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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随着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意识形态浪潮。①Anthony D. Smith这样来定义民族主义: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国家”。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因应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西方的冲击下而形成的民族复兴运动,余英时用“羡憎交织”的心态来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而王赓武更将这种“对光荣的过去所持有的真挚信念和对伟大未来的期望进行紧密联系”的民族主义形态表述为“复兴型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首先在知识分子中形成,随后由他们借助传统文化以社会动员的方式把原来已经存在的族群意识转变为政治性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而据张灏的考察,“中国民族主义的心态,大可溯至十数年前的个别人物,王韬、马建忠和郭嵩焘都是民族主义式的思考者,但在一八九五年后,民族主义才俨然成为知识分子的运动,而激起了广泛的自觉。”
对于领导或卷入中国民族主义漩涡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绝大部分是在“家国同一”的时空里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的建构或推动,即在地理概念上,其出生的“家”包含于他们致力建构的“国”之中,即使是诸多具有多年国外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也鲜有将国外看作自己的“家”的。而本文将讨论到的海峡华人伍连德、林文庆则与以上提及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有着鲜明的差别。②他们出生在中国以外的南洋海峡殖民地,他们的父辈已经开始在那里定居,而且他们从小接受英文教育,甚至不谙中文。伍连德与林文庆很自然地将南洋或马来亚当做他们的“家”,但随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浪潮的兴起,他们又回到中国服务,进而不同程度地卷入到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中去。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他们可以被看做是游走于“家”、“国”之间的海峡华人;同时,身处政治统治边缘的他们又受到中国民族主义之外其他形态民族主义的影响,使得身为海峡华人的他们实际上处于多种民族主义漩涡的交界区域或边界地带。由于父辈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联及其天生的华人特性,他们很容易被卷入正在寻求复兴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漩涡中;由于他们的英文教育背景以及英国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的优待政策,他们也很容易走向对英国或英国民族主义的归顺与认同;同时,由于他们与其他海峡殖民地的民众生活在共同的土地上或归属于同一殖民政府的管辖,他们也有诉诸于将共同的、本土化的“家”建构为新型“民族国家”的潜在可能。
伍连德(1879—1960)与林文庆(1869—1957)都是19世纪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在其“家乡”南洋,他们与另外一个海峡华人宋旺相被合称为“海峡华人三杰”。从海峡华人到贡献中国的知识精英,伍连德和林文庆有着十分相似的人生轨迹:他们在华人家庭环境下成长;在英女皇奖学金(Queen s Scholarship)资助下到英国名校攻读高级医学学位;回返马来亚后致力于当地华人社会改良运动,还先后娶了互为姐妹的中国女子为妻;投身中国后又贡献专业知识于“祖国”; 1937年后则回归南洋定居;甚至之后同样被中国历史所淡忘。这种马来亚———英国———马来亚———中国———马来亚的相似人生轨迹,使得他们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可资比较的方面。
伍连德于1879年出生于马来亚槟城,②其父伍祺学祖籍中国新宁(台山), 16岁时即到马来亚谋生,其母林彩繁则为第二代土生华人。与之相类似的是,林文庆生于1869年,其祖父来自中国福建海澄县,祖母与母亲均为娘惹(土生华人女性)。虽然他们均在土生华人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母语极可能为既不同于中国国语也不同于中国地方方言的“马来语”,但幼时家庭生活中诸多中国文化元素的记忆,仍然为他们以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亲近准备了条件。伍连德就在其自传中写到“在童年时代使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过年”,而且详细描述了新年放鞭炮、收红包、谢神节及元宵灯会的诸多欢喜记忆。“正月初一日晨,大家都起得很早,儿童们尤显得兴高采烈,因可分得红包,这是大人们赏给孩子的钱,数目不拘,用红纸包着,因此称为红包”。这样的童年记忆,即使和在中国本土出生及长大的中国人也相差无几。现在虽然难以找到林文庆幼时生活的细节,但可以推测,当时的海峡华人家庭仍然有诸多的中国元素弥漫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而且,林文庆在12岁丧父后,一直由祖父林玛彭抚养长大,而林玛彭是个文人,又是第一代中国移民,其“对福建方言的掌握、对闽南乡土的追忆、对中华文化的认识,都会给予儿孙潜移默化的影响”。
伍连德于1886年进入英文学校大英义塾(Penang Free School)接受教育。根据其自传的描述,他对在那里的学习生活是较为满意的。“这是槟城的大英义塾,不但是免收学费,在思想与信仰上都是自由的。”[8]而林文庆幼时虽然曾在福建会馆附设的书院读四书五经,但不久就转入吉宁街(Cross Street)的政府英文学校就读,并于1879年升入英文学校莱佛士学院继续读书。在莱另外一位是宋旺相。有关海峡殖民地及海峡华人概念,请参阅黄贤强:《活跃于马来亚与中国的医学博士———论伍连德的族国认同》,《时代变局与海外华人的族国认同》,台北: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佛士读书期间,林文庆在英国人胡列特(R. W. Hullett)的帮助下才顺利完成学业。①林文庆于1887年获得专为海峡殖民地学生所设的英女皇奖学金到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而伍连德也于1896年在考得英女皇奖学金后到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医。林文庆在英国学习六年(1887—1893),获得医学内科荣誉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伍连德则于1903年返回马来亚,在欧洲生活了七年左右。由于伍连德和林文庆均为英女皇奖学金的受益者,且在英国受到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他们对英国的培养自然是充满感激的;此外,大英帝国在他们留学的时代也正处于维多利亚统治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们也自然会羡慕于英国科学的发达和文明的进步。伍连德在其自传中回忆到严复时提及,“他(严复)常赞美英国人之坚强的性格和守秩序的习惯,这一点,我(伍连德)是和他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