
赵朴初先生有一个多年的心愿，就是考虑到所有1．4万块石经已经拓印若干套妥为收藏，尤其是《房山石经》辽金部分22册已经出版，可以将石经归藏地穴。房山区委、区政府和北京市文物局制定了1999年9月9日将辽金石经中的8000块回埋的计划。北京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市委书记、市长贾庆林曾到云居寺实地考察。中国佛教协会、中华慈善总会也给予大力支持。据房山区委书记单霁翔介绍，北京市文物局古代建筑技术研究所已为回埋编制了科学的论证方案，还要广泛征求文物、宗教、建筑、石材、空调、气候等方面专家的意见。这位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见解富于哲理：对自然文化遗产也需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我们这代人不能把文物遗产用尽用绝；石经回埋就是为了等到后代掌握了地面保护技术的那一天，能比我们今天保护得更好。
记者不禁想起当年静琬对后人的告白：“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今天的中国政通人和，宗教自由得到较充分的尊重，也许是静琬等前辈收拾起惴惴不安的心情，笑看石经回归故土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