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与社会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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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很难摆脱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传统的文化无处不在，穿衣文化、饮食文化、住宿文化，这其中当然包括传统的法律文化，比如在现实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还是更加愿意去和谈而不是跑到法院去状告，法律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解决矛盾的最后一种手段，这种法律工具性的思维一方面消解了我们想要建立起西方那种法治主导的社会模式的理想，一方面又在人们的生活中弥合了因矛盾而产生的感情裂缝，维系着传统中国人和谐社会的理想。从这个思维模式里我们经常能得出中国目前还是一种熟人社会，与现代的法治治理下陌生人的社会格格不入的结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相较之下便是我们还是落后的感叹。我认为背后是一种典型的马克思经济式的思维，这种思维的隐含逻辑认为经济是基础，我们在这种传统文化中既然没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经济，那么我们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就是落后的就是要变革的我们就应该学习西方的法律治理那一套，还经常拿出日本人的例子以说明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那样善于学习。但是我们忽视了的是文化与经济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那种决定行的关系呢?不见得。文化这个概念有着一种心理的向度，一种精神的向度，与现实有一段距离。形而上的说，意识和物质到底谁先谁后，这是一个值得永久争论的问题呢，而不是断然的下结论然后推而广之。

总得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选择更是一种手段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经济落后就导致精神层面的落后的必然。正如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但是我们发现不如西方人吃的好就说是筷子的问题然后换刀叉。这是我们传统法律文化中对人际矛盾的化解，对大同社会的追求，与西方社会中对人权、民主、平等的追求没什么两样，我们不能得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就不如西方对民主人权的追求的结论。民主人权的追求用法治，和谐社会的追求用调解。当然你想用调解的方式去追求民主法治这又是另一个问题，这不是调解的错，是人的错，我们经常搞不清手段与目的的分野，不仅混用两个概念而且混用其中因素的概念归类。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讲是心理层面上的，我们作为一种高级动物，意识中自身存在意义的思考是我们经常的疑问。这种疑问往往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追求，对自身存在的怀疑，对安全感的渴望求，换做文化概念上就是一种对于文化的依赖和寻根。法律不管是想要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一种信仰，都必须对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做出较为积极的回应，否则便会体现出各种的水土不服或者遇到各种阻力。这个时候我们将法治这个词语重新定义，我认为就是有必要的。法治这个词语我们经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一个就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模式，这个意义上的法治是一种技术，一种手段，工具意义上的存在。另一个就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追求，这个意义上法治是一种理想追求，其中填充了西方法治社会中各种价值:民主、人权、自由，这是一种理想层面的存在。

这两种面向的划分有利于解决我们所说的中西方法律文化中的冲突问题，并且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我们必须区分好这两个意义法治，不忽视这两种面向才能更好的进行讨论。将法治理解为工具意义上的一面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工具中的价值内涵丰富起来，比如将这个法治的价值中赋予一种消讼理想，换句话说消解法律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这是我们大同社会中的理想实现，这虽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如此才是值得追求的，就如同自由和人权一样，价值理性的追求让我们人类有了北极星，这也许就是中国的法律文化中的北极星。当然我们对中国的法律文化进行挖掘或会有其他的价值引导。一旦我们将中国式的法治确定下来，也许作为中国人的那种心理归属感才能理所应当的找到，找到中国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和一定程度上解决民族寻根的要求。

以上的讨论只是为了回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义在现代社会中肯定问题。其实涉及到具体的操作层面上，还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冲突的问题，毕竟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在法律中的碰撞问题，我们不能因为以上各种原因就能积极乐观的看待这一碰撞。如何处理好这一碰撞也许公民社会和伦理社会的两分法是一个解决途径。这种社会的二元构造既可能化解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追问也可以吸收现代公民社会中的对于政治的要求，建立一个精神和经济都有所归属的现代中国形象。

我们对于西方社会的法治模式向往的一个理由是，西方成熟的法律体制亦或者说是宪政体制更加稳健的发展经济，更好的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使人活的有尊严有安全感。这点是事实证明，没有什么好疑问的，但是我们究竟以何种方式来学习这套模式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不适合中国土壤孕育出民主法治的，但是这个前提假设并没有说明，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中是必然和西方的民主法治是不可调和，是东风压倒西风式的斗争。传统的法律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使得我们必然要吸收西方的宪政理论，尽可能的提出民主，平等，自由的要求。政治上分权理论实践和选举制度的完善，以及面对政府的言论自由的等针对公权力的要求的主要吸收西方的法律框架和制度设计，追求人人向往之的普世价值。

当然还可以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对官员的限制，比如施以仁政，下级官员要敢于直谏，孝敬父母，爱护自己的家庭，忠实于国家和民族。对于违背以上官员基本伦理的，就引用西方的选举替换下去，有序的实现政权的轮换。这样中国的官员身上既背负了基本的人权要求又要做人们心中的传统的道德模范，总之，等级有序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没有用好;尊重上级是好的，但是不能媚上;接待礼节是有的，但是要在人民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建立官员和政府的权威是应该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在权力的制约基础之上;倡导庭前调解是好的，但是应该在尊重两造自身的逻辑上进行，不得人为提倡和高压干预。只有在公权力逻辑当中以西方限权的基本法律框架为基础，融入中国官员自身的伦理逻辑才能有一个适合于中国自身的政治法律环境。这种法律环境的建立一部分原因是形成较为成熟公民社会，一部分是这群公民社会中有着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政治。

在社会中私法层面上来讲，可以更加贴合自己的伦理和道德逻辑。将一些中国传统的孝敬父母等伦理性因素描绘到民法中甚至可以入刑保护，中国人更加注重名誉问题，实质上是推崇道德的逻辑，那么在精神层面上更注重对于传统道德的违背精神赔偿，加强一些公民的传统仁、义、礼、智、信、忠、孝、悌、义、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的儒家要义。在公民的私社会中尽可能使传统道德的控制力体现在生活中的各方面，然后辅之以融合了一定的传统道德的法律衔接。实际上就是建立一种公民自治的大社会和私权社会，将政府囿于这种成熟的传统道德公民社会中去，尊重社会中公民自由的逻辑，当然这种逻辑的背后就是传统道德和以及融入部分道德的法律支撑。

二、结语

总之想要处理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西方的法治文明之间的冲突，最重要就是要分清楚在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逻辑的不同之处，从而让不同的控制体系发挥各自的作用。传统的法律文化是有价值的，但是如何运用这种价值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就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鸵鸟向来就是飞不起来的。

作者：孟岩 王小霞 单位：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