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人三部曲中的茶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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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文化在茶人身上的展现

(一)和谐、中庸

茶生长于青山绿水之间，味道平和，苦中带甘。处于浓烈的酒与寡淡的水之间，保持自己独立中庸的位置与风格。中国的茶道尤重和谐与中庸，无论煮茶的器物还是泡茶的水都首先讲究和谐同一。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所描述的煮茶风炉，形如古鼎，按照《易经》中的五行八卦制作而成，使矛盾的水、火、风相容相济，“风能兴火，火能熟水”，只有这三者达到和谐统一才能煮出好茶。陆羽对于煮茶的水的选择也同样体现了和谐与中庸，“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瀑涌湍濑勿食之……”［1］32。饮茶环境要与自然相融、与心绪相协。茶道中讲究的与人为善、和平共处都是与儒学精髓相契合的。《茶人三部曲》的主人公杭家茶人嘉和并不是一个信奉儒教的人，从职业上看，他是一个商人，但在他身上却真正体现了茶与儒的完美结合。他沉稳、内敛而又节制，他一生所努力的目标就是希望杭家能在风雨飘摇的乱世获得一份宁静，希望杭家人都能在灾难来临时顺利度过。在杭家复杂混乱的关系中，他努力使之达到平衡和谐，处处与人为善，与茶农、茶商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重情谊、轻利益，在同行中获得尊重和信任。他并非是一个人云亦云的“好好先生”，对人、对事都有着清醒而敏锐的认识:他能在事物的两端之中取一个绝佳的中和，面对狂热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者林生对其“中间派”态度的指责时，他说:“我不是伸出两只手把你们推开，自己站在中间的中间派。我是把你们一边一个拉起来打碎了再化合成的中间派。大情之现，必以中和之声。”［2］501因此，当他第一次直面血与火时，他表现出了不理解甚至有些无所适从。他沉浸在茶的和平的世界中，面对接二连三的冲突与流血，“在内心里，他发出了强烈的震撼———他越来越不能够解释身边的这个世界———他是一个从血液里、从心理到生理都无法离开和谐的人。”他总是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能生存至今，实乃人的天性不能离开和平。”［3］119儒家的中庸和谐思想在嘉和身上得到了极好的展现。

(二)自省、达观

《茶经》有云:“荡昏寐，饮之以茶”［1］37。茶有提神醒脑之功效，唐代白居易诗云:“破睡见茶功。”宋代苏东坡也有诗赞茶有解除睡意之功:“建茶三十片，不审味如何，奉赠包居士，僧房战睡魔。”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说:“饮真茶令人少睡，故茶称不夜侯，美其功也。”五代胡峤在饮茶诗中赞道:“破睡须封不夜。”因此，有“不夜侯”之称。因此，饮茶之人对于所处之环境、情势总有着清醒的认识，不管所认识到的让人痛苦还是使人开心。而饮酒之人则总喜欢把自己的愁烦发泄在酒中，“今朝有酒今朝醉”、“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把酒当作逃离现实、躲避忧愁的工具。茶也有“忘忧君”的称谓，但茶的忘忧在于让人心境平和、宁静，以达到心灵的旷怡与舒畅。茶中所蕴含的这份清醒与理性又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因此，以茶代酒，更达观，更清醒地看待世界，涤去心中的昏寐，面对朗爽的天地是历代茶人最大的追求。这也恰是儒家茶道与道家茶道和佛教禅宗茶道的区别之所在。嘉和从小对于自己身为杭家长子但又是庶出的奇特身份有着极其敏锐的认识。他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不能住进杭家大院的外室，自己从小在奶奶身边，是杭家的大少爷，与母亲小茶有着地位上的差异，与自己叫着“妈”的沈绿爱则有着情感和血缘上的隔膜。因此，从小他就沉默、内敛，却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对世事清醒的认识同时使他比一般人更能自省。五四期间，嘉和在嘉平的感召下，怀着巨大的激情在自家的茶园开展“新村”运动。但跳珠的死让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现实与理想之间那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由梦想退回到了现实中。但这并非消极的逃避，而是清醒后积极的选择。面对日军的暴行，崇尚“和”的嘉和陷入了巨大的迷惘，但他很快地从中反省过来，以巨大的勇气和让人折服的气势直面灾难。杭家二少爷嘉平也是一个洞明世事之人，不过与嘉和的从小处着眼不同，他把他的洞察力放在了对时局政治的关注上。他清醒的认识到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斗争，意识到日军侵华将要带给中国的毁灭性的灾难。这些清醒的认识并没有使他们陷入悲观绝望中，反而使他们以更积极、更乐观的人生态度来面对所有的困难，也使他们最终走出困境，获得胜利。

(三)励节、积极入世

儒家思想一直倡导积极的人生态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历代知识份子的人生理想。儒家思想还强调对个体人格的尊重，“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中国茶文化不仅吸取了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而且把儒家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也融入其中。把茶看作是养廉、励志的手段:“以茶可养廉”，“以茶可雅志”，“以茶利礼仁”。茶一方面使人平和，而另一方面却使人孤高自重。杭家茶人多是以和为贵的谦谦君子，向往和平、宁静、与茶相伴的安详生活，但他们并非逃避俗世，只钻茶理，他们展现得更多的是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及“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杭家老茶人吴茶清年轻时是反抗清廷的太平军，在杭家茶庄里安静祥和的过了大半辈子。当辛亥革命爆发期间，英勇的茶清伯只身犯险，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赵寄客、杭嘉平、杭忆、林生、寄草都是时代的英雄，他们把自己融入革命的洪流中，自觉担当起济世扶人的责任。日军占领杭州期间，平和内敛的杭家人更是展示出了动人心魄的豪情与气节。有着一半日本血统的杭翰因打了日本兵两个耳光被日军首领小堀一郎抓住，被皮鞭打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的十来岁的青年仍坚持用最后的意志吐出“中国人”三字。柔弱多病的杭家女儿杭盼在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哥哥的自由。杭家媳妇———美得似一个绢人一样的日本女人叶子面对自己像野兽一样的同胞，其目光、神情是那样的坚定与执着。荷枪实弹的小堀一郎威逼嘉和与之对弈，嘉和只是沉静地用衣袖拂去所有的棋子，毅然切下自己的手指，只因为他不愿意与这个不配成为自己对手的魔鬼对弈。被小堀一郎囚禁在孔庙的赵寄客不愿抛下杭州人独自逃生，因为他明白“赵寄客，身在孔庙中，一举一动，杭州人都看在眼里。我在日本人面前抬一天头，杭州人心里头就长一天志气。”坚毅的赵寄客为了保住孔庙的木梁最终撞死在孔庙里。这是令人何等感动的气节啊!杭家的茶人们真正实践了孔子的积极用世与孟子“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

二、释道文化对茶人的影响

道家思想同儒学一样，都是我国本土自身的产物，道家思想的出现比儒家略早。虽然其影响没有儒学那么深远和具有普适性，但它仍是我国传统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脉。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茶与道的结合主要表现在茶与老庄的隐逸哲学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的契合上。与儒家的积极用世相比，老庄的隐逸哲学具有独到之处———“既不是为了来日进攻而暂时退却，也不是为了生命的无限延续，而是不为功名利禄束缚，以恢复生命的自然本色作为终极目的”［3］27，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消极”二字作为评价。“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及其艺术意念”［4］49而茶人们一方面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另一方面又不能苟同于世俗，渴望逸世独立的个性自由。道家讲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把人与自然、物质、精神看成一个互相包容、联系的整体。中国茶道也特别看重人与茶与自然的融合。喝茶时，讲究人、茶、器具、环境的浑然一气，从茶中体悟出大自然的道理，获得一份清净无为的美感，以达到心灵的超脱。

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与茶道的形成源于茶与禅的结合。茶提神醒脑之功效最初是适用于坐禅的僧人。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在南朝梁武帝时传到中国。禅宗主张以坐禅修行的方法“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僧人常需要长时间坐禅修行，坐禅对老和尚来说或许比较容易，但年轻僧人诸多尘念未绝，不能睡觉便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味道略苦而又具有醒脑功效的茶便成为僧人最好的解渴醒脑的工具，“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眼”。茶之成为佛门良友有其内在的道理。茶圣陆羽本人就出身佛门，其师傅积公大师也是个茶痴。由于禅宗在唐代的盛行，茶因此在唐代流行起来，再加上普通老百姓在拜佛祈愿时常饮寺院之茶，茶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品。僧人清闲，有时间对茶的味道细细品味，对茶艺的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僧人爱茶，因此常在寺庙周围种上茶树，唐代许多名茶便出于寺院，如普陀山寺僧人便广植茶树，形成著名的“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普陀僧植茶传承不断。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许多茶叶如武夷岩茶、惠明茶、龙井茶、罗汉茶都是由僧人所种。禅对于茶道的最大贡献在于对饮茶意境的提炼。中国历来便有“茶禅一体”之说，茶的凝神静气，有乐趣但又有节制，这与禅宗对佛教戒规的变通相适应。僧人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对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要与茶结合起来。唐代诗僧皎然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撒清尘”，“三碗便得道，何需苦心破烦恼”。禅宗的主旨是“静心”、“自悟”，皎然把这一精神融入茶道中。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饮茶中求得美好的韵律，这与禅的思想是一致的。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赵州和尚一句“吃茶去”，流传千古，成为禅林法语。“吃茶”在僧人们修行的过程中就隐含着坐禅，谈佛。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中国“茶道”二字首先便是由禅僧提出来的，这样，就把饮茶从技艺或一种解渴方法提升到精神的高度了。杭家人大多不信佛不信道，但杭天醉是个例外，杭天醉从小受其父影响，养成了一幅小儿女的性情，对“放浪形骸天地间的幽人处士，总是不胜歆慕。”1911年，当整个杭州城都陷入革命的浪潮时，他的妻子、朋友都在为革命奔波操劳时，他却在家中与日本客人谈茶论道，在缭绕的茶香中品味茶的历史。他总能在热闹喧嚣的背后看到一种虚无。当他发现妻子与自己的生死至交有着暧昧关系时，他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无助与空虚中，找不到精神的寄托，也看不到生命的意义。于是，他躲进了鸦片的烟雾中，希望可以暂时忘却。在戒掉烟瘾后，他转向佛、道以寻求生命之真谛，希望能借助佛道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和净化。但杭天醉从骨子里来说缺乏对宗教的虔诚，他不是一个信徒，他只是想从道家的隐逸和佛家的禅理中找到一处灵魂的避难所。

三、中日茶人所体现的中日茶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茶文化源于皇天后土，以平和、温厚、持久的儒家为核心，融合道家佛家等多家精神而形成文化体系，因此，在中国，真正的茶人一般是儒生、道士与僧人，而当茶成为文化成了茶礼以后，就以各种形式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了，于是老百姓也成了茶文化的承担者，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虽然，如今的中国已经没有像日本那样精细、严格的茶道，但是“以茶代酒”、“以茶交友”、“下茶礼”等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因此，中国的茶文化和中国的其他文化一样，讲的是“经世致用”。日本茶道与中国茶文化中的佛家茶道关系最为密切，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茶在唐朝由日本的僧人最澄传入日本，以后日本的茶和佛就无法分开了。当宋代流行的斗茶传入日本而且此时日本本土也能产茶了，他们就仿效这些形式来摸索自己的茶道路子，后来千休利设计了茶室，吸收中国唐宋茶器与方法，提出了以“和、敬、清、寂”为茶道的基本精神，要求茶人在茶室中进行反省和升华。现在日本的茶道也有了变异，他们尤其看重精巧的器具和严格程序，这些虽然都还能体现出“和”、“敬”，但“清”、“寂”就几乎没有了。而民间的饮茶与这种茶道大相径庭，很难说有深厚的文化渗透其中。由于日本武士和禅的密切关系，茶和武士道也有了很大的联系。日本最有名的茶人都是为武士服务的，如千休利、小堀远洲等等。当然，日本习茶道的茶人也为其茶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茶道创始人千休利为了谨守“和、敬、清、寂”的理想信条，对其侍奉的丰臣秀吉的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做法不能接受，剖腹自杀而殉茶，这也说明了茶与武士的密切联系。

《茶人三部曲》通过对茶人的描写，阐述了中日茶文化反映在两国茶人上的巨大差异，以杭嘉和为代表的中国茶人，骨髓和血液里都融进了中国茶文化精髓，他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尽其所能为家族和民族的生存与出路奔波;他像茶树一样宁静和平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他几乎集合了中国茶人所有的优点:平和、宁静、博古通今、柔韧、表面如冰山平静如镜，而内心却有着波涛暗涌。正是因为这样的内敛和暗含的力量，一直平和处事的他才会一把火烧了杭家的五进大院，才会用衣袖将棋子扫在地上，然后自断小指。与此相对应的是以日本茶人自居的小堀一郎，他的祖先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茶人小堀远洲，他也曾在羽田那里习过茶道，然而当他和其他日本年轻的茶人来到中国执行天皇侵华命令时，大开杀戒，使这片茶文化发源地血流成河，他们不再“和敬”，也不再“清寂”，他们的手上沾满了甚至连茶水都无法洗去的鲜血。他们的茶道精神荡然无存，因为他们只看重器物，曼生壶，兔毫盏……看重的是喝茶的方式和程式，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了一只青花瓷器而用枪打死那个抱着瓷器的中国孕妇。然而，小堀一郎这样精通日本茶道和中国文化的人，在杭嘉和面前的优越感却消失殆尽，他穿上中国长衫、说中国话，他可以让杭嘉和失去一切，然而他没有办法征服这个中国茶人的灵魂，反倒是杭嘉和的断指和赵寄客的血溅石碑让小堀一郎的精神彻底崩溃，最后选择投湖。

四、结语

《茶人三部曲》这部茶文化巨著，从描写杭家茶人入手，展示了滋生于中国文化母体中的茶文化深刻内涵和顽强的生命力。茶人在与茶的朝夕相处中，早已把茶的美好品性内化于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茶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儒释道等中国文化精神要素如碧泉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茶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王旭烽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感性，准确地把握了茶人的内在神韵，无论是嘉和、天醉、寄客、绿爱，还是杭盼、嘉草，甚至小堀一郎、吴升等等，都如同一杯好茶，值得好好的去品尝、回味，她的作品为我们奉献了一道真正的文化大餐。（本文作者：张艳 单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