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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的英文版序中说:“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件比义和团运动更广为人知。……义和团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不同寻常地吸引了国际间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普通中国农民起来把他们所憎恨的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赶出中国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因此，它是中国群众性的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位美国学者的书，我多年前买来并且翻过，并不怎样吸引我，但 “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却令我眼睛一亮。民族主义的内涵丰富而模糊。
从秉有民族主义情绪和精神的主体方面来区分，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这三者之间当然没有截然的区分，但比较起来，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更加没有理性，更加鲜明地表现出蒙昧和疯狂的特征，也更加具有“祸国殃民”的效力。 “义和团运动”应该说是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的源头。“义和团”的兴起，固然原因并不简单，但他们对当时的“洋人”的憎恨，也实在不能说事出无因。他们的所作所为之野蛮、愚蠢和残忍，却也实在是无须避讳的。例如，他们把杀戮和打击的人物分为“十毛”。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洋人。洋人被称为老毛子或大毛子，当是格杀勿论。其次是信 “洋教”的中国教民，他们被称为“二毛子”。“二毛子”必须退教，否则亦杀无赦。再往下，用洋货、行洋礼者，都在杀戮和打击之列。在“义和团运动”盛行之时，民间甚至有因不知“洋货”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钉”而至于满门被抄斩者。这里所说的，当然还只是“义和团”的“英雄壮举”之一部分。而且“义和团运动”中诞生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并没有随着“义和团运动”的终结而终结。作为“义和团运动”的精神遗产，“群众性民族主义”从此便存留下来，不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表现自己。
例如，“文革”中“红卫兵”的某些行为，就不妨视作是以“革命”名义出现的“群众性民族主义” 的宣泄。 最近几年间，我常常想到“群众性民族主义” 这一说法。日本人的“珠海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辱华事件”，都闹得沸反盈天，其间民众的一些言行，都可以用“群众性民族主义”来概括，尤其是互联网上众多“民族英豪”的言论，真让人感到像是“义和团运动”的复活。 “见义勇为”者之稀少，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现象。各地以行政手段大力鼓励、表彰所谓“见义勇为”的行为，诸如设立“见义勇为奖”、中学生而有“见义勇为”纪录者高考时可加分，等等，都说明当下愿意和敢于“见义勇为”者实在不多。
流氓凌辱少女而路人袖手、小孩失足落水而众人作壁上观、车匪路霸用一柄真刀或一把假枪便令满车青壮年钳口结舌、悉数奉献……类似的报道时现报端。凡此种种，都昭示着正义感的普遍淡薄，都意味着人们心灵中“良知指数”和“义勇指数”的低落及对邪恶的承受力的过分强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对外国人在中国的言行则十分敏感、极为计较。只要觉得外国人的言行表示了对中国人的某种不敬，立即便群情激愤，杀声四起—在“良知指数”和“义勇指数”低落的同时，是这种“群众性民族主义”的高涨。这也告诉我们:“群众性民族主义”与真正的“良知”和“义勇”无关，甚至与真正的 “良知”和“义勇”是不相容的。因此，对外国人在中国言行的敏感和计较，说到底，是以极度自尊的面目表现出的自卑，是“义和团”之精神遗产的鲜明表现。
