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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民族学一直沉酒于自我独白，与外界较少往来，信息闭塞，较少有机会登上国际人类学舞台。究其原因，不外有四:一、中国的社会科学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尚未进入国际信息交流的大环境，尚未建立起坚定的开放意识;二、一些民族学工作者意志松懈，已经习惯于自我独白，又加上国内知识分子生活条件上不尽人意，不免把学术活动等同于维持生计，降低了知识的尊严①;三、客观上形成的在“印刷资本主义”(p:lintcapi-talism)②基础上形成的语言霸权主义;在强大的政治、经济体系影响下，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诸语言在国际交流中是优势语言，以汉语为主要交际手段的多数中国大陆学者难以发挥应有的水平，与此同时，掌握英语的中国学者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掌握汉语的非中国学者，这更加稳固了部分上由前述语言霸权主义造成的学术格局③;四、同样也是由于历史和经济的原因，成形于”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类学，以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异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其不乏“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而长期作为国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中国人及其文化，却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学者出国对欧美文化民族，进行规模研究。然而，中国人类学家并没有理由因此而放弃进入国际舞台的努力，独白常常是难免的，但对白却永远是必须的，只有参与才能竞争，只有开放才能发展。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过本土化的处理，产生了一种出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料之外的实践功能，尽管这个实践功能仍然处于探索、完善、修正、发展乃至创新的过中，但是它显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史上一笔影响深远的遗产.它深深地影响了前几代人的认知、思维和行动，它也必将深深地影响几代人的认知、思维和行动。中国近代史既是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情景下解释和发展自己的过程。马克思承认，艺术等为代表的文化内容不直接受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制约④，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相对独立走向，它有超越政治断代史和经济兴衰史的时间和空间局，用前一段人类学家时髦的术语说，它是一种社会“语法”、一种社会规则和认知模式。如果说马克思的现代继承者们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发展的话，那就是他们加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并开始注重对社会个体的研究，把它从教条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在中国人类学界，面对学科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面对与海外同人在语言、语体和理论方法上的交流困难，有些学者提出“中国特色民族学’，⑤和“民族学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口号。然而，学科并不等于意识形态，知识并不等于政治口号。对于以上两类口号，要先有鉴别分析而后予以取舍。如乔健先生言中，人类学应当是一门普及性学科，其地位就象数学、物理一样.⑥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能用种族、肤色、国界、党派、信仰、意识形态来分割的，其核心方法论应当有普遍的应用价值，各国、各地的学者对这些核心方法论的应用、发扬、修正、发展，都应看作是对整个人类学的贡献，而不应看作是某国、某地的专利和自我封闭的资本。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类学的研究者、研究对象及其非通则性的局部理论是有地方特色的，但研究者、研究对象和局部理论远非人类学学科本身。基于以上鉴别和分析，我们主张应放弃“中国特色民族学”的说法，而代之以“民族学本土化”或者“民族学中国化”的口号。民族学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旨在使中国人类学家走向世界，与海外同人更加广泛、深入地进行对话，真正成为国际人类学家队伍中的一部分，使中国人类学家的理论研究成为国际人类学家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