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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3旧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了第一次苏蒙民族学学术报告会。这次会议是按照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和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制定的科学协作计划召开的。会议共听取了21篇报告，民族学术论文其中苏方7篇，蒙方14篇。蒙古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山二纳查格道尔吉致开幕词，他强调了苏蒙两国民族学合作的目的，以及1983年两国学者在乌布苏省共同进行田野考察的成果.
会上C·巴达姆哈坦(乌兰巴托，蒙古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首先作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民族学研究的迫切问题》的报告。他说，科学的民族学是在蒙古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并成立了共和国以后才开始形成的。如果说老一辈学者们最初的究仅仅是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那么后来，特别是1940年蒙古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道路后，他们的研究则转向了具有重安现实意义的间题方面、如:指导经济的合理方式、牧民经济集体化的形式等等。蒙古学者对蒙’古游牧文化在中央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所作的研究，为民族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六十年代起，蒙古的民族学家们系统地考察蒙古境内各个部族和民族群;一匕十年代起，，又开始研究蒙古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民族习俗论文牧民和城镇居民的新习俗等重要题。当前特别紧迫的研究课题是:蒙古民族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现代民族文化过程。
A·M·列舍托夫(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的报告分析了蒙古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民族人口组成的情况。据H·M·迈斯基的资料，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蒙古境内共有人口六十四万七千五百人，基本民族组成是:蒙古语民族和突厥语民族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人，汉族十万人，俄罗斯族五千人。诸蒙古部族之间，语言上能互相理解，社会经济上保留了部落结构和封建关系。随着当时政权和国上的分裂，民族结合过程中断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也被抑制了。另外，喇嘛教也给予社会人口结构以一定的影响。列舍托夫认为，接近二十世纪时，诸蒙古部族在发展水平上是封建阶段民族，然而在政治关系上，象帝国主义时所有东方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一样，是资本主义阶段民族。
几·n·波波娃(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报告探讨了十九世纪蒙古社会民族自觉意识的形成问题。新出现的社会现象首先是同该时期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如:商品金融关系的发展、蒙古族居民贸易活动的开展、城镇居民增加及其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增强等等。清王朝统治下蒙古人的民族自觉过程可分为两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十九世纪上半叶):蒙古语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了，民族学风俗习惯论文如尝试把蒙古语作为专门课程列入寺院学校，社会产生了将宗教作品从藏文译成蒙文的需要等等。第二阶段(十九世纪中叶至后半叶):通过文学著作宣扬民族统一思想。还有第三阶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与民族解放意识及宣传蒙古主权国家的思想联系着的。许多报告都论及古人类学问题及古代与现代诸蒙古部族的起源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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